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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位置既定，地缘环境可变，因而地缘政治是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统一。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认为，“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问题，是国际政治大国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但地缘政治观点又是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性质的认识而改变的。”因此，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它探索的是国际政治现象空间组合的地理轨迹，其主要特点就是研究因地缘差异性所带来的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国际关系中地缘差异性的存在和由此引起的地缘条件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到结局。其中，无论如何，正因为地缘政治学以空间的、横向的眼光考察国际关系，所以国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地缘政治虽然复杂多变，但并不是混沌无序的世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行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缘政治的世界是“一个巧妙结合而成的机制”，地缘政治学则是要研究这个“机制”如何运转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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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所具备的国际政治素质和自身的基本特征来看，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影响是：第一，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对国家地位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方面在于，国家利益深深植根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之中，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国家权力的构成必须以其为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足以产生出巨大的国际政治潜力和能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都有着重大的价值。从一般意义说，只要国际政治的活动被限制在地球空间，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就会影响该国的自然资源拥有量及分布，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力量和潜力。国家的地缘位置，特别是海陆分布，会影响到它是否能够获得国际政治的资源和潜力，以及能够获得多少国际政治的资源和潜力，从而可能决定它作为强国或弱国的地位。因此，在综合国力的评估中，地缘位置非常重要的国家要加分，如日本因占有重要的海洋战略位置多加90分，埃及、南非、土耳其各加5分(42)。在历史上，地缘位置本身就对国家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能为一个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和条件，也可能严重地限制一个国家的某些政策和活动。在和平时期，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因素与国家地位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战争中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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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关系整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要素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一是在于它首先强调国际关系的地缘基础，国际关系本身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要依托于一定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作为活动的舞台和范围。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角色来讲，没有地缘条件，就像演出时没有舞台依托一样；没有地缘范围的限定，就没有相互之间的固定关系和活动性质的判断。同时，没有相互之间关系的距离感，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分布的格局，因为所谓国际格局，就是一种国际间的地理与政治相联结的构图，就是一种由国家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相互联结的结构。所以，非常清楚，国际关系存在着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的结构性分布的基本特点。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都是处于一定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的力量角色，包括联盟也是在这样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并受到这种范围的限制甚至牵制。二是在于具体而言，地球上海陆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是国际关系得以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空间，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得以内构的主要前提，也是国家等国际主要行为体从事活动和进行选择的主要背景。地球上海陆位置的确定性与资源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共同对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发挥着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影响，并使国际关系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陆地政治地理格局”和“海洋政治地理格局”两种主要结构(43)。三是在于能够成为国际关系中主要角色的国家或其他角色，应该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和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这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而且国土面积很大，但它们不是地缘政治的主要势力，因为它们不具备地缘政治的优势。当然，作为反例的希腊地缘位置重要，且是一个伟大的海洋民族，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船队，但它不是一个重要的地缘大国，因为它不具备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只有像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具备着上述双重条件，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大国，可以充当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力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地缘政治的优势，乃是在于它们能够较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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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们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因为地缘政治具有天赋的或先天就有的性质，也具有在这种天赋性质基础上的一定的可变性或可塑性，故而无论哪个国家，要准确地制定和有效地推行国家战略，都必须首先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凡对此认识有偏差或草率行事的国家，都必然造成国家战略上致命的失误。作为一个巨大的现实，地缘政治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人们对地缘政治的改组，只能在这种天赋的或先天就有的性质和其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超出这种性质和范围进行地缘政治的改组，是不可能的，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摩根索就指出，“权力均衡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受到地理限度的制约”。征服如果是毫无限度的，那它就可能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44)。同时，地缘政治的差异性也可以使人们充分利用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和避免地缘政治中的劣势，具体而言就是充分利用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的差异所可能导致的优势和避免这种差异所可能导致的劣势。就此而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否得当，主要看它是否能够成功地适应它自己所处的地缘环境，特别是自己所处的海陆空间环境，同时要看它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中获得发展。对于国家战略来说，地缘政治的优势取决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统合，取决于空间和权力的对应关系，取决于海陆关系的很好处理。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作用可以看出，地缘政治对国家的决策存在着重要影响。它既是确定和界定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方法，又是推行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界标和手段。对地缘政治的清醒认识是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的一个认识基础和政策源头之一，实际上很多外交行为是从地缘政治环境中物化出来的。在这个坐标下，国家和作为国家人格化体现的各国政治领袖才能取得在国际关系中的“意志自由”——因为虽然它（他）们都怀有地缘政治上的抱负，地缘政治甚至是他们治国安邦的工具，但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善用地缘政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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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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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理学报》，第34卷第3期，1979年3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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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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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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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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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在地球表面5.1×108 km2中占77.4％。《政治地理学》，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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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如，所谓“地图”是个大概念，实际上包括地图和海图两种。见《地图的由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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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译组：《战争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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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阿·魏根纳：《大陆与海洋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页，第363页；周廷儒：《古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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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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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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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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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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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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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 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44,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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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治地理学》，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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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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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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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特尔和拉采尔的观点可分别参见《国家战略论》，第184页，《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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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第33—68页。陆上人和海上人是指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民族相对的游牧民族和航海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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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澳〕J. K. V. 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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