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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所记唐代州县官市分别用鼓和钲来导引开、关市肆的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以要这样配置钟楼和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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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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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采芑》言“钲人伐鼓，陈师鞫旅”，汉毛亨传以为“钲以静之，鼓以动之”〔33〕，亦即东汉人赵岐所说“兵以鼓进，以金退”〔34〕。《孙子·军争》引古《军政》，谓将领指挥作战，“言不相闻，故为金鼓”，唐人杜佑释云“金，钲、铎也”，李筌亦曰“鼓进铎退”〔35〕，自然同为此意。《诗·击鼓》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36〕，曹刿论战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37〕，以及后世习语“鸣金收兵”，就都是基于这一情况。唐朝交易之市，以鼓启之，以钲闭之，正是源于古代师旅分别用鼓和钲来号令士卒进退行止的做法。与此相似，唐代地方州县父母官，“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38〕，同样也是依随鼓声，升堂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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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与钲、铎，声音、性质俱差相仿佛。清晨日出东方，开启门扉，势如进军破阵；傍晚日落西山，闭塞城阙，状同回马收兵，相互之间，理正相通。虽然在长安城中并没有分别用鼓声和钟声来导引各处门户的开启与关闭，但是在建造固定搭配的钟楼和鼓楼时，还是会考虑到钟、鼓之间这种作用差别，从而将鼓楼安设在东侧，钟楼安设在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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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对应形式，还隐寓有传统五行思想的背景。《淮南子》有相关记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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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西方金也，……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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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通常是用铜、铁等金属铸成〔40〕，其性属金，自毋庸置疑，鼓一般则是用木与革两种材料制作而成。《周礼·考工记》有“韗人为皋陶”，东汉人郑众谓“皋陶，鼓木也”，清人孙诒让释之曰：“云‘皋陶，鼓木也’，谓鼓匡也。……匡皆以木为之。”〔41〕因知鼓在五行之中，性宜属木。木性之鼓宜居于东方，而金性之钟宜居于西方，这应该就是唐长安城宫廷当中钟、鼓楼方位配置的深层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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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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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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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世俗社会用以颁授时辰之外，方外的寺院和道观也有类似的设施。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述长安城平康坊菩提寺钟楼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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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之制度，钟楼在东，惟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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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说明两点重要问题。第一，唐代寺院通常建有钟楼（关于这一点，在唐代文献中有很多例证，毋须一一举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的钟楼应当座落在东侧，菩提寺“建钟楼于西”属于特例。第二，段成式特别强调这是寺院的制度，恰好可以证明，世俗社会的制度，与此不同，前述长安城宫城太极殿前偏居西侧的钟楼，应该是俗世普遍通行的定制，从而可以推断，大明宫含元殿和兴庆宫大同殿前面钟、鼓二楼的方位，应当与太极殿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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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龙华寺内曾置有一口大钟，已有研究者指出，唐代佛寺的钟楼，与此或许具有某种源流关系，但当时是否设有钟楼，则“未见记载”〔43〕。这里无意展开论述唐代寺院设置钟楼的缘起，不过至迟从隋代开始，寺院当中应当已经普遍施行这一制度，因为隋开皇六年上石的《龙藏寺碑》，在描摹这座寺院景观时，即有句云：“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44〕显示出这已经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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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其用意，佛寺鸣钟，亦不过为僧众修习佛法和饮食起居晓示时辰而已。如唐人崔塗有《赠休粮僧》诗云“闻钟独不斋，何事更关怀”〔45〕，说明在不“休粮”时，寺院的僧侣是要依照钟声，在固定的时间里进餐。相传唐人段文昌和王播在未遇时俱因贫窭无食，每听寺院“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来二人显达，赋诗追忆此事，都用“阇黎饭后钟”之句来描摹尴尬的遭遇〔46〕。