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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于辛文面世的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17〕，其中列有《五代新城图》、《北宋京兆府城图》和《元奉元路城图》三幅与本文相关的城市图。从与现代地点相对应的表述形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上来看，图集中这三幅地图在复原这一时期城市地理面貌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具体建置位置的考订上，也比清人陆耀遹和董祐诚研究有所进展，这需要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的学术背景下，作为一部全面反映西安历史地理面貌的历史地理图集，有关内容的编制，显然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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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图幅的设计，金国统治时期，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理应设置专图，予以表述，而且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留存有《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这样一份独一无二的资料，有条件恢复较多的城市建置，清人陆耀遹、董祐诚早已利用它绘制过《金京兆府城图》，我们今天的工作不应反而比他们向后倒退。所以图集中没有金代的城市图，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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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许多内容标绘得很不准确。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北宋京兆府城图》上“京兆府学”的位置。在这幅图上，“京兆府学”标绘在接近城垣西南角的位置。这大致是元代府学亦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位置。但是元代的府学与宋代的府学并不在同一地点。此前辛德勇撰《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一文〔18〕，引据金人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的记载，早已指出北宋的“京兆府学”一直设在“府城之坤维”亦即西南部，绝对不可能与地处城市东南角内的元代府学是同一地点。直到北宋行将灭亡的徽宗崇宁二年，才因原址“地非亢爽”而迁至今西安碑林所在的地方。像这样的失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仔细考核相关文献，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又如《元奉元路城图》上绘有“掖庭街”，被绘作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今案《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载：“掖庭街王昱佃东壁地基，阔伍拾五尺，东西长贰佰陆拾尺。”〔19〕这里所谓“东壁”、“东西长”云云足以证实此“掖庭街”为南北向的街道而非东西走向。这也可以证明图集中这几幅图的绘制工作，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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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参与地图编绘的吴宏岐先生，撰写《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一文〔20〕，论述韩建新城的布局特点。吴文除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又对新城内衙城的位置和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比勘之外，还分析了城内主要街道的形成原因，阐释了这些主要街道走向对于城市建置布局的制约作用，以及这种格局对于后来宋、金、元时期城市布局的影响。不过吴宏岐先生在文中推断，唐末五代的新城曾按照《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想，对于城市进行了一定的规划，这一点却似乎还需要仔细斟酌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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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虽然已经做好了一些基础准备，特别是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不仅会揭示出西安历史城市地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还会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地理面貌，起到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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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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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刊《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5期（1990年），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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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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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刊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页15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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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說》，据《福山敏男著作集》第六卷《中国建築與金石文之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3），页10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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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子怡《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见作者文集《西京访古丛稿》（西安，西京筹备委员会，1935），页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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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杨励三汉译本）之《关于引用书目的版本》，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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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刊《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页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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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案此书系与曹尔琴女士合署，后来在2006年列入《长安史迹丛刊》，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书名题作《游城南记校注》。——德勇补记于201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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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李之勤《元代重建灞桥的又一重要文献——张养浩的〈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刊《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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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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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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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此书初版于1959年，1979年再版，1984年6月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本文所论，均以1984年的最后修订本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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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页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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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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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87年第5期，页441—448，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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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案这篇文章写定于1992年初，刊布于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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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案该图集是在1996年8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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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辛德勇《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刊台北《历史》月刊1993年第1期，页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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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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