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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大明宫的兴建。大明宫修建在宫城东侧的北郭墙外，这里地当龙首原上，高爽清凉，可以弥补太极宫地势比较低下的缺憾。大明宫最初是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时开始兴建的，当时李世民为给太上皇李渊避暑，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离宫，称为永安宫，第二年始改名为大明宫。到了高宗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因为自己患有风痹病，嫌太极宫低下湫湿，屋宇壅蔽；于是又进一步兴工大规模扩建大明宫，并改名为蓬莱宫，咸亨元年（670），又改名为含元宫，但不久重改回为大明宫，从此宫名才确定下来。高宗扩建后的大明宫，规模和太极宫不相上下，而建筑气魄之宏壮往往超过太极宫。所以唐代从高宗以后（玄宗除外）的历朝皇帝，大多都是以大明宫为主要宫寝的，只是在举行一些特殊的重大典礼时，才按照礼制的要求，到太极宫中走走过场。随着皇帝住所的迁徙，太极宫中原来的一切附属建置也都转到了这里。例如，大明宫中虽然没有专设皇太子居住的东宫，但在大明宫内设有一个专门的院落，名为少阳院，以供太子起居。由于大明宫在原来的宫城太极宫的东面，所以又把这两宫相互对应着分别称为西内、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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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城的第二大变化，是唐玄宗修建兴庆宫。唐玄宗李隆基原来居住在长安城东垣下的隆庆坊，登基后避讳改为兴庆坊。开元二年（714），又改建为兴庆宫。兴庆宫最初只占有原兴庆坊一坊之地．到开元十四年（726）时，又向外扩展，侵占了北面永嘉坊的一半和西面胜业坊的一部分。天宝十二年（753）时又兴工对兴庆宫的墙垣作了一次大规模修筑。可以想见，兴庆宫虽然处于外郭民坊之中，但其城垣已决非普通坊墙可比了。唐玄宗从开元十六年（728）以后，基本上就是在兴庆宫中寝处，所以兴庆宫又称南内。不过兴庆宫只是兴盛于玄宗一朝，以后就冷落了下去。兴庆宫内有分引龙首渠水汇注而成的龙池，是长安城中仅次于曲江池的大池。唐玄宗如此留连龙潜旧宅，舍不得龙池的游赏美景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龙池东面有著名的沉香亭，就是相传唐玄宗对倾国、赏名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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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明宫和兴庆宫的修建以及其他一些实际情况，宇文恺过于理想化了的城市街道坊市平面布局已不能适应需要，唐长安城的坊市形态陆续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开在外郭城北垣上，其外南面正对翊善坊，像一面影壁墙一样堵住了宫门。因此，只好把翊善坊和它南面的永昌坊从中一分为二，辟出一条道来，一直通到皇城延喜门和外郭城通化门之间的东西干道上。这样就比原来多出了两个坊。二是兴庆宫扩建后占去了永嘉、胜业两坊的一部分，开元二十年（732）时在兴庆宫西南角修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为了拓展楼下地面开辟广场，又拆毁了东市的东北角和道政坊的西北角。这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畦分棋布”的街坊。三是城东北角的永福坊在玄宗先天年间筑入苑地，作为专门居住皇子王孙的宅院（十六王宅），这也就意味着阻断了沿东城墙和北城墙下伸向城东北角的顺城街，同样改变了城市布局形态。四是到了唐宣宗时，为更为便利地从曲江池去往新昌坊的青龙寺，干脆把曲江池到新昌坊之间的升道、广德、立政、敦化四坊都一分为二，从中开出一条新路。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恺苦心规划的宫室街坊都已大为改观了。此外，外郭城北面的芳林、光化二门中间，在唐代又新开了一座景耀门，这也应该说是一项比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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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于刻意追求平面布局形式的壮观和完美，长安城的设计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譬如沿外郭城南垣的四排坊里，除城东南角曲江池附近辟为游览风景胜地比较繁华以外，其他诸坊都很少有人居住，往往是“烟火不接”，而“耕垦种植，阡陌相望”。长安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市区的北侧，而尤以东西两市周围地区为繁华。东市西北犄角相对的崇仁坊，坊北街正当皇城景风门，距尚书省选院最近，又与东市相连，其南平康坊还是长安城中诸妓麇集的地方，选人入京，往往都停憩在这里，因此在长安城诸坊中最为繁华，“工贾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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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外郭城北垣诸门都通向禁苑，日常出入使用的是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这九座城门除南面正中的明德门为五个门道外，其他各门都是三个门道。中间的一个门道都是很少使用的，可能只供皇帝出行使用，城中居民出入通常分别走两边的门道。按照唐朝政府规定的交通规则，是“左入右出”，这样可以防止在城门造成拥塞，同时也便于治安管理。长安城内街道的宽度，根据交通需要的不同，分作几个等级。第一级是连通几座主要城门的街道。