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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由于土壤肥沃，水利发达，所以不仅黍稷粟麦等旱作粮食早有种植，而且《诗经》中也已提到，在今西安附近和泾水下游种有稻田。汉武帝时人们更特为称道关中饶有粳稻。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关中就已经较多地栽培水稻了。除粮食作物外，关中还富产其他许多物品。主要经济作物有梨、栗、桑、麻、卮、姜、芋等；林木有竹、檀、柘、豫章等，矿产有玉石、金、银、铜、铁、丹沙等。这些都是关中在全国占有相当地位的物产。古人以“陆海”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其中栗和竹两项，尤见特色。司马迁就曾称道说，一个人在这里如果能有千棵栗树或千亩竹田，他的经济地位就会与千户侯相侔。“陆海”物产的浩繁，可以满足国都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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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说关中“民殷富”、“蓄积多饶”，主要指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关中建都的另一个重要有利条件是人口较为稠密。苏秦所说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就是指关中人口众多，平日可以荷耜为农，战时可以执戈为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汉时关中人口占全国十分之八。这样的说法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足以说明关中人口在全国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帝王又大多实行所谓“强干弱枝”政策，把外地居民大批迁入京城周围，也就使关中的人口愈为繁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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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娄敬曾对刘邦说过建都关中以后，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退保关中。这虽然是一种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上面所讲的关中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有相当基础，却正是娄敬讲这句话的依据。关中是足以拥地自守的，但对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是企图兼并天下的政权来说，仅仅这些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国都和其他重要经济区联系起来。对此，张良分析说，如果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动乱，可以从关中沿着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输粮食物资，保证征讨作战供应；天下安定时，则可以反过来通过黄河和渭河，把关东广大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京师，以维持都城的繁荣和保持强盛的国力。漕运关东地区的粮食，对于汉唐都城长安曾起过巨大作用。在一般年份，每年西运入关的粮食往往都要在百万石上下。由于渭河水浅沙深，河道迂曲，汉、隋、唐几代曾多次在长安至黄河间并渭水开凿漕渠，专门运输粮食。除此之外，关中的南面和北面也都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张良也对刘邦有所论述。他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巴蜀是指今四川盆地，自古也以经济发达见称于世。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虽有秦岭阻隔，但也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等山间谷道可以穿山越岭，相互往来。尽管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关中的京城并不过多依赖四川盆地的供应，但一旦关东有乱，特别是战乱深及关中时，四川盆地的供给却往往变得十分重要。譬如汉初刘邦由汉中初入关中时，就是依赖萧何从四川转运军粮才得以在关中立足；唐代关东几次战乱阻塞漕路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四川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巴蜀之地是关中的一个可靠后院。所谓“胡苑之利”，是指关中北部与匈奴等游牧部族相近，一来便于直接从他们手中获得马匹，二来可以在草原地区畜养马匹。在古代，马是军队最重要的装备，马匹的多寡和肥瘠，往往决定作战能力的强弱，所以关中北近胡苑，有利于在国都周围保持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以拱卫京师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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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于关中自身和在全国所居有的这种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它才受到许多统治者的青睐，连绵不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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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古都的兴起——“文王作丰，武王治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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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作为古都的历史，最早应当追溯到西周的丰、镐两京。从西周的丰、镐，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市的位置有过几次移徙，但是移动的范围不大，各个时代城址所赖以建立的地理基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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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附近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80万年前的蓝田人生活遗迹。到了新石器时期，关中地区的各条河流沿岸，特别是西安附近的沣、涝、潏、浐、灞诸河沿岸，都已遍布人类生活的居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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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商时期，关中地区的东部，也就是在今西安、户县以东的地区，是殷商属国崇国的势力范围。