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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敏求《长安》、《河南》两志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代《两京新记》的作用，但是对于隋唐长安、洛阳两城来说，《两京新记》毕竟是更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河南志》久已亡佚，今只能从徐松录自《永乐大典》的元《河南志》中见到其部分内容；《长安志》传刻之间也多有阙讹，世无善本。因此，整理辑校《两京新记》的残卷和佚文，对于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来说，仍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工作。为此，十几年前，我在研究隋唐东西两京时，尝试着在上述前辈学者诸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做一个辑校《两京新记》的辑校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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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做的辑校工作，是以曹元忠和平冈武夫的辑本为基础，又增补了若干条新发现的佚文，残第三卷部分则采用了福山敏男的校本作底本；同时，查核有关文献，重新做了全面的校勘。在辑校过程中，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妹尾达彦先生提供了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和平冈武夫《两京新记续拾》，为进行这一工作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此外，黄永年先生提供了所藏陈子怡《校正两京新记》；周绍良先生提供了所藏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并对这一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我的恩师史念海先生，更对整个辑校工作，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只是由于我个人学识有限，辑校工作一定会有许多错误，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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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辑本，卷次仍依原书编为五卷。卷目划分大体依照福山敏男的看法，但略有一些调整。根据残第三卷的书写形式，可以推断《两京新记》原书分为大字正文与小字双行自注。这次辑校即参照残第三卷的情况，对所有佚文都做了大小字划分编排。此外，这次所做辑校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参照《长安志》等书仔细编排了各条佚文的次序。在佚文编排的具体做法上，有一点与现在的一般做法略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没有把出处不同而文字互有优劣的同项佚文并列在一起，而是择善而从，选取其中一条，如果出自他处的同项佚文有可资校补处，则或做出校勘说明，或从中剪取有关章句补入，并同时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大辑校本的可读性，便于查阅；而每一条目、章句下面明确标注的出处，也可以保证深入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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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学识所限，校勘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很多疏误之外，我自己意识到这个辑本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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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没有直接利用原卷子本进行校勘。这样在个别地方，有可能影响到文字的准确性。日本的学者，有条件更好地利用原卷子本，我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我指出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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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目的重新编排，有过多主观的拆解，这样可能很不符合韦述书的原貌。当初我的考虑主要是便于阅读，特别是给专业的研究者查阅，出于专业工作者在研究时一定要复核原书的考虑。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做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拆解编排的结果，很可能使某些条目的语义，与原著产生一些微妙的差别，这有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希望诸位在使用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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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时没有条件通过电脑检索电子文本，佚文的辑录，现在一定可以通过电子检索，做出一些补充。我本人因为很少使用电子文本，所以，一直也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将来若是有机会重印，我将充分利用电子手段，对此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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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是十几年前做的工作，出版时由于时间紧张，我自己也没有校对，还有一些排版印刷的错误，也只能留待将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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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辑校过程中，通过对一些具体条目的校订，还对福山敏男先生的研究结论，做了一点点补充，即福山敏男先生根据《两京新记》残第三卷太平坊舒王元名宅条“今为户部尚书尹思贞居之”一语，以及《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两京新记》明教坊开府宋璟宅条，考定《两京新记》中出现的最晚年代是开元八年，从而确认了《玉海》关于《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的说法。今案福山敏男的见解是十分正确的，但《两京新记》中出现的最晚年代不是开元八年，而是开元九年。残第三卷光德坊京兆府廨条下载京兆尹孟温礼修葺府廨事，福山敏男校本作开元元年，而此“元年”应为“九年”之讹（详见本书校记）；又义宁坊化度寺条下今福山本有开元元年敕令毁除三阶教无尽藏事，这个“元年”同样也是“九年”之讹（详见本书校记）。这两条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福山敏男先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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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两京新记》研究与《唐两京城坊考》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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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和研究《两京新记》，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而就隋唐东西两京研究的史料而言，清代学者徐松编纂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自从问世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最为系统、全面同时也是比较准确可靠的文献，晚近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其视同第一手史料，这在清人著述中，是颇为少见的，可见其受到遵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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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主要根据新近出土的墓志以及笔记小说等唐宋史籍中的资料，进一步为《唐两京城坊考》补充新的资料，做出了很大成就，为研究隋唐两京各项历史和地理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资料的增补工作固然相当重要，但就学术研究的难度而言，却相对比较简单，比这更为复杂、同时也更重要的研究工作，是订正《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错误。这是因为在《唐两京城坊考》当中，存在着很多错谬的地方，这些错谬的记述，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空间问题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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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修订出相对比较完善的《唐两京城坊考》文本，我初步考虑，有如下这样几项工作，需要在徐松原书和现代学者补充资料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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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订正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空间位置的错误，恢复到其本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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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订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的时间、里坊内居住的人物及其身份地位等历史事项的确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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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补充、考订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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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好从文献学角度，对资料的可靠性作出一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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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将隋代的设置与唐代的设置，做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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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1）、2）两项工作，性质相近，都需要从对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等基本文献的考证入手，区别只是第2）项工作还需要更多地参稽其他隋唐文献。但在这当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考证各项设置的空间位置。为此，则首先需要做好对《两京新记》文本的考订，其次是宋敏求的《长安志》。这两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设置的空间位置舛乱问题。考订《两京新记》的文本，一方面，可以直接解决一些《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疏误；另一方面，更多地是通过订正宋敏求《长安志》的文本错谬，间接地订正《唐两京城坊考》的谬误。上述第1）项工作，我过去做过一些，积累有一批资料，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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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项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可以继续完善。这主要是过去的工作，很偏重出土墓志，这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需要继续收集；不过，相对而言，对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还应该继续广泛搜采。同时，不管是新收集的史料，还是过去自徐松以来编订的史料，不同程度地都存在史料的考订问题，目前已有的工作，多是不加考辨的增补，而仅仅这样增补资料，会影响其中某些史料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产生误导，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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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项工作，我初步认为，可以考虑将在《两京新记》、《长安志》、《河南志》以及吕大防《长安图》之外新补充的资料，按照其来源，区分为比较可靠的“信史”和相对来说可信性较低的志异、志怪传奇两大类，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大字或小字），以便研究者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这样做，并不是认为志异、志怪传奇就没有史料价值，只是便于读者注意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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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项工作的意义，是通过这样的区分，便于分析由隋代两京到唐代两京的发展变化。唐朝对隋朝制度设置的承续和变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变化，则可以在长安、洛阳两座城市当中，得到突出的体现。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都是在隋代按照统一的规划创建的都市，可以充分代表隋代的特征，是剖析中国古代城市在隋唐之间发展变化的绝佳标本，所以，对《唐两京城坊考》做这样的区分，会很有意义。十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以后也还想再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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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有关《两京新记》问题，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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