除了东西两侧靠南头的延兴、延平两门由于城内人口稀少，距离城外通向东西两方的大道也比较远，行人比较稀少，因此道路宽度尚属平常外，与东、西、南三面其他几座城门相对的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皇城朱雀门到外郭明德门之间的大街最宽，达150米左右。把朱雀大街修造得这样宽，一方面是从平面形式上看，可以突出朱雀大街的全城中轴线作用，从政治象征意义上可以强化皇权的中心作用，因为这条大街向北一直贯穿到宫城的朝廷正殿；另一方面也是有其实用价值的，这是因为隋唐两代都在明德门外设有圜丘（相当于后世俗称之所谓“天坛”），皇帝登坛祭天时的仪仗规模浩大，一般街道是很难容受的。第二级的道路就是城中的大多数街道，一般宽度40至70米左右不等。第三级是顺四面城墙下延伸的四条道路，一般宽度在2.5米以内。这四条道路一侧是城墙，不像其他道路那样两面都有居民，行人自然要稀少得多，没有必要设计得很宽。长安城内街道的两旁大多都挖有水沟，以排除路面积水。但是城内地面都是很细的黄土，只要稍遇雨水，就会泥泞不堪，晴天时车马一过，便尘土飞扬。排水沟对此也无济于事。为了保持路面的干燥清洁，唐天宝三年（744）以后，在市内一些主要街道的路面上，铺设了从浐河岸边运来的河沙。为防止路沙散逸，在道路的两旁筑有低矮的土垣，这和现代城市道边上的马路牙子（书面语写作“路缘石”或是“道崖”）有些相似。所以当时人又把这些铺沙的路面称为“沙堤”。唐代诗人张籍写过一首叫做《沙堤行》的诗，称颂“长安大街沙为堤，风吹无尘雨无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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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代是我国佛、道两教都比较兴盛的时期，因而长安城中建有l00多所寺院道观。这些寺观大多都散布在各里坊当中，但在宫禁中也有专设的佛堂道坛。东西两市专设有供善男信女们放生的水池，名为放生池，池边也建有供奉佛像的佛堂。此外，城垣外边也有一些寺院，例如通化门外的章敬寺、春明门外的镇国寺等。一些大的寺观有时独占整个一坊，例如保宁坊的昊天观就是这样。靖善坊的大兴善寺，隋代初建时即占有一半坊地，唐总章二年（669）以后又进一步扩展，终于也占尽了整个一坊。长安城中虽然寺观林立，但对城市建筑景观的影响却并不太大，因为当时寺观的建筑和布局，与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并没有多大差别，长安城中的许多寺观就是由王公显宦舍宅改作的。体现寺观特色的建筑主要是塔。长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应当首推城西南角和平、永阳二坊的大壮严寺塔和大总持寺塔。这两座佛塔，制度完全相同，塔身木构，高330尺，周回120步，都是由宇文恺规划建造的。他的意图是通过这两座高塔，来弥补城西南角地势较低的缺憾。此外，保存至今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和荐福寺塔（小雁塔）也都是当时著名的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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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的坊大小不等，隋初设计时就分为五级。其中面积较小的两级坊都在皇城正南，东西各开有一个坊门，其馀的坊都在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个坊门。每个坊内连接两个相对的坊门之间有通道，是坊内的主要街道。其中两个坊门的小坊是一条东西横街；四个坊门的大坊就是两条相互交叉的十字街。坊内除了这条横街或十字街以外的街道，称为“巷”或“曲”。唐朝对居民生活实行严格宵禁制度，每晚各坊市门随着城门同时关闭，禁止行人上街，拂晓开门，才可以上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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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设计大兴城时只有东、西两市，两市四面各开二门，市内街道呈“井”字形。东西两市内邸店林立，货物山积，各类商品，一应俱全。例如东市内的商业门类就分为220行，而西市的繁荣更胜于东市。由于东市周围的坊里大多为公卿勋贵所占据，所以普通商人，特别是大量西域胡商，大多集中在西市周围居住。唐朝政府在东、西两市，分别设有市署和平准署，负责市场和物价管理，所以两市虽然繁杂，却井然有序。除了东、西两市之外，唐朝还曾在其他一些地方设过集中交易场所。例如城南的安善坊，唐高宗用此一坊地及其南面的大业坊半坊地发置了“口马牛驴之肆”，称为“中市”。但这一带人烟已经稀少，交易颇为不便，实际上没有使用多久就改到东市去交易，到武则天末年便正式宣布废掉，作为威远军的教弩场了。以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又一次在安善坊立市，称为“南市”。但这个“南市”也没有发生多大作用，很快就自然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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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官绅勋戚除了在城内占有豪华的宅院以外，许多人还在城外近郊风景秀丽的地方建有别墅。别墅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沿樊川一线，其次在城东灞、浐两河附近以及蓝田附近的辋川也比较集中，王维的所谓“辋川别居”就是其中之一。川明水秀的风光，陶冶涵育了一批文人墨客的灵性，王维的田园诗和山水画，就和他在辋川的闲适生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颇为受人称道的清源寺壁画，描摹的就是辋川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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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兴城的规划和建筑，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兴盛时期的宏大气魄，它的形制不仅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在当时就已为隋唐王朝周边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域外邻国所仿效。