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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天宝二年广运潭开成庆贺典礼时，韦坚曾在潭内陈列二三百只运船，每条船上立牌标明郡名，船上则堆积各郡特产，包括广陵郡的锦、铜器，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纸墨等等，各种生活物资，几乎应有尽有〔99〕。然而，这只不过是韦坚为邀取玄宗皇帝宠幸而有意摆布的场面，并不能说明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资都要通过漕渠或者渭河来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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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隋唐时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运输活动，虽然在整个渭河航运史上也称得上是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航运高峰，可是，却不宜因此而过高估价当时的航运发达程度。在韦坚开凿漕渠之前的开元年间，每年从关东运送粮食一二百万石到京城，这应该是渭河航运在唐代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可是，当韦坚凿成广运潭后从关东取来二三百艘船只陈列在水潭当中时，关中父老竟然会因为“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视之以为奇观〔100〕。由此可见，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没有太多船只，开元年间的漕额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陆运的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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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河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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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陕西境内黄河上的航运，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东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运河东的粮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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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皇三年初兴漕运，就在河东的蒲州置有募集来的“运米丁”，这应当是为漕运河东以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到京城〔101〕。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关中漕运的时候，更是专为运输河东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当时，这些地区的粮食在河东黄河上装船以后，再顺流南下至渭河口，转从渭河溯流而上，西运长安城，“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一直运送到东渭桥仓〔102〕。河东一带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现在已经无法考索，不过，当时汾水可以直接与黄河通航〔103〕，所以，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码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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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河道上还有木材运输。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附近由于缺乏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岚州和胜州一带去采伐购买〔104〕。岚州在今山西岚县、合河、岢岚一带，位于吕梁山区，西临黄河；胜州在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在这里采伐木材运到长安城，只能利用黄河顺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运。当时朝廷在胜州设有一百二十名“转运水手”，应当就是负责漂运木材〔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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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州和胜州这两个州，除了向长安漂运木材之外，每年还要向黄河上的大阳桥和蒲津桥两所浮桥漂送一定数额的木材，用于修护更换浮桥的“脚船”。大阳桥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北侧，蒲津桥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侧。供应这两座桥木材的还不只岚、胜两州，在黄河东岸，由岚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个州，它们也要给大阳桥和蒲津桥漂送木材〔106〕。因此，在唐代，今陕西东部的黄河河道上从北向南，应该到处都有木材漂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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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漂流可以单放，也可以组扎成木排漂放，估计朝廷组织的这种大规模木材运输，当时应是采用后一种排筏形式。北宋时由秦陇地区向开封城里运送木材，就是将原木联结成“巨筏”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来印证唐代的情况〔107〕。不管怎样，在河面上运送木材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运输形式，与一般通过船只装载运输的货物大不相同，倾覆触礁等一系列重大航运危险远不如普通船只严重，因此，能够漂运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够通行一般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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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陕峡谷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险，当时还不能通航。唐人陈鸿的《东城父老传》中曾记载说，开元年间敦煌“岁屯田实边食，馀粟转输灵州。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108〕。过去许多人都根据这条材料，推论说当时是从灵州（今宁夏灵武）用船装载粮食，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直到太原仓（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东城父老传》的原意。《东城父老传》原文中的“转输灵州”与“漕下黄河”这两句话，讲得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讲的本是漕运江淮粟米入太原仓事〔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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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中的木材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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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为了在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修建各种宫殿寺观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长安城运输了许多木材。此外，长安城内外的百官僚属，也需要定量配给木材，用作薪柴。这些燃料用木材，有时可能也要利用水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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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原渠是运输木材的一条主要渠道。历史文献在记述武德八年姜行本开浚这条渠道的时候，只是记载为“通运”或“通漕”〔110〕，没有明确交待用来运输什么货物。岐州和陇州一带是唐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区，所谓“陇坻之松”，作为优良建筑制作用材，倍受当时人称赞〔111〕。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陈仓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献记载渠道中有“船栰”通行，由岐州直抵汉长安故城〔112〕。“栰”就是木筏，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不可能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用木筏运送什么货物，这应当就是顺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则天垂拱初年，又有记载由升原渠运输岐陇木材到京城长安〔113〕。到了开元年间，京兆府和岐、陇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七千人，每人各向京城输送木橦八十根，于春、秋两季送到〔114〕。同时，在陈仓也设置了固定的采伐营造用木材的百工监〔115〕。升原渠这时依然完好使用，当然也仍在用于运输木材〔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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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元年韩朝宗分引渭水开挖的运输渠道，根据前文所做推测，其引水地点应当在今陕西周至县终南镇一带，而这里正是唐朝将作监下设的主要木材采集机构就谷监的所在地，就谷应当就是今终南镇西面的山谷峪〔117〕。显而易见，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监采伐的木材运到长安城内的西市西街。