又如张继《枫桥夜泊》诗中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入宋以后，墨客雅士，议论纷纭，许多人列举同类诗句，指出唐代姑苏、会稽、梓州等许多地方的寺院，都有夜半击钟的做法，僧人谓之“分夜钟”〔47〕；陆游则更进一步推测，以为这很可能是一种通行于各地的释家制度，“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48〕。由此特殊事例，也可以看出唐代僧寺中鸣钟报时的普遍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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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黄滔在昭宗乾宁四年撰写的《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一文当中，也提到了当时寺院的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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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后金地莲扃，周旋四海，鸟飞兔走，或故或新，至如神运之，灵莫灵矣，亦靡得而岿然，则我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斯革故鼎新之数也。……仲弟检校工部尚书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杞梓楩柟，投刃以时，趋功以隟，食以月粟，付以心倕，不期年而宝殿涌出，……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双立岳峰，两危蜃云。东瞰全城，西吞半郭。霜韵扣而江山四爽，金字骈而讲诵千来。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将有待于后人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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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证实唐代寺院的钟楼，确实如段成式所说，是配置在偏靠东面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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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黄滔的记载，泉州开元寺在与钟楼相对应的西面一侧，乃是建有“经楼”。研究建筑史的专家，早已注意到唐代寺院布局这一特点，有论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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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寺中，钟楼和经藏已经作为一组对称设置的建筑物，出现在中院的两侧。……经藏与钟楼往往对称设置在佛殿的两侧。……但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所见，佛寺内钟楼、经藏的位置却无定制。不仅可以左右对置，且有的设于殿侧，有的骑跨于前、后廊之上，或以角楼的形式出现。现实中是否有这些做法，尚无法确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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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如前引《酉阳杂俎》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里的钟楼，应当设在东侧，似乎不大可能毫无缘由地随意左、右对置，只有出现诸如“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这一类特殊问题时，才会将钟楼与经藏东、西相互调换位置。正像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高僧道宣在唐高宗乾封二年撰著的所谓《戒坛图经》当中，便有清楚规划，规定在寺院“后佛说法大殿”前面的“七重塔”两侧，应是“塔东钟台”、“塔西经台”〔52〕，这也就是段成式所说的“寺制”。道宣自言其书系“博寻群录，统括所闻”而成〔53〕，其间自有释家的道理，而敦煌壁画所绘寺院布局形式，不尽合乎唐代文献的记载，已经有人做过具体勘比〔54〕，因而，本来就不宜将其每一处细节，都视作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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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刻本《戒坛图经》所附寺院平面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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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黄滔所记，泉州开元寺的钟楼和经楼，系分别建造在佛寺主殿的东北、西北两隅之上，这说明敦煌唐代壁画上钟楼与经藏在南北轴线方向上所处的各种位置，都应该合乎当时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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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日本兴建的寺院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上述钟楼配置形式的影响。例如，在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奈良的法隆寺和东大寺，就都在寺内主建筑大讲堂的东南和西南两处，分别建有钟楼和经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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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和设在钟楼对面作为“经藏”的建筑，道宣《戒坛图经》分别称作“钟台”和“经台”，而不是黄滔所说的“钟楼”和“经楼”。白敏中撰述《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图记》，谓“由是起殿，中虚屋，周廊四回，前三其门，庭二其台，架危楼以耸钟，植修茎以飞幡，界宇峻严，宛如鹫山”〔57〕，这里所说“架危楼以耸钟”之“台”，自然是指“钟台”，而“植修茎以飞幡”，则应该是指《戒坛图经》中钟台和经台前面东西并立的那两个幡杆，可以说是与之相互呼应的一组建置。《隋书》记载隋都大兴城中有恶少沈光，值文帝仁寿三年，“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馀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58〕。读此可知，“植修茎以飞幡”渊源有自（此等“修茎”系植立于一方形石座之上，即所谓“幡竿石”），在道宣撰述《戒坛图经》以前，固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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