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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编长安志》这种秘藏深闺的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发生改变。当时，中华书局选定此书，列入所出《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之中，约请黄永年先生进行点校。黄永年先生是学养精深淳厚的古文献专家，克服困难，校定此书，使学者可人人案头置备一册，解决了学术界长期无印本可用的窘迫。黄永年先生的点校印本虽迟至1990年方才面世，但是他点校后所撰写的《述〈类编长安志〉》一文，在1985年初即先行正式发表〔7〕。这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有关《类编长安志》的各项问题，为研究者利用这一过去罕见的史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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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类编长安志〉》一文，首先考述了作者骆天骧的生平，指出骆氏是世居长安的所谓故家旧族，约生于金宣宗末年，卒年在元大德四年以后，享年至少应超过七十，曾历任司天台判和京兆路儒学教授等职。黄文推断，《类编长安志》应刊刻于大德四年或者稍后，并且根据传抄本多是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卷首尾书名大题作大字占双行这些特征，推断这应是保存了元代原刻的款式，而结合作者骆天骧所居处的地点来分析，这种款式的刻本应当是长安附近的金、元北方刻书中心平阳的产品，即版本学上的所谓平水本。黄文又进一步推论说，《类编长安志》之元刻本之所以久告失传而传抄本也极为稀见，应该与其原刻于平阳具有直接关系。这是因为版本学的研究表明，平阳虽是金、元两代北方的刻书中心，进入明代后却一落千丈，不仅不再有新刻出现，就连金、元时旧刻平水本其传世者也都稀如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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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永年先生这种看法，只是从版本学角度所做的推论，但应该说是对于《类编长安志》版本源流和流传状况最为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然对于大多数不具备这样深厚版本学素养的学者来说，则恐怕会始终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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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类编长安志〉》一文揭示了《类编长安志》的性质。文中论述说，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是承用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的主要内容，又去繁撮要，对它进行分类改编，并“增添数百事”，使之成为一部成近乎类书性质的新志。与宋敏求的学术性著述迥然相别的是，骆氏此书事实上更像是一部后世的旅游指南性质的一般读物。黄文进一步评判说，由于作者骆天骧学识水准较低，即使是作为这样一部游览读本来说，他的编纂工作也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例如分类杂乱不成章法甚至望文生义，裁减宋《志》时毫无义例地信手去取，还有卷首开列的“引用诸书”，沿袭书坊刻书陋习，凭空妄列书籍、妄改书名，甚至在正文里也时常妄加、妄改书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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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同时指出，尽管从著述角度讲，《类编长安志》存在着上述诸多严重缺陷，其学术水平要远远低于宋敏求的《长安志》，但是从今天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的史料价值角度来看，还是有很大利用价值，其中对于宋、金、元时期今西安城的研究来说，主要是骆天骧较宋《志》所增补的宋、金、元时期的内容。如兴庆宫、曲江池、灞桥等名胜在这一时期的状况等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相信此书的校点出版，会为西安在宋、金、元时期的城市状况的研究，提供有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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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张礼撰著的《游城南记》一卷，是作者在元祐元年春与友人寻访踏查唐长安城南旧迹的考察记录，采用本文加自注说明的形式，其中也记述到一些北宋时期的情况；今传本间有金末元初缺名者所加“续注”，也提到一些宋、金时期的情况，研究时可以利用。先师史念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采用一一考察张礼经行地点与原书相印证的方法，整理注释此书，开创了整理地理古籍的新方法，惜一直没有正式出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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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专门著述仅上述数种，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献，涉及相关问题，有的做过比较好的研究，比如李之勤对有关元代灞桥文章的研究〔9〕；有的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如金人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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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关于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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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朱温毁弃长安城，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居守长安的地方实力官员韩建，随即主持放弃原外郭城和宫城，重新改修皇城，作为官廨民居居处的城邑。韩建改修后的城垣，史称新城。除元代在原范围和规模的基础上又略有改修外，直到明初，城垣的范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也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西安城作为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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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研究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建置的学者，应推为清代嘉庆年间的陆耀遹和董祐诚，他们在合纂《咸宁县志》中，分别绘制了《宋京兆府城图》和《金京兆府城图》，并对宋、金、元三代的城市街巷布局也略有考订。特别是他们利用金章宗明昌五年上石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来考证金代的城市布局，为复原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做了极为有益的探索。陆耀遹等挖掘金石资料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与清代乾嘉汉学重视金石资料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陆耀遹本人就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者，著有《金石续编》，接续王昶的《金石萃编》。不过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城市建置的开拓者和挖掘利用金石史料的倡导者，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研究自然也还不够精细，需要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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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奉元城东北方约3公里处，另外修筑一城，作为安西王的宫城，曾见于《马可波罗行记》。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宫城做了初步勘探，发现城址大致呈矩形，北墙略短于南墙，周围计2，282米。它在建筑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四角均呈半圆形向外突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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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伯伦著《西安历史述略》，是比较系统论述西安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述〔12〕。