例如渤海国上京城和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就都是模仿隋大兴城而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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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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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六、五代以后的城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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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到洛阳，同时把长安城内的宫室庐舍尽行拆毁，收取材木，利用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到洛阳。隋唐长安城两代帝都，二百年繁华，一旦化为丘墟。从此以后，除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曾经一度建都于此以外，这里一直是作为西北地区的一座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重镇而存在和发展的，汉唐帝都景象已经无处寻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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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帝都地位的丧失，主要在于经济原因。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都城建在关中，没有太多不便。可是从唐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黄河流域，全国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关中地区相距这里过于悬远，黄河和渭河的水运也都颇为不易，都城的供给日益艰难，因此，唐代以后，国都就自然向东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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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东迁是在天祐元年（904），同年在长安设佑国军，由韩建任节度使。韩建到任后即着手收拾长安城的一片废市荒街。韦庄的《秦妇吟》诗曾描写唐末战乱以后的长安城“百万人家无一户”，这自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朱温毁城以后，城中人口锐减当属事实。到了北宋熙宁年间，已经经过多年的和平休养生息，城中人口也只有数万家。长安城在唐朝盛时，称有人口百万，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但人口总有几十万，而当时城南部尚且烟火不接，耕垦相望，这时也就更不必要使用这样大一座城垣了。因此，韩建干脆废掉原来的外郭城和宫城，只保留并重修皇城作为新城的外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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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有两重城墙，也就是说在原唐皇城内还筑有内城。这个内城可能规模很小，应该就是当时的佑国军或大安府（唐京兆府改名）治所。韩建同时封闭了原来皇城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保留了东西两侧的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两面靠北侧的延喜门和安福门也同时封闭，保留了靠南侧的景风门和顺义门。新城的北垣，也就是原来宫城的南垣，原来设有承天、永安、长乐、重明等门，改建后也只设一座城门，叫做玄武门。这样，新城一共有5座城门，其中东西两门是相对的，南面的两座城门却都不和北面的玄武门相对。这些城门各建有三重门楼，显然是和当时的战争动乱有关。南垣西侧的含光门，现在已经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表明韩建改建新城时把原来的三个门道堵住了两个，只留下东面一个供行人出入，估计新城其他一些城门可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从隋始建大兴城起，管辖京城内外的大兴（后改万年、咸宁）、长安两县就一直分别设在城内东西两侧，到这时也分别迁到新城的东、西门外，另外专门修筑了两座小城作为县治，而把大城仅仅作为佑国军城。韩建这样做，可能也和当时的动乱形势有关，在遇到战争时，这两个小城可以起到佑护大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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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到元末，长安城的建置名称屡有变化。唐末的佑国军，后相继改为永平军（梁）、晋昌军（晋）、永兴军（汉、周、宋）、京兆府（金）、安西路（元）和奉先路（元）等。韩建改筑后的新城，在北宋仁宗时，为防范西夏侵扰，曾由知永兴军范雍主持进行过修葺加固，其后一直沿用到元代中期。