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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订正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空间位置的错误，恢复到其本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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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订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的时间、里坊内居住的人物及其身份地位等历史事项的确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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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补充、考订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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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好从文献学角度，对资料的可靠性作出一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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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虑将隋代的设置与唐代的设置，做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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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1）、2）两项工作，性质相近，都需要从对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等基本文献的考证入手，区别只是第2）项工作还需要更多地参稽其他隋唐文献。但在这当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考证各项设置的空间位置。为此，则首先需要做好对《两京新记》文本的考订，其次是宋敏求的《长安志》。这两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设置的空间位置舛乱问题。考订《两京新记》的文本，一方面，可以直接解决一些《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疏误；另一方面，更多地是通过订正宋敏求《长安志》的文本错谬，间接地订正《唐两京城坊考》的谬误。上述第1）项工作，我过去做过一些，积累有一批资料，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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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项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可以继续完善。这主要是过去的工作，很偏重出土墓志，这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需要继续收集；不过，相对而言，对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还应该继续广泛搜采。同时，不管是新收集的史料，还是过去自徐松以来编订的史料，不同程度地都存在史料的考订问题，目前已有的工作，多是不加考辨的增补，而仅仅这样增补资料，会影响其中某些史料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产生误导，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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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项工作，我初步认为，可以考虑将在《两京新记》、《长安志》、《河南志》以及吕大防《长安图》之外新补充的资料，按照其来源，区分为比较可靠的“信史”和相对来说可信性较低的志异、志怪传奇两大类，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大字或小字），以便研究者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这样做，并不是认为志异、志怪传奇就没有史料价值，只是便于读者注意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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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项工作的意义，是通过这样的区分，便于分析由隋代两京到唐代两京的发展变化。唐朝对隋朝制度设置的承续和变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变化，则可以在长安、洛阳两座城市当中，得到突出的体现。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都是在隋代按照统一的规划创建的都市，可以充分代表隋代的特征，是剖析中国古代城市在隋唐之间发展变化的绝佳标本，所以，对《唐两京城坊考》做这样的区分，会很有意义。十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以后也还想再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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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有关《两京新记》问题，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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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内容是作者在应妹尾达彦先生之邀，在日本中央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过去没有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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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古都西安的兴起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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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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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两汉之际的更始帝刘玄、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憨帝、赤眉军、黄巢、李自成等十几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所说的“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另一种表述形式。那么，古人为什么都要选择在这里来建造都城呢？这自然是与西安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关。影响都城选址的地理条件有许多，往往因时而异。但有利的军事地势和优越的经济依托，却是每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稍为疏忽的。西汉初年，正当汉高祖刘邦为选择建都地点而举棋不定的时候，张良就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向刘邦陈述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优越地位，促使刘邦最终做出了立国于关中的决策。关中的军事和经济地理特点，用张良的话来概括说，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事实上，张良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历代政权统治者在关中建都的基本决策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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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的名称为人们所称道，大概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的，它的得名和函谷关有关。函谷关最初设在现在的河南灵宝县境，汉武帝时关址向东迁徙，改置在现在的河南新安县境。大致到了东汉末年，设关的地方又移到了现在的陕西潼关县，同时关名也改成了潼关。函谷关的名称和位置虽然前后有所更徙，但其所起的作用却还是相当的，设关的主旨都是屏蔽关西，制御关东。关中的名称本来只是表示函谷关以内（即关西）的地方，后来演变为专指渭河谷地上的关中平原。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可为屏蔽，东面也有黄河为阻，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所以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这和张良所说的“金城千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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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有“四塞之国”，并不能满足建立国都的军事地理要求。