崇国的中心区域，就在今西安、蓝田、户县一带。而周人当初只是以岐山脚下的周原为中心，控制着关中西部的一些地区。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周人的势力日渐强盛，开始向外扩张，意图东进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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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志在灭商，但他的都城在岐山脚下的周原，距离今河南安阳小屯的殷人都城却过于悬远，显出鞭长莫及的困难。因此，周人问鼎中原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都城向东移进。周文王在他晚年的时候，竭尽全力消灭了占据关中东部的崇国，首先一统关中，并如愿以偿，在崇国的腹地沣河西岸营建了新都丰邑。周文王在徙都丰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剪灭殷商的任务是由继承其位的周武王来完成的。周武王继位后，又把都邑向外扩展，在沣水东岸与丰邑相对的地方营建了镐京。他以丰、镐为基地，最终完成了灭商大业，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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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丰、镐两京虽然分别命名，但后世往往都是把它们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地相距很近，实际上紧密相连，而且武王营建镐京以后也并没有把丰邑弃置不用。《史记·匈奴列传》等书就提到武王居丰镐，而不是专居镐京。继武王之后即位的周成王，也时常在丰邑发号施令，在今洛阳营建洛邑的指令，就是成王在丰邑向他的大臣太保召公发布的。成王以后的康王、穆王、恭王、懿王等也有文献或金文铭辞可以证明，他们是经常居住在丰邑的，康王和恭王时，还曾在丰京举行大典，和会四方诸侯。因此，丰、镐两京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所城市的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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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过，关中在全国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条件，适于建都。然而周文王和周武王确定以丰镐为都，且后代承其遗规，未再有大的移动，却还有说。第一，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丰镐是崇国的腹地，有崇人经营的基础可为凭借。文王伐崇，有的先秦文献就记载为伐丰。古代常以国都所在代表其国。丰可能本来就是崇国的都城所在，周文王是利用旧有基础营建新邑的。这样做自然比较省力，而且有利于都城的发展。第二，这里位于关中中心地带，便于控制整个关中。对于周人来说，在丰镐建立之初，关中也就是他们的全部疆土，这个中心点的意义尤为重要；对于后代割据或偏安于关中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第三，这里的地势在关中平原内最为平衍，水网密度也最大，因此农业生产也最为发达。西安附近素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水”的名称和数目尽可不必认真拘泥，但它们在解决农业灌溉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方面的作用，倒确实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汉武帝时，东方朔曾谈到丰镐之间的农田有“土膏”的美称，也就是说土地肥沃如油，所以每亩田地价格高值“一金”。在这样的良田上建都，当然有利于都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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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几项条件之外，还有更为最重要的交通位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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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由关中的核心丰镐或咸阳、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有下面这样一些重要干道。首先，在陆路方面，向东有三条干道，这就是沿着渭河南岸东出函谷关（或潼关）的函谷道，沿着灞河和丹江谷地东南出武关的武关道，以及向东北方向自蒲津关东渡黄河的蒲关道。函谷道通达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而可以北出辽东，南下闽越。武关道去往荆襄及岭南地区。蒲关道则北向汾晋、雁代。这三条路沟通了东部半壁河山。南面和西南面沿渭河南岸向西，有子午道和傥骆道贯穿秦岭，经汉中入蜀，并可转赴西南。西方有“渭北道”沿渭河北岸和河西行，至雍县（今凤翔县附近）向西北和西南分为两路。西北行为回中道，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而至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西南行为陈仓道（或称故道），是关中入蜀道路中最为平坦也最为重要的一条。在陈仓道东面，从渭北道上还向南分出有褒斜道，也是入蜀要道之一。北方则有大道直通塞外，是联系北方游牧部族的重要路线，秦始皇时所修的直道就是其中的一条。水路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两条，即渭河和漕渠。渭河通航河道主要是今西安以下河段，漕渠的起点也在今西安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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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历代城址变迁及城址与交通道路关系（西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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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聚落和交通道路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交互影响、互相促进发展的。但是一个大都市的兴起，一般说来必然要有充分的交通地理条件为基础。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交通结构如上文所述，但并不是每一条交通道路对城址的确立都具有等同的作用。有的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道路，对于一个城址的选定来说，可以称之为随机性道路；有的则严格受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很强，对人文地理布局起着控制作用，这样的道路，可以称之为控制性道路。