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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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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二十四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29〕。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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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升原渠的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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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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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郿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30〕。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汧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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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谓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见于《水经·渭水注》〔31〕；一说谓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以及《晋书·食货志》〔32〕。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33〕，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34〕。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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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七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郃等率军先行入关〔36〕。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这一计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37〕。卫臻到长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郃击退，卫臻计无所施，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38〕。因此，卫臻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再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39〕，即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记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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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40〕。直到唐代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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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姜行本在汧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汧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汧水东流，以通水运，名为升原渠〔41〕。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汧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汧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42〕。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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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运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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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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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44〕。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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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幹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过长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幹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45〕，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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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幹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河上分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渭河〔46〕。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幹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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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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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湜提出了一个新的运输方案。崔湜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过，崔湜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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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人认为崔湜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48〕。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浐河〔49〕，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50〕。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51〕。从商州上洛凿山筑路，沟通丹、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灞河的正源〔52〕。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湜沟通丹、灞二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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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湜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53〕，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湜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湜也重归长安〔54〕。因此，这条石门新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湜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55〕。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四年，其间又“数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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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的开发价值。崔湜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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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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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56〕。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分艰难，在县西北五十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57〕。整个三百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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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来代替陆运〔59〕。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三百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二百里。百姓大为便利，为此专门延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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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人之手。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1〕。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治所下辨〔62〕，泥公山在县西二十里〔63〕。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二百里〔64〕。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二百里之数；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一百多里，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65〕，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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