对于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君，国都的所在还要便于控御天下。古人云“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就是指国都要能够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唐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都城时在军事上还必须要考虑怎样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地区。在这一方面，关中恰恰是最为理想的地方。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这里所说的“阻三面而守”，是指关中南、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崇原，可以赖之阻遏称兵侵犯的武力；“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指关中的东面经过崤函山地，形成了一条东西孔道，把关中和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足以控制天下，退则可以据关防守，确保都城安全。西汉初，另一位力主定都关中的谋臣娄敬曾形象地分析这种形势说，就像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搏斗，假如不扼住对方的颈项并打击他的后背，就不能把对手完全制服；如果在关中建都，那也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脊背，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足以据守关中秦国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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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都熟知四川盆地习称“天府之国”，也就是说这里物产丰饶，有如天之库府。其实最早称为“天府”的，却是始于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且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张良所说的“天府之国”，实际上也就是在重申苏秦说过的这句话。这绝不是苏秦一时随口而出的游谈之词，而是当时普遍和一贯的看法。富饶的关中经济，是历届政权在这里立都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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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秦的说法，关中经济富饶的首要表现是“田肥美”、“沃野千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粮食的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而关中的千里沃野则是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优越的先决条件。虽然苏秦称颂关中农田肥美，但还未能说明它的肥美程度。战国年间成书的《尚书·禹贡》篇，在综合评价全国各大区域的农田状况时，对关中的农田曾作出过具体的评价。《禹贡》是把全国各地的农田分为九等，通过比较来说明其间的差异，关中所在的雍州被鉴定为“上上”，荣居全国之冠。东汉时写成的《汉书·地理志》仍然称道关中农田为“九州膏腴”，这还是以之列为国中上品。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水利灌溉事业。关中地势平衍，渭、泾、洛、灞、浐、沣等河流贯其间，为发展农田水利的良好基础。战国时期就开凿了引泾注洛长达300馀里的郑国渠，灌溉农田4万馀亩（秦制），亩产高达一钟，泰国赖以富强．最终兼并诸侯，一统天下。此后还陆续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升原渠等渠道，加上一些河流沿岸直接引水灌溉，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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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由于土壤肥沃，水利发达，所以不仅黍稷粟麦等旱作粮食早有种植，而且《诗经》中也已提到，在今西安附近和泾水下游种有稻田。汉武帝时人们更特为称道关中饶有粳稻。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关中就已经较多地栽培水稻了。除粮食作物外，关中还富产其他许多物品。主要经济作物有梨、栗、桑、麻、卮、姜、芋等；林木有竹、檀、柘、豫章等，矿产有玉石、金、银、铜、铁、丹沙等。这些都是关中在全国占有相当地位的物产。古人以“陆海”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其中栗和竹两项，尤见特色。司马迁就曾称道说，一个人在这里如果能有千棵栗树或千亩竹田，他的经济地位就会与千户侯相侔。“陆海”物产的浩繁，可以满足国都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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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说关中“民殷富”、“蓄积多饶”，主要指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关中建都的另一个重要有利条件是人口较为稠密。苏秦所说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就是指关中人口众多，平日可以荷耜为农，战时可以执戈为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汉时关中人口占全国十分之八。这样的说法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足以说明关中人口在全国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帝王又大多实行所谓“强干弱枝”政策，把外地居民大批迁入京城周围，也就使关中的人口愈为繁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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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娄敬曾对刘邦说过建都关中以后，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退保关中。这虽然是一种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上面所讲的关中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有相当基础，却正是娄敬讲这句话的依据。关中是足以拥地自守的，但对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是企图兼并天下的政权来说，仅仅这些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国都和其他重要经济区联系起来。对此，张良分析说，如果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动乱，可以从关中沿着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输粮食物资，保证征讨作战供应；天下安定时，则可以反过来通过黄河和渭河，把关东广大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京师，以维持都城的繁荣和保持强盛的国力。漕运关东地区的粮食，对于汉唐都城长安曾起过巨大作用。在一般年份，每年西运入关的粮食往往都要在百万石上下。由于渭河水浅沙深，河道迂曲，汉、隋、唐几代曾多次在长安至黄河间并渭水开凿漕渠，专门运输粮食。除此之外，关中的南面和北面也都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张良也对刘邦有所论述。他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巴蜀是指今四川盆地，自古也以经济发达见称于世。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虽有秦岭阻隔，但也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等山间谷道可以穿山越岭，相互往来。尽管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关中的京城并不过多依赖四川盆地的供应，但一旦关东有乱，特别是战乱深及关中时，四川盆地的供给却往往变得十分重要。譬如汉初刘邦由汉中初入关中时，就是依赖萧何从四川转运军粮才得以在关中立足；唐代关东几次战乱阻塞漕路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四川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巴蜀之地是关中的一个可靠后院。所谓“胡苑之利”，是指关中北部与匈奴等游牧部族相近，一来便于直接从他们手中获得马匹，二来可以在草原地区畜养马匹。在古代，马是军队最重要的装备，马匹的多寡和肥瘠，往往决定作战能力的强弱，所以关中北近胡苑，有利于在国都周围保持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以拱卫京师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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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于关中自身和在全国所居有的这种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它才受到许多统治者的青睐，连绵不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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