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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聚落和交通道路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交互影响、互相促进发展的。但是一个大都市的兴起，一般说来必然要有充分的交通地理条件为基础。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交通结构如上文所述，但并不是每一条交通道路对城址的确立都具有等同的作用。有的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道路，对于一个城址的选定来说，可以称之为随机性道路；有的则严格受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很强，对人文地理布局起着控制作用，这样的道路，可以称之为控制性道路。下面就根据这样的划分，来分析一下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几条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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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道和渭北道实际上东西相连，沿着渭河横贯整个关中平原。渭河由西向东流入黄河，河道在今西安西北有一东北向的转折。在它的东面，函谷道从黄河南岸一直延伸过来；它的西面，渭河南岸已经逼近秦岭山麓，地势起伏，行旅往来有所不便，而渭河北岸较为平坦开阔。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这条东西大道由东向西到达今西安附近地区之后，只能渡过渭河，改走渭河北岸。这条东西大道可以说是关中对外联系最重要的通道，今西安附近的渭河渡口，把这条大道分成了函谷道和渭北道两部分，这样重要的渡口，对城市和其他道路都是应该具有吸引作用的。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今西安东西两侧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西安以东地区多分布在渭河南岸，而西安以西则多分布在北岸。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这条大道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和现在的分布情况一样，是在今西安附近跨渡渭河的。这也可以有力地证明，不管在今西安附近地区是否建立通都大邑，函谷道和渭北道也都要如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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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丹灞谷地穿越秦岭的武关道，是沟通关中与荆楚地区最为理想的孔道，由于受地形控制，没有其他任何选线能够替代这条路线。同时，武关道也只能在今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接。连接函谷道与渭北道的渭河渡口，同时也控制着这条道路。周人徙都丰镐，除了考虑接近渭河渡口，控制函谷道和渭北道以外，应该还有意兼顾对于武关道的控制。周武王兴兵灭商时，有庸、濮等边国起兵相助。庸、濮都在江汉一带，正是武关道所向之地，它们能够对周人响应风从，应当与周人徙都后便利和加强了相互往来有关。周人平定中原后，周昭王随即南征江汉，也不能不利用武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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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函谷道、渭北道和武关道这三条道路是确立丰镐、咸阳、长安这一系列城市城址的控制性道路，这三条道路的组合关系，是促使古代都城在今西安附近地区得以高度发展并超越于其他中小聚邑之上的基本交通条件。而其他道路则不然，譬如另一重要道路蒲关道，它在今西安附近与其他几条道路相会，并不是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而是受函谷、渭北两道渡口和函谷、武关两道交点所吸引，为建立在这一位置上的城邑丰镐或咸阳、长安所规定。因此，对于城市选址来说，它属于随机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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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说的陆路以外，渭河水路交通对其城址选定也起着一定控制性作用。今咸阳、西安一带是渭河中下游的分界河段，下游比较平缓，河道宽阔，因沣、灞、泾、洛等大的支流加入，水量大增，航运条件明显地比中游优越。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除春秋时期秦穆公向晋国运送粮食的所谓“泛舟之役”以外，基本上仅限于下游，中游主要用来运送木筏。因此，函谷、渭北两道之间的渭河渡口，实际上也是渭河水路运输线与这两条陆上交通干道的交结点，在这附近建城，也可以充分发挥渭河的运输效益。前面已经提到，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讲过，平时可以利用渭河向都城运送粮食，东方有战事时则可以顺流而下，保证军需供给。尽管由于渭河流浅沙深，流量季节变化过于悬殊，加之下游河道迂曲，航运耗费时间过长等，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没有能够收到张良预想的那样一种效果，一直十分衰微，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对都城位址的设定仍有一定影响。至于漕渠，纯属人工所为，自然谈不上对城址的设定有什么控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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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西方戎人强盛，迫于他们的压力，周平王不得不放弃丰镐旧都，迁徙到今洛阳市的洛邑。平王东迁后，丰镐故京历经荒芜破坏，部分遗址又沦于附近的昆明池底，到了西汉时就已经难以说明其详细情况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展开了对丰镐地区的考古学考察，重新揭示了当年的都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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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京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长安县境内客省庄至张家坡一带，方圆大约六至七平方公里。遗址东界紧傍沣水，西至灵沼河，北及郿鄠岭岗地北缘，南面到石榴村为止。镐京遗址位于高阳原上，今斗门、白家、花园村、落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等地都属其范围之内，面积约四至五平方公里。遗址西边濒临沣水，东至北丰镐村，南部为汉唐时期修凿昆明池所毁掉，北界沣水和彪池。