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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麦金德相信他关于“心脏地带”的观点比20或40年前更加有效和有用。“心脏地带”仍被视为陆权的最大城堡,是最容易聚集陆上力量的关键所在。它的重要性使得陆权成为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发挥根本性影响的因素,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后来,中亚的迅速发展和苏联向东加速开发使人们对“心脏地带”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想象。苏联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苏联的经济重心很可能东移。这对于苏联自身和整个中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45)。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地缘政治形势来说,麦金德依据其陆权论作出以下论断:“考虑到所有情况,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如果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以德国的战胜者出现,它必然会被列为地球上最大的陆上强国。而且,它还将是处于战略上最强防御地位的强国。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在历史上它是第一次布置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驻军。”他还认为,战后处置中的主要问题是削弱德国的侵略势力,清除纳粹意识的“污染通道”,但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的联合才能圆满地得到解决。这里的海权国家是指美英法“这三大海陆两栖的国家”,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作用。“心脏地带”东边的陆权国家与其西边北大西洋东部的海权国家联合起来,将形成两道坚不可摧的战线,“这样德国鬼子……定会被活活困死”(46)。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根据其修订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图”所提出的关键性看法是,形成对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地国家苏联最有效的对抗力量是美英法的战略联盟,因为苏联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新的政治—地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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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麦金德强调地缘政治是地理与政治的高度结合,是第一位具有全球眼光的地缘政治学家(47)。他把地理学思想直接地应用于国际政治,率先从全球角度考虑世界政治地理的结构,对世界上大陆与水域分布的政治意义提出了独到见解,在此基础上他首创了“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在以地缘政治分析世界权力方面,大概没有哪一位地缘政治学家能够比得上他。正是从这种地理与政治高度结合的观点出发,麦金德的理论实际上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国际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他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对欧亚大陆形势所进行的研究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结论至今仍然令人深省。由于麦金德对世界问题的看法是在20世纪的头十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逐渐发展形成的,全球现象的总体包含着一个获得验证、并且易于合理解释的空间进程。因此,可以说,麦金德是以全球战略眼光追踪地缘政治的变化,进行世界形势整体分析的先行者。例如,麦金德的陆权学说和“大陆心脏地带”学说把世界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划为四大部分:一是“心脏地带”,即苏东地区;二是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带”,包括西欧、中东、南亚和中国;三是“外新月形地带”,包括英国、非洲大部分和日本、印尼等;四是最外层的“岛屿新月形地带”,包括北美洲、澳大利亚等。这样,由