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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北宋英宗治平至神宗元丰年间，有三佛齐人华伽啰在广州重修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建立《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石碑，叙说其修建经过。碑中从“始构大门”开始，逐一记述华伽啰修造的各项建置，包括宣诏堂、保真堂、北极殿、斋厅、三清殿、御书阁，并“铸大钟，起钟楼”，“莫不规模宏备，焕若洞府”〔72〕，可是却绝未提及“鼓楼”之类的设施，反映出当时还在沿承《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确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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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陆游撰写《洞霄宫碑》，谓临安府大涤山洞霄宫在经历建炎兵火之后，于“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钟楼、经阁，表以崇闳，缭以修庑”〔73〕；稍后，在孝宗乾道年间，道士叶大直主持修建松江府仙鹤观，“为寥阳殿于中，前设三门，旁立两庑，翼以经、钟二楼，后建昊天宝阁”〔74〕，都是将钟楼与经阁或经楼并称，与《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述的章程，愈加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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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宋末，有记载云绵州彰明县紫云山崇仙观，“东岳、天师、钟楼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宫、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师在后左，经楼、瑞真堂后右”〔75〕，所说“经楼”虽然已经不再像“经台”一样与钟楼东西相对设置，但在钟楼偏居于东侧这一点上，仍然是在仿效佛家的做法。又温州永嘉县北的大若岩上有广福灵真宫，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当时的建置，除正殿三清殿外，“又有两殿、五祠、一钟楼，皆在岩中”〔76〕，虽然仅设有钟楼而尚未营建经楼，设施还不够完备，或许是适应新的情况，有所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在遵奉上述布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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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室南渡之后，在女真人统治的北方黄河流域，同样也在承续着这一规制。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告成，史臣郑子聃记其布局形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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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门榜曰十方大天长观。中三门曰玉虚之门，设虚皇醮坛三级。中大殿曰玉虚，以奉三清。次有阁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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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有钟阁曰灵音，兼奉玉皇上帝、虚无玉帝。次有阁曰大明，以奉太阳帝君。次有殿曰五岳，以奉诸岳帝暨长白山兴国灵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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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阁曰飞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宝君。次有阁曰清辉，以奉太阴皇君。次有殿曰四渎，以奉江河淮济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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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两庑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奇。〔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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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内灵音钟阁与飞玄经阁正是东西相向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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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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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俗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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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宫观，与世俗社会按照礼制或风俗祭祀的祠庙，既密不可分，同时又有所区别。正因为如此，在钟、鼓楼的设置方面，有些祠庙就成了道教世界与世俗社会之间相互融合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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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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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荣河县今存天启三年重刊上石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最初镌刻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年间，正值南、北两宋交替之际，反映了北宋汾阴后土祠的平面布局形态。图上在主殿“坤柔之殿”正门“坤柔之门”南面的院落当中，居东面西，绘有一座钟楼，为三间二层九脊带平座腰檐式建筑，西面与之相对应的位置上，虽然也绘有建筑，却只是一座三间单层亭子〔78〕。西面这座亭子在图上虽然没有文字标识，但显然不大可能属于与钟楼性质相当的鼓楼或是“鼓亭”，而这种东西两侧不相对称的情况，与释、老二教将钟楼与经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设施搭配组合，恰好如出一辙，相承相因的脉络，了然在目。这间小亭，很可能也起着类似经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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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霄图志》中的洞霄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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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元初人邓牧，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撰著《洞霄图志》，所绘大涤山“洞霄宫图”，在“洞霄宫”门外的东南角上标示有“钟楼”，相对称的西南角上标示有“经阁”，经阁的体量，亦明显小于钟楼〔79〕。与此相似，今河南嵩山所存《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在南面中三门外东南角处的碑楼后面，标绘有一“钟楼”，虽然中三门外西南角处的碑楼后面，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藏经建筑〔80〕，但应当与前面所述温州永嘉县的广福灵真宫一样，不过是对成规有所简省或者是做些局部微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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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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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阴后土祠和嵩山中岳庙这种钟楼设置形式，显然是在移用道教的规制，而南宋时期衡山南岳庙的情况，则反映出这类祠庙建筑融通世俗体制的那一个侧面。南宋人陈田夫对此尝有记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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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门五间，门里西设鼓司神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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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碑楼，大宋新修南岳司天王庙碑，翰林学士李昉奉敕撰，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楼上悬铁钟一座，绍兴十一年安仁县百姓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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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碑楼，大宋重修南岳司天王碑，翰林学士苏易简奉敕撰，待诏黄识篆，碑阴有楷书。楼上有衙鼓一，端拱二年六月五日立。〔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