灵沼河和沣河是流经丰镐两京城区的两条河流，对于两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灵沼河今天已经干涸，沣河的河道也有了很大改变。西周时期丰镐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今天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沣水不象今天这样北注于渭水，而是侧临镐京遗址北侧向东流去，在汇集了潏、灞、浐等河流之后才注入渭河。此外，丰镐区域内还有滮池、镐池等池沼，是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的水源。譬如《诗经》里就有篇章专门歌咏当时引用滮池水灌溉稻田的业绩，可见其收效是十分显著的。此外，这些河流池沼也还为渔猎和游乐提供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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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王作丰，已有良好的基础，那么武王又为什么要别创镐京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镐京的兴建应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按照某种明确规划进行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周朝的统治者在丰镐附近甚至渭水左右曾经兴建过许多离宫别苑，西周彝器铭辞中就常有王在某宫的记载。丰镐之间的关系最初应当也是这样，即初时只是在镐池附近营建别宫，但后来镐京的营建逐渐增多，最终超越于丰京之上，所以王在镐的时候反而比在丰的时候要多，镐也就实际代替了丰而成为西周的正式王都。第二，镐京的兴起虽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最终能够替代丰京却是由这两个区域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丰京的地势与镐京相比要远为低下，在沣河和灵沼河等河流泛滥时很容易遭受水患，因此周人把这里称之为“湿宫”。同时，丰京的四周也过于狭迫，它的东西两侧分别被沣河和灵沼河所限定，南面已是终南山麓，北面则更为低湿，又是渭河故道所在。渭河在这一段的河道过去要远较现在偏南，西周以前应该就在丰镐遗址北界。西周时渭河北徙，沣水却仍沿着渭河故道东流，并沿途接纳了渭河原来的支流潏、灞、浐等水。渭河故道附近当时必然是一片沮洳，丰京也不可能向北发展。比较起来，沣河东岸的镐地却要高亢得多了，镐的本字就是高，镐池也就是高池，镐京也就是高京。由于沣水东岸地势高亢，又不象丰京周围那样狹促，所以西周的统治者要想向外拓展京邑，也只能向镐地延伸。此外，镐京在沣水东岸，东出函谷、渭北两道相交接的渭河渡口和武关道也比丰京要更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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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古发掘，可以知道丰镐两京的城市布局是比较松散的。它是因地制宜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在都邑内，宫殿区、贵族居址和一般民居稀疏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不少居地周围是族群的墓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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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京的中心区域估计在今客省庄、马王村一带，目前已经在这里陆续发现了十几处大型夯土基址，是有机关联着的一组建筑群。其中一座最大的主体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东西长61.5米，南北最大进深35.5米，基址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附近有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这座建筑始建于西周穆王前后，废弃于西周晚期厉宣之际，前后使用将近百年。显然，这组规模宏大的建筑不会是普通平民或中小贵族的居址，而应是西周高级贵族所居止的宫室或者是王室的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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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镐京遗址范围内，也曾在今斗门镇附近先后发现了多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同时还发现有建筑用板瓦、白灰面墙皮和红烧土块等。这里西北临沣水故道，东靠高阳原，是沣水东岸的一、二级阶地。这些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可能是镐京区域内的一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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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两京内除了这两处重要遗址外，还发现了一些贵族居住地和墓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丰京范围内的马王村以南和曹寨一带，还发现了烧制陶器的作坊、冶铸铜器的陶范和制造骨器的作坊。显然这是一个专门的手工业区。这些手工业作坊当然都是隶属于西周王室或高级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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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地区还有专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根据孟子的说法，周文王的苑囿方圆70里左右，《诗经》里把它称为“灵囿”。当时灵囿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内还有水泊称之为“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既是游玩的佳境，也是渔猎的理想场所。在丰镐遗址中曾发现大量鹿、獐等兽骨和鱼骨、蛤壳、螺蛳以及用于捕鱼的石网坠，可以说明渔猎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此外，在灵囿内还建有“灵台”，也具有游观的作用。据记载，灵台高两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一座高峨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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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西周丰镐的考古勘查工作还有待于深入开展，但仅仅从现有发掘情况已可以清楚，丰镐两京是因地制宜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城市布局是十分朴素的。