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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这一时期关中已经不是统一政权的都城，偏安于关中一隅的割据政权如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又不可能从关东的敌国运来粮食物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已经不再由关东向关中大量运送粮食物资。这样，渭河的货物航运就比西汉要衰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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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在长安城北的横门外设有邸阁，存储粮食〔25〕。在这里设置粮仓，显然是与渭河航运有关。自从汉末分裂，直到晋室渡江以前，魏晋两朝国都长期设在洛阳。三国时由于蜀汉常自汉中向曹魏控制的关中进攻，长安城成为曹魏防御或者进攻蜀汉的军事大本营。因而，需要经常囤积较多的军粮，邸阁的设置应当就是用来储存通过渭河运输来的粮食〔26〕；而邸阁之下的渭河岸边，也就是粮食下卸的码头。曹魏邸阁的设置，不仅说明三国时渭河水道上仍有粮食等物资的运输，而且反映出东汉时也有可能利用渭河航运关中的粮食等物资，东运到都城洛阳。可是，在这以后，渭河上的物资运输就日趋衰落了，只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偶然见有利用渭河航道水运粮食的记载。如晋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雍、益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27〕。在这样严重的旱情和疫情肆虐之下，关中地区已经是一派“荆棘成榛”的荒凉景象，时人潘岳叙述说，为此朝廷不得不设法行用由河水入渭水的水上运道，在河东地区征集所谓“绛阳之粟”，以“浮于渭滨”，赈济关中饥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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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虽然亲航渭水，探查倡导，可是，直到孝明帝时，渭河仍然没有恢复物资运输。因为依据记载，这时河东、华州等地向朝廷交纳的绢布租粟，还都要用车运送。尽管当时一些官吏一再筹划改陆运为水运，用雇车的钱来造船，可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施行水上运输〔29〕。由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也没有辟为运送租粟布帛的航道。因为河东的物资如果用船只运输，一定会使用这条航道，当时没有用船而是用车，就说明这段水路也很少有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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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南侧汉江及其支流丹江以及嘉陵江的航运情况，没有留下多少明确的记载。虞诩在武都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水道，对于武都的粮食运输，发挥了很大效益，史称通过虞诩的治理之后，“水运通利，岁省四千馀万”。由于戍卫将士的粮食有了充分保障，也维持了边境的安定〔30〕。此外，从前代的情况来看，至少在汉江上是应当有航运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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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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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期，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船只名称，可是在今陕西境内使用各类船只的情况，却缺乏具体的记载。陕西的航运在当时并不发达，因此，我们不能率然推断这些不同类型的船只在陕西也有应用。这一时期陕西的航运船只，值得重视的是王镇恶伐秦时使用过的“蒙衝”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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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衝”又写作“艨衝”，是一种外形“狭而长”的军用战舰，往往用于“冲突敌船”〔31〕。由于它专用于军事，适于水战，所以朝廷严厉禁止私人拥有〔32〕。因为它具有良好的水战性能，因而又常常被称为“蒙衝斗舰”。三国时周瑜火烧赤壁，使用的就是这种船只〔33〕。刘裕北伐姚秦，师出于江南，一路上是水陆并进，所以，这种“蒙衝”战舰也应当是从南方开来。“蒙衝”舰上架有舱蓬。周裕火烧连营时，是把柴草藏在舱篷里边；王镇恶溯渭西进时，则是把水兵潜伏在舱内。当关中乡民目睹这种见不到人在外面活动的船只时，竟然惊奇得以为是神物，可见当地本来没有这种类型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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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镇恶所带领的南方水师，非常娴熟于水战。当时晋朝对于水战，已经有很具体的战斗条例。条例中对于舰队的部署配备、各种船只间的相对距离，都做有明晰的规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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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尽管大多数时期全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可是各个政权对航运尤其是漕运的管理，却仍然相当重视，大多设有专门官职。在东汉时期，河渠航运水道的大规模修建，由司空主管〔35〕。河渠的维修养护，东汉由河堤谒者负责；曹魏沿承未改，另设有水衡都尉，主管“天下水军舟船器械”。西晋则设都水使者，负责整个航运方面的工作。在都水使者下面再设河堤谒者，管理河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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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方面，西晋在大司农下还设有四个护漕掾，分管东、西、南、北四方的漕运〔37〕。在基层政府组织中，西晋在各州都设有一名都水从事，负责有关航运事务〔38〕。此外，在曹魏和西晋时期，朝廷还设有专门负责水利漕运方面事务的秘书官员——水部尚书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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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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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3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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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4a—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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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四《文帝纪》注引曹魏苏林语，页107。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一○晋潘岳《西征赋》唐李善注引《雍州图》，页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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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影印清同治陈昌治刻本）水部，页225。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7a。《尚书·禹贡》伪孔传，据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页308—309），并参据胡渭所做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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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六《崔亮传》，页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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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第四章第十一节《渭水三桥和蒲津桥》，页22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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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黄盛璋《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原刊《文物》1974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51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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