大约在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至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之间这段时间内，南垣西侧的含光门又被封死，使城东南西北四面就只各剩有一座城门了。元代除封闭了含光门外，还重新增筑了城墙，并把城垣的四角改成了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这种建筑形制，与传统的方形城角相悖，显然是受到蒙古人带来的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次改修后的城垣，一直沿用到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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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至元末，城内的建置布局情况，特别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情况，留传下来的资料很少，详细状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大体上说，通过几座城门的大街一直是城中的主要街道。宋金时期，城内以安上门街为界，东西各划分为几个“厢”，地方最高行政衙署，一直设在东西门大街和安上门街相交接处的市内交通中心附近。在城的西北角，设有驿站，称为秦川驿。官署民居市廛参差分布，已没有什么特别区分。虽然五代以后，城中人口已远不能与隋唐相比，但城中的寺观祠庙，却仍然连甍林立。韩建改建新城时，就把一些城外的寺观迁移到了城内，以后城内又有许多新的兴建。后周时永兴军城仅佛寺就不下六七十所，北宋时城中佛寺道观总数又在此之上，元代各种寺观祠庙合在一起，起码也要在40所上下。不过到了元代，佛寺道观已经相对减少许多，而一些民间淫祀则逐渐增加。例如元代奉元城中已有城隍庙、西岳庙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奉元城中还为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水工郑国设有“秦郑国祠”供奉，大兴城规划施工的实际具体负责人宇文恺也被设立“安平公祠”（宇文恺受封安平郡公）供奉，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为城市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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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永兴军城中有一项重要建置，这就是元祐五年（1090）在漕运使吕大忠的建议下，把许多汉唐石刻集中收藏到了府学之北（今碑林），奠定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基础，妥善保存了许多重要石刻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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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年间，元世祖在韩建新城东北约8公里的地方，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安西王忙哥剌修筑了一座规模壮丽的宫城。安西王宫城垣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两垣略长，四面均1里馀，城的四角均呈圆形向外突出，与元代改修的安西城完全一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到陕西时，曾对安西王宫大加赞叹。安西王宫的遗址今称“达王殿”或“斡尔垛”。“斡尔垛”是蒙语宫殿城郭或行宫的意思，应该是从元代一直传袭下来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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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王宫的修建，反映出自五代以来一直利用着的唐皇城范围狭促，已有些不敷需要。因此，在明洪武初年将奉元路改称西安府后，即动工把北垣和东垣向外拓展约四分之一。拓展后四面仍各设一门。南门（改称永宁门）和西门（改称安定门）依旧不变，新设的东门（称长乐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和西门相对，北门（称安远门）改变了过去的位置，直与南门相对。至此，今西安城的名称、范围和城内由东西南北四门间的十字大街所构成的街道框架已经确定，以后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西安在明代以前的历代城垣，都是夯土构筑的。明隆庆二年（1568），西安城的夯土城墙外，包砌了一层青砖。崇祯末年，又在四面城门外增修了瓮城，把这座城市修成了一个坚固的军事堡垒。明代拓城时，原来的南墙和西墙都没有移动，所以改建后的西安城，东北、西北和东南三个城角都是按照一般传统习惯修成方角，只有西南城角还是因袭元代的外突圆角。此外，明代西安城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韩建改城以来，一直分治城外东、西小城的咸宁、长安两县，分别在洪武三年（1370）和四年（1371）迁到了城中，这两座小城也从此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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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上的元《奉元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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