过去曾有人根据春秋末期成书的《考工记》来推断丰镐两京是按照预定总体规划精心设计而成的，并具有整齐的布局，考古发掘实际证明这种臆测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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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从栎阳到咸阳——秦都的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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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列国争霸，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时秦人崛起于西陲，沿着一条极为相似的路线，重演了周人由西东渐的历史进程，最后立足于离周人旧都丰镐不远的咸阳，从而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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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本来居住在陇山以西。周室东徙之后，关中大部分地区被戎族所控制。这时秦人便也乘虚而入，随着对各戎族的征伐，不断向东开拓疆土，都邑也随之逐渐东迁。到秦德公时，在周人原来建都的周原不远的地方，营建了新都雍城（今凤翔县境）。与岐山之下的周人旧都相比，雍城要偏西一些，可是在地理位置上也有它的优越性，这就是雍城正当关中西去陇坻和南下巴蜀两条要道的交结点，在交通和商业上具有许多便利。尽管如此，秦人如果想要向东发展，雍城却比岐下显得过于悬远。秦人居雍近三百年，国力已得到充分发展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要和周人一样向东迁徙。和周人相同，秦人向东发展的第一步计划也是首先控制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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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年，关中的东部，特别是渭河下游以北的河西地区，已被魏国占据。当时秦人的主要目标就是与魏人争夺这些地区。这样，在秦灵公时便把都城迁到渭河北岸支流泾河岸边的泾阳（今泾阳县境），以便于对魏作战。过了一段时期，到秦献公时，又再次把都城向东迁徙，建都栎阳，这就使都城更加靠近了秦魏交战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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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阳城遗址在今临潼县渭河北岸的武屯、关庄、东西党家一带。城址呈长方形，东西宽1801米，南北长2232米，城内有并行的东西街道两条，南北街道一条，分别通往6个城门。秦人定都栎阳时间前后不过三十馀年，而且当时正值战事频繁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营建。但经过秦人建都一段时期之后，栎阳城也已是关中屈指可数的通都大邑了。迄至西汉初年刘邦初入关中时，还曾一度以栎阳作为临时都城，司马迁也说栎阳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一方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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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公徙居栎阳后，连续对魏出击，捷报频传，在河西夺取了一些魏国的地盘，在双方的争执中已转居上风。同时，魏国也把国都从河东的安邑迁往大梁，到中原扩张势力。这也减轻了对于河西秦国疆土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它除了要在河西和魏国较量外，对函谷关外的中原和江汉流域的广大地区也有了更大的企图。由于这种形势变化，旧都栎阳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栎阳处在渭水之北，距离渭水还有一段距离。它固然可以东越黄河，成为通往三晋的大道的起点，可是由栎阳去往函谷关却不是那么便当，去武关更为迂远。所以，随着对魏作战重要性的下降，时过境迁，也就难以继续保持都城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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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秦人对都城的位置作了最后一次选择——向西转到咸阳。咸阳正位于函谷道和渭北道相衔接的渭河渡口上，直接控制着这两条大道，也控制着通向东南的武关道。不过它还是在渭河北岸，东出函谷关和东南出武关仍不如渭河南岸捷近。但当时魏国的上郡就设在黄河西岸，秦人依然要对魏国有所行动，在咸阳可以和栎阳一样照应黄河西岸。所以，秦人定都咸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权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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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迁都咸阳后，一方面在函谷关方面顺利向东发展扩张；另一方面，也在武关方面对南方强邻楚国展开了进攻。秦迁都咸阳是在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在这前一年，秦人在武关道上的商地修筑要塞，预作攻楚准备；徙都咸阳后十年，秦国又把商地分封给丞相卫鞅，开始攻伐楚国。从此两国连年交战，而秦终于灭楚。可见武关道和函谷道的交点这一位置，对于咸阳城址的选定，具有重要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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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营建起，到秦二世秦王朝灭亡，咸阳城经过一百四十多年陆续增建，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是由于秦末项羽入关后兵屠咸阳，火焚宫室（《史记》记载当时大火延烧达三个月之久，可见其规模之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破坏，以至后世都没有留下比较详细的记载。再加上咸阳城又建在渭河边上，两千年来，渭河河道在这一段不断北徙，至今秦咸阳的很大一部分基址早已沦入河底，无从进行考古发掘。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和仅有的考古发掘材料，我们只能知道关于咸阳的一个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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