下面就根据这样的划分，来分析一下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几条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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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道和渭北道实际上东西相连，沿着渭河横贯整个关中平原。渭河由西向东流入黄河，河道在今西安西北有一东北向的转折。在它的东面，函谷道从黄河南岸一直延伸过来；它的西面，渭河南岸已经逼近秦岭山麓，地势起伏，行旅往来有所不便，而渭河北岸较为平坦开阔。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这条东西大道由东向西到达今西安附近地区之后，只能渡过渭河，改走渭河北岸。这条东西大道可以说是关中对外联系最重要的通道，今西安附近的渭河渡口，把这条大道分成了函谷道和渭北道两部分，这样重要的渡口，对城市和其他道路都是应该具有吸引作用的。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今西安东西两侧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西安以东地区多分布在渭河南岸，而西安以西则多分布在北岸。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这条大道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和现在的分布情况一样，是在今西安附近跨渡渭河的。这也可以有力地证明，不管在今西安附近地区是否建立通都大邑，函谷道和渭北道也都要如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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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丹灞谷地穿越秦岭的武关道，是沟通关中与荆楚地区最为理想的孔道，由于受地形控制，没有其他任何选线能够替代这条路线。同时，武关道也只能在今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接。连接函谷道与渭北道的渭河渡口，同时也控制着这条道路。周人徙都丰镐，除了考虑接近渭河渡口，控制函谷道和渭北道以外，应该还有意兼顾对于武关道的控制。周武王兴兵灭商时，有庸、濮等边国起兵相助。庸、濮都在江汉一带，正是武关道所向之地，它们能够对周人响应风从，应当与周人徙都后便利和加强了相互往来有关。周人平定中原后，周昭王随即南征江汉，也不能不利用武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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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函谷道、渭北道和武关道这三条道路是确立丰镐、咸阳、长安这一系列城市城址的控制性道路，这三条道路的组合关系，是促使古代都城在今西安附近地区得以高度发展并超越于其他中小聚邑之上的基本交通条件。而其他道路则不然，譬如另一重要道路蒲关道，它在今西安附近与其他几条道路相会，并不是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而是受函谷、渭北两道渡口和函谷、武关两道交点所吸引，为建立在这一位置上的城邑丰镐或咸阳、长安所规定。因此，对于城市选址来说，它属于随机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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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说的陆路以外，渭河水路交通对其城址选定也起着一定控制性作用。今咸阳、西安一带是渭河中下游的分界河段，下游比较平缓，河道宽阔，因沣、灞、泾、洛等大的支流加入，水量大增，航运条件明显地比中游优越。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除春秋时期秦穆公向晋国运送粮食的所谓“泛舟之役”以外，基本上仅限于下游，中游主要用来运送木筏。因此，函谷、渭北两道之间的渭河渡口，实际上也是渭河水路运输线与这两条陆上交通干道的交结点，在这附近建城，也可以充分发挥渭河的运输效益。前面已经提到，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讲过，平时可以利用渭河向都城运送粮食，东方有战事时则可以顺流而下，保证军需供给。尽管由于渭河流浅沙深，流量季节变化过于悬殊，加之下游河道迂曲，航运耗费时间过长等，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没有能够收到张良预想的那样一种效果，一直十分衰微，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对都城位址的设定仍有一定影响。至于漕渠，纯属人工所为，自然谈不上对城址的设定有什么控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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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西方戎人强盛，迫于他们的压力，周平王不得不放弃丰镐旧都，迁徙到今洛阳市的洛邑。平王东迁后，丰镐故京历经荒芜破坏，部分遗址又沦于附近的昆明池底，到了西汉时就已经难以说明其详细情况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展开了对丰镐地区的考古学考察，重新揭示了当年的都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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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京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长安县境内客省庄至张家坡一带，方圆大约六至七平方公里。遗址东界紧傍沣水，西至灵沼河，北及郿鄠岭岗地北缘，南面到石榴村为止。镐京遗址位于高阳原上，今斗门、白家、花园村、落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等地都属其范围之内，面积约四至五平方公里。遗址西边濒临沣水，东至北丰镐村，南部为汉唐时期修凿昆明池所毁掉，北界沣水和彪池。灵沼河和沣河是流经丰镐两京城区的两条河流，对于两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灵沼河今天已经干涸，沣河的河道也有了很大改变。西周时期丰镐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今天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沣水不象今天这样北注于渭水，而是侧临镐京遗址北侧向东流去，在汇集了潏、灞、浐等河流之后才注入渭河。此外，丰镐区域内还有滮池、镐池等池沼，是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的水源。譬如《诗经》里就有篇章专门歌咏当时引用滮池水灌溉稻田的业绩，可见其收效是十分显著的。此外，这些河流池沼也还为渔猎和游乐提供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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