只是这条渠道后来再未见到记载，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实际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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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城附近设置的采伐营造用材的机构，除了陈仓的百工监和周至的就谷监外，还有库谷监和斜谷监，“皆在出材之所”〔118〕。唐代郿县有斜谷，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称作斜峪，即秦汉以来褒斜道北段所经由之终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经今郿县北注渭河〔119〕。西汉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就是想开发斜水河道，从事航运。但是，当时经过一番整治，水流还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岩石阻碍，没有能够如愿行船。不过，溜放木材却不大受河道限制，完全可以顺流而下，直入渭河。显而易见，唐斜谷监就应当设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边，利用斜水、渭水水运通道漂运材木至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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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都记载“库谷监在鄠县”〔120〕，但这种说法却应当存有讹误。鄠县有库谷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清人毛凤枝逐一考核陕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称，也没有能够找到这个“库谷”一丝一毫痕迹，只好以“未详所在”作罢〔121〕。另一方面，很多文献都记载在蓝田县东南有一库谷，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界的库峪〔122〕。因此，按照常理，库谷监就应当设在这里，与鄠县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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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又何以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谬误呢？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载，都是先列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六监，然后逐一说明上述诸监所在的地点，可是，《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在这些具体说明中，却都缺失有关斜谷监所在地点的记述。清人刘毓崧早已发现《旧唐书》这一处文字有违其常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氏并未能识破问题所在，他只是很随意地推测说：“按自百工至伊阳凡六监，注中备列五监所在之地，独不言斜谷监，《六典》亦然。疑此监即在斜谷，故耳。”〔123〕斜谷监固然应当是设在斜谷，但正如刘毓崧对《旧唐书》这部分内容所做校勘显现出来的那样，该书说明百工等诸监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设在某县境内，因此，斜谷监也不应位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处何县；况且《旧唐书·职官志》下文记“伊阳监在伊阳”，也没有因为监名与县名相同而省略不记，刘毓崧所说并不合乎情理。结合库谷监位置的明显讹误，可知《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对这两个监位置的记述，显然存在着文字脱佚和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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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旧唐书·职官志》记述百工等六监位置全文为：“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盩厔（原作“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据《大唐六典》订正），库谷监在鄠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124〕依据这一段话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关斜谷监位置的论述，可以推测，《旧唐书·职官志》原本应当是相继记述库谷监和斜谷监的位置，书作：“库谷监在蓝田，斜谷监在郿县。”而现今所见文本则是脱漏了库谷监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监的前半部分；复又因“郿”、“鄠”二字形近，将“郿县”讹作“鄠县”。于是，这两句话就被误连为一句，成了“库谷监在鄠县”这个样子。估计《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所依据的史料，都已经同样存在上述舛误，所以，在这两部书中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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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县的库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浐河，库谷监采伐的木材，可以通过浐河向下游溜放，运送到长安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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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斜谷监和库谷监，百工监和就谷监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运。直到北宋时，还通过渭河向东都开封大量输送岐、陇一带的木材，“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125〕。由此看来，唐代当然不会不利用渭河漂运木材到长安城。由升原渠向东运来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进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上游运输一段路程，才能运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汉长安城故城处。从咸亨三年时船栰由升原渠运抵汉长安故城这一点来看，这些木排应当是运到了北太仓下的中渭桥码头附近。因而，这里不仅仅是粮食运输的港口，还是木材运输的码头，而且作为木材码头的作用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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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上的木材运输，不仅限于长安城以西河段，在长安城以东的河段上，也有木材运输。前面叙述的开元年间朝廷到岚、胜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顺黄河运送到渭河口后，或许是改用陆运，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转入渭河，使用拉纤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运到京城。唐末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到洛阳，拆毁长安城宫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间庐舍，收取木材，“浮渭沿河而下”〔126〕。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材运输。唐长安城范围广大，与今西安市区相差不多，隋唐两代，经营多年，宫殿壮丽，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邸也都很奢华，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数额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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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运输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这些，只是文献记载有缺漏，有些已经不能清楚地复原当时的状况。譬如前面讲过的长安城西的南山漕河，显然也是用于输送终南山的薪炭。另外，开元、天宝年间在蓝田县城附近也修过一条渠道，兼用于木材运输和灌溉农田〔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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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运输其他物资；而且在渭河和升原渠上，也只是漂运木排或是较为粗大一些适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时也不便漂运，只能用车陆运。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凤翔给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数车薪柴〔128〕。薪柴这样的重物还要用车来运，那么，其他一些轻货通常就更不会用船水运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漂放木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宜船只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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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陕南的水上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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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淮地区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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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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