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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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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教授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一书磨砺多年，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在由我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指导论文的过程中，我与作者经常就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对本书的选题立意、基本观点、主要思路和写作特点，我都十分熟悉。特别是，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的研究，对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颇多心得和见解；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只不过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历程的一部分，但开拓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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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大量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著被翻译成中文，使国内学者在进行自己研究的同时能够随时追踪国际上的学术和理论动态，掌握西方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体系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结合国际社会的新实际，顺应世界历史的新潮流，在借鉴西方有价值的理论的同时，开始推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努力，开拓创新，比较从容地进行自己的理论建设。应该说，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不能缺少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起步虽晚，但只要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结合得好，就一定能看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型和成熟起来，自立于世界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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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仍然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几代人的努力。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可以选取多项研究题目，多个研究领域，多种研究角度，来进行，来努力。不仅可以对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流派作研究，也可以对国际格局、地缘政治、国际制度、国际法及全球治理等进行研究，也可以选取国际经济、军事安全、科学技术、国际文化及宗教文明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都是在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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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需要明白“己学”和“彼学”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知己知彼，而且要由彼及己。前者是一个重要的了解过程、学习过程和借鉴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彼学”有准确的和充分的了解，才能对“己学”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有足够的把握。对“彼学”该学习的学习，该借鉴的借鉴，该扬弃的扬弃；这是建立“己学”的必要步骤，鉴于西方的“彼学”比我们的“己学”形成的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这一步甚至是绕不过去的。但是，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后者，因为仅仅了解、学习和借鉴“彼学”是不够的，我们的最终落脚点是“己学”，因此后者更加重要。可以说，后者是一个创新过程、创造过程，甚至是原创过程。只有当“彼学”能为“己学”所用，也就是完成了由彼及己的过程，才能塑造成功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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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教授的新书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其中不乏创新的观点和有价值的研究路数。在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它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彼学”，但它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己学”，在“知己知彼”和“由彼及己”方面做了十分重要的尝试，就此而言，该书对于国内学者的同类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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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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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8日于蓝旗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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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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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略作修改而成，该论文于2001年12月完成并通过答辩。随后，还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奖项，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入馆藏。在成书之际，我还想就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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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个人旨趣而言，研究地缘政治学的理论问题并非偶然。地缘政治学和均势学说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支柱。本人曾专门钻研过均势学说，写就《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国际格局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两书，本书乃是对现实主义学派研究和探讨的继续。当然，就目前我个人的研究重点和范围而言，不独现实主义一说，亦涵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诸种学说，它们将成为我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我以为，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努力中，完整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理论（包括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借鉴和消化其中的有益成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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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尚处在由“拿来主义”到独立创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翻译引进和介绍综述西方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必要的，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之前，我觉得至少还应该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带批判精神的“双重阅读”。“双重阅读”包含着追述和评论等重复性研究，这可类同于对他人“理论建构”的同步建构；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着解构他人已经建构起来的理论，在终极意义上，解构不仅仅是一种颠覆，更是一种创新和再造(1)。对我们而言，需要对西方理论做“双重阅读”，双重阅读重在第二次阅读，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第一次阅读上，更不能停留在对原文原意的理解上。在中国的理论建设方面，两种阅读的区别在于，第一次阅读的重心仍然受到西方原论的强烈吸引和制约，故此译介综述显得重要；第二次阅读的重心则已经事实上发生偏移，其“质”的部分或者说内核构建开始从西方理论转移到中国理论。二是需要以中国学者自己作为研究主体，提出中国式的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系统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模式。应该说，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具有中国学者自己（甚或个体）“人格化”的研究过程，其理论成果可以打上“中国制造”的标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型阶段，上述两种研究工作都是值得提倡的，但研究者应在心中明白的是不失去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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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说到本书的研究特点。本书属于纯粹的理论研究，而非策论式研究或简单的应用性研究。之所以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是因为本书以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本身及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它或许带有“元理论”研究的特点。所谓“元理论”研究便是以某一学科为对象所展开的研究。虽然本书也试图兼顾地缘政治的某些现实问题，包括论及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但它仍然首先观照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理论结构和基本特征。在国内的理论研究中，对“元理论”的研究是缺乏的，因而研究的价值和空间都是很大的。同时，本书对西方理论（当然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兼具第二次阅读和中国本位的双重特点，虽然我参考了大量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原著，甚至自己直译了其中的部分原文以供研究之用，但我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些原著的观点上，而是努力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对它们进行第二次阅读，其用意是尽量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概念、观点、命题和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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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文写作到本书成稿，差不多过了5年多。之所以放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公开出版，是因为本书涉及的问题确实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我想用时间检验一下书中的观点和立论是否站得住脚。应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思索，我认为把论文整理出书，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可以有与学界讨论和争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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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2006年我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出版资助，这不仅是本人在学术上的一项荣誉，也是本书进行修改的直接动力。从整体上说，本书保留了论文原稿的风貌，立意和框架都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只是在文字上做了若干校正和润色。书中大的修改是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部分（第八章和第九章），另外根据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所汇集的专家意见，对最后一章即关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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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梁守德教授，他对我论文从立意构思到全文写作给予了全面的指导。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行都知道，梁老师一直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正是我对理论问题保持很高兴趣的重要源泉。在梁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教诲下，我努力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并选择了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角度来进行一项自认为有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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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潘国华老师、方连庆老师、王杰老师、邱恩田老师和叶自成老师都给予了难得的指导和帮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这使本人获益匪浅。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糜振玉中将、国防大学教授汪江淮少将在本书写作的关键阶段给予了非常有价值的指教，他们以军人特有的洞察力对地缘政治所作的精辟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将成为我继续向他们请益的开端。在本书资料搜集阶段，教育部李军司长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资料慨赠与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料室的潘京初老师在我借阅和使用书籍时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在这里，我对上面各位老师和专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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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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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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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重阅读”是一种解构主义的文本阅读策略，根据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文本阅读理论，“文本不是一个已完成了的文集，不是一本书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而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痕迹’。因此，阅读决不是寻找原初意义，理解决不以作者为中心。以把握原初意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活动”。见（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的话，第3页。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双重阅读”策略所作的评述，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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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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