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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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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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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和平地理学》，序第2页，第14页，第41—44页。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把国家第一位的要素看成是“位居于地球上某个特定的位置”。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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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数理地理位置以赤道和本初子午线为标志，表明国家在经纬网上的方位。自然地理位置以海陆、地形、平原、山地、江河和气象等自然地理要素为标志，表明国家在自然地图上的方位。经济地理位置以具有经济意义的自然条件或经济事物，如交通线、经济或文化中心等为标志，表明国家在经济地图上的方位。见北大地质地理系《世界地理》编写组：《世界地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页。国内学者还有的认为，地理位置可分为自然地理位置、交通地理位置和国防地理位置等。自然地理位置是指某一国家与地球上的陆、海、山、河等自然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尤其是海陆关系。见《政治地理学》，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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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概念和特征的研究，还可参照Michael Bradshaw,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p. 8; Edward F.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 8. 地理位置的相对性问题，可参考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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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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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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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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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麦金德就认为“地理惰性”，即地理制约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地理位置是由“地理惰性”决定的，可被视为初始位置。它的作用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增长。人口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没有意志的群体，他们完全受“地理惰性”规律的力量左右。这里，麦金德把地理位置的作用吹得过高，甚至进而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三段论式的断语。参见《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77页。在《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2页中，麦金德也指出，“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这实际上是强调地缘位置的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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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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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家间政治》，第152页。海陆地缘位置也被认为是构成国防的基本要素，参见王普丰主编：《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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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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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rcus Doel,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es: The Diabolical Art of Spatial Scien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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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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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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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黄硕风：《大较量》，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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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35页，第37页。该书还认为，除了这两种主要的“地理格局”外，还有一种“战略要地格局”。见该书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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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家间政治》，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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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章 海权和陆权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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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权论与海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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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等著述，首先提出海权论（或称“海洋优势论”、“海军制胜论”及“海上战争论”）。这一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地理大发现已经大大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工业革命对西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蒸汽机车和铁路将少数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连接起来，但在世界性范围的联系方面，海上交通起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汉阐述了一个与陆权论完全相反的看法，即海洋这条“伟大的公路”一直是历史的主导成分，而且是国家富强和实力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一事实扩展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就是海权（sea power）成为拥有国际政治权力的关键：谁能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世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道与海峡，从而取得海权，谁就会成为世界大国。正是根据海权论，马汉曾预言一战中德奥匈必败。这一点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但一战爆发那一年恰好马汉逝世，他自己没能看到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尽管如此，马汉的著作在其身后“几乎已经被认定是走向康庄大道的天赐良缘的指路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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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的分析是以海洋历史的发展为依据的，他认为，在历史上，海洋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通衢大道，其作用无法用陆路取代(2)。相对于大陆自然条件的破坏性和严酷性，海洋是创造性的和进取性的，具有人类善用的便利之处。特别是在近代，蒸汽动力的使用增加了海上交通的通达性和机动性，使人类在利用海洋方面具备了更好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海洋的重要性随之增加，它就像一条面朝四方而且四通八达的宽阔马路，人们在选取行动的方向上不仅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物，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人们也许会意识到海洋的风险，但由于海运比铁路占有优势，它对各国间贸易、交通和政治联系的价值很难被人怀疑。与海洋相比，依托陆地的“心脏地带”（主要是俄国）自然条件恶劣，而这很难由陆地版图的拓展予以抵消；相反，陆地版图的庞大还增加了行动的困难。例如，即使俄国接近海洋或取得出海口，由于这些地带与其核心部分相距甚远，其间又需经过充满自然障碍的广阔的陆路地带，因而俄国无法抵御自身所具有的地缘局限性。无论怎样，在历史上，海洋曾经充当着权力政治中的支配势力，海洋国家是人类的先驱和不断产生进化活力的所在。例如，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就说明海洋的天然便利之处使海权容易攫取战略上的优势，海权在战争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此，“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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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认为，海权拥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虽然长期以来占据陆地空间和掠取陆地资源被视为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象征，但在那些海洋国家看来，这与占据海洋空间和获得海上利益相比要逊色得多。它们所得到的历史告诫是，衡量国家的繁荣与强大的主要标志是能否获得海权。法国人曾经迷恋于聚敛大陆上的财富而轻视海洋的价值，这不仅使它难于取得海上强国的地位，而且使它逐渐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强势。而具有利用海洋能力的国家比大陆型国家更有潜力获得大国地位，例如那些岛国比内陆国家就处在更优越的战略地位上。由于大陆地块都被海洋所包围，由于海上活动针对陆上活动的固有优势，海权比陆权更便于控制世界。马汉指出，就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并决定它能否取得海权的主要因素而言，有六个指标值得重视，即：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结构、人口、民族特征和政府品质。在前三个条件中，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的质量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比领土范围更重要。同时，所谓海权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力量，也包括和平时期的贸易与航运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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