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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概念和特征的研究，还可参照Michael Bradshaw,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The New Global Order,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p. 8; Edward F.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 8. 地理位置的相对性问题，可参考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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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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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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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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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麦金德就认为“地理惰性”，即地理制约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地理位置是由“地理惰性”决定的，可被视为初始位置。它的作用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增长。人口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没有意志的群体，他们完全受“地理惰性”规律的力量左右。这里，麦金德把地理位置的作用吹得过高，甚至进而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三段论式的断语。参见《地理学的理论问题》，第77页。在《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2页中，麦金德也指出，“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这实际上是强调地缘位置的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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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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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家间政治》，第152页。海陆地缘位置也被认为是构成国防的基本要素，参见王普丰主编：《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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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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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rcus Doel,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es: The Diabolical Art of Spatial Scien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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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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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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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黄硕风：《大较量》，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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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35页，第37页。该书还认为，除了这两种主要的“地理格局”外，还有一种“战略要地格局”。见该书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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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家间政治》，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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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章 海权和陆权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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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权论与海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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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等著述，首先提出海权论（或称“海洋优势论”、“海军制胜论”及“海上战争论”）。这一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地理大发现已经大大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工业革命对西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蒸汽机车和铁路将少数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连接起来，但在世界性范围的联系方面，海上交通起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汉阐述了一个与陆权论完全相反的看法，即海洋这条“伟大的公路”一直是历史的主导成分，而且是国家富强和实力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一事实扩展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上，就是海权（sea power）成为拥有国际政治权力的关键：谁能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世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海道与海峡，从而取得海权，谁就会成为世界大国。正是根据海权论，马汉曾预言一战中德奥匈必败。这一点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但一战爆发那一年恰好马汉逝世，他自己没能看到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尽管如此，马汉的著作在其身后“几乎已经被认定是走向康庄大道的天赐良缘的指路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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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的分析是以海洋历史的发展为依据的，他认为，在历史上，海洋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通衢大道，其作用无法用陆路取代(2)。相对于大陆自然条件的破坏性和严酷性，海洋是创造性的和进取性的，具有人类善用的便利之处。特别是在近代，蒸汽动力的使用增加了海上交通的通达性和机动性，使人类在利用海洋方面具备了更好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海洋的重要性随之增加，它就像一条面朝四方而且四通八达的宽阔马路，人们在选取行动的方向上不仅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物，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人们也许会意识到海洋的风险，但由于海运比铁路占有优势，它对各国间贸易、交通和政治联系的价值很难被人怀疑。与海洋相比，依托陆地的“心脏地带”（主要是俄国）自然条件恶劣，而这很难由陆地版图的拓展予以抵消；相反，陆地版图的庞大还增加了行动的困难。例如，即使俄国接近海洋或取得出海口，由于这些地带与其核心部分相距甚远，其间又需经过充满自然障碍的广阔的陆路地带，因而俄国无法抵御自身所具有的地缘局限性。无论怎样，在历史上，海洋曾经充当着权力政治中的支配势力，海洋国家是人类的先驱和不断产生进化活力的所在。例如，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就说明海洋的天然便利之处使海权容易攫取战略上的优势，海权在战争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此，“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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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认为，海权拥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虽然长期以来占据陆地空间和掠取陆地资源被视为国家权力和声望的象征，但在那些海洋国家看来，这与占据海洋空间和获得海上利益相比要逊色得多。它们所得到的历史告诫是，衡量国家的繁荣与强大的主要标志是能否获得海权。法国人曾经迷恋于聚敛大陆上的财富而轻视海洋的价值，这不仅使它难于取得海上强国的地位，而且使它逐渐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强势。而具有利用海洋能力的国家比大陆型国家更有潜力获得大国地位，例如那些岛国比内陆国家就处在更优越的战略地位上。由于大陆地块都被海洋所包围，由于海上活动针对陆上活动的固有优势，海权比陆权更便于控制世界。马汉指出，就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并决定它能否取得海权的主要因素而言，有六个指标值得重视，即：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结构、人口、民族特征和政府品质。在前三个条件中，海岸线的长度和港口的质量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比领土范围更重要。同时，所谓海权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力量，也包括和平时期的贸易与航运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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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无疑意味着，海权在地缘政治中拥有最重要的作用，要取得海权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马汉认为，海上力量曾经对于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在现实中要控制辽阔的海洋，就必须建立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强大的海军并以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军种，以海军发展为决胜之本。与陆上力量相比，海上力量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它不仅可以在国家本土和周边发挥作用，而且可以把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它不仅能够有效地从事战争行动，而且还能够达到商业控制的目的。因此，海上力量发挥作用的范围比陆上力量更广泛，也更有效，其影响甚至可能跨越洲际和涵盖全球。就此，马汉进一步指出，凭借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不管陆地能产出多么丰厚的财富和强势的权力，都不足以产生像海洋那样的巨大效果(5)。在终极意义上，夺取海权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制胜的必要条件，它也是和平年代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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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海权论的分析基础是英国的实例。作为欧洲岛国的英国，控制海洋霸权和欧洲霸权分别长达两个世纪和一百多年，并且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世界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具备六个成为海权强国的条件：第一，是岛国。这一点与法国不同，保卫国土不需要维持强大的陆军力量，因此能够集中国力建设海军力量。第二，拥有良港。与荷兰一样，英国国内资源匮乏，但有许多良港，这些良港培育了船员、商人和殖民者。第三，拥有与海岸线的长度成正比的人口。第四，有大量从事海上工作的人民。第五，人民定居于殖民地，并开发其资源。第六，政府一贯坚持建设海上力量的政策(6)。虽然英国与荷兰和西班牙相比曾经是后起的大国，并在地缘政治竞争的开始阶段处于劣势；但相对于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护国主克伦威尔的海洋政策十分重视海军力量，并将之视为长期的国策。马汉认为，英国的崛起是以它成为海军强国和拥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为前提的，英国的地理位置有助于它扩充力量，它曾经控制了除巴拿马运河之外几乎所有的世界重要海道，包括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好望角、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以及圣劳伦斯入口。这意味着，世界的主要航道成了其“内部交通线”。“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同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适中，这样它既可以对陆上潜在的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又可以使自己免于入侵的威胁，英国的舰队还可以从其战略基地方便地集结以进行防御或对大陆港口实施封锁。在马汉的分析中，一个优势强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兼具政治、军事和心理各个方面的优点，“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7)。这些优越的条件使英国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占尽了上风。除了保持一支强大海军以保全自己外，英国还绝对不会放弃海上的主宰地位，这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8)。因为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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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的历史记录不免被后人戴上了一顶“海上帝国主义”的帽子，而且其欧洲霸权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表现被认为是谋取海上霸权，但它至少给人们带来三个启示：一是海洋作为世界的公共地带，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和生命线；谁离开了这块公共地带，谁就会丧失国家权力和强国地位，包括英国这样的帝国也会退缩为撒在地球上的“列岛的粉碴”。二是谁能够保持强大的海权，谁就能掌握和控制大陆地区内部的均势，从而对陆权保持一定的优势地位。三是强大的海军力量、便捷的商业和航运能力以及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是保证海权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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