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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44〕。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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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幹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过长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幹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45〕，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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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幹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河上分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渭河〔46〕。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幹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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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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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湜提出了一个新的运输方案。崔湜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过，崔湜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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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人认为崔湜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48〕。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浐河〔49〕，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50〕。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51〕。从商州上洛凿山筑路，沟通丹、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灞河的正源〔52〕。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湜沟通丹、灞二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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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湜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53〕，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湜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湜也重归长安〔54〕。因此，这条石门新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湜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55〕。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四年，其间又“数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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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的开发价值。崔湜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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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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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56〕。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分艰难，在县西北五十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57〕。整个三百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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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来代替陆运〔59〕。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三百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二百里。百姓大为便利，为此专门延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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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人之手。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1〕。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治所下辨〔62〕，泥公山在县西二十里〔63〕。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二百里〔64〕。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二百里之数；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一百多里，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65〕，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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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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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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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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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67〕。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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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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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69〕。开挖漕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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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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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从关东陆运二十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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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71〕；大中、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72〕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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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74〕。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75〕，所以，对这两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76〕。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之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77〕，而长安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78〕。北太仓的渭河运输码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滉、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西渭桥仓”〔79〕，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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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一起跑到洛阳去“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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