但本书的重点是在西安历史上最辉煌的汉唐时期，对于宋、金、元时期的情况，着墨不多。关于城市地理布局，武氏个人的见解主要有如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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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长安志图》在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时提到：“城之制，内外二重。”武氏以为：“元奉元城正是内外两重城墙，说明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在这两道城墙中间，可能驻有士兵以保护皇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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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沿用明代城墙的今西安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拓展元奉元城旧城的东、北两面以后形成的，因而只有西南角以及西面和南面的一部分城墙，还保留着元代的旧城，而现今四个城角中恰恰也只有西南角呈半圆形向外突出，其余三个墙角都是平整的方形直角。武氏据此推断说：“奉元城可能四角都是突出的圆角。明代初年重修时，北面、东面都是新拓的，西、南两面主要利用的是旧城，故西南角保留了原来的形状。而这种制度还可以追溯到唐代。就是说唐代的皇城就是四角突出的圆角。”“因此，西安城不但保存着元奉元城的制度，还可以进一步说是保存有唐皇城的制度，尤其是西、南城角部分。”武氏还推测说，元安西王宫城四角均呈圆形，“可能是仿照元奉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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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看法，涉及到的都是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基本问题，需要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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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即韩建新城之所谓“内外二重”的城垣，究竟是什么含义的问题，马正林在《丰镐——长安——西安》一书中也有一段相关的论述〔13〕。马氏云：“（韩建）只留皇城，不留宫城，是由于皇城面积稍大，废弃宫城以后，宫城与外郭城还可以作为皇城的外围，使皇城成为城中之城，更为安全。”武伯伦说元代的奉元城有内外两道城墙，没有交待有什么文献依据；马正林则没有讲明其所谓“城中之城”是否是指这种“内外二重”的城垣。前文在评述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所说的元奉元城有内外两重城墙的说法时，我已经谈到，杨文这种说法，是对成化本《长安志图》中《奉元城图》城墙标记符号的一种错误解读，武伯伦的说法，很可能同样出自这样的误解。如果是这样，那么，显然也是缺乏可信根据的。另外，从城墙的实际功用上讲，如果像武氏所说的那样，把士兵布防在夹城般紧紧套接在一起的两道城墙之间，如同把军队布置在深谷当中来为两面的高山设防一样，恐怕只能坐以待毙，在军事上是根本讲不通的。至于再由此逆推“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就更靠不住了。因为关于唐代长安城有《两京新记》、《长安志》等系统的史料传世，何以会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所以连武伯伦本人也感到有些困惑，说“这种制度在其他文献资料中没有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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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辛德勇在因疏忽没有读到武伯伦这一观点的情况下，针对马正林的说法，在《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也对这一问题做过探讨〔14〕。辛文认为，所谓内外二重之制，首先是就唐皇城之内而言，与唐宫城或外郭城都毫不相关。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十二多次提到一处所谓“府城”，都应当是指北宋京兆府的衙署亦即所谓衙城。这个衙城自然是设在新城城垣之内，成为新城之内的城中之城。如果再向五代及唐初追溯，它的源头应当就是韩建在改建新城时，修建了这座内城作为京兆府或佑国军的衙署，此即《长安志图》所谓“内外二重”的城垣。这一衙城经宋代沿用至元代以后，成为奉元路的衙署。辛文指出，衙城又写作牙城，或称作子城，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府州一级城市中很普遍的一种设置，如华州、越州、徐州、蔡州等城均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侧面说明，韩建改建新城时在城内修筑小城来安置衙署，是当时普遍通行的做法，这种“内外二重”的建置，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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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即宋、金、元时期一直沿用的韩建新城的四个城角，是否从其前身即唐代的皇城时起，就是向外凸出的圆角的问题，武氏的推论，需要以韩建改建新城后直至明初拓展城垣时这一期间内城垣从未重新修整过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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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根据《长安志图》的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在北、东、西三面各有一座城门，南面从东向西依次有安上门和含光门两座城门，分别为原唐长安城皇城南墙上东、西两侧的城门。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知道，韩建当时是把含光门原来的三个门道，堵住了两个，只留下东面一个门道供行人出入。东面这个门道后来也被封死，这是唐末至明初期间韩建新城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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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嘉庆年间的陆耀遹、董祐诚起，相继有学者依据相关文献来推断含光门最后被封闭的时间。陆耀遹、董祐诚在《咸宁县志》中推断是在北宋元祐元年以后；马得志在《唐长安城发掘简报》中进一步推断〔15〕，是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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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根据元代元贞二年成书的《类编长安志》中仍然记有含光门的情况，进一步推断出在元贞二年（1296）时，含光门依然存在，这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上限。辛文又根据元顺帝至正二年成书的《长安志图》在《奉元城图》上已经没有标绘含光门的情况，推断至正二年（1342）应当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下限。即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含光门一定是在元贞二年（1296）到至正二年（1342）这四十六年期间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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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析文献记载之外，马得志在《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中，还报道了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含光门应封闭于元代。辛文以此为基础，根据清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讲到的元朝人在至正年间曾经建城的说法，推断含光门只能是在至正元年至二年这两年时间内封闭的。马文称考古发掘表明，“元代除了封闭含光门外，还重修了城垣和改建了四角的墩台，目前已知西北角和西南角为元代改建成圆形向外突出的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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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表明，在元代至正初年，曾对城垣做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包括完全封闭了含光门，并把城角由方形改建成为外突的圆形。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前述武伯伦著作中提出的第二点问题，可以明确武氏所云元代奉元城外突圆形角台是沿自唐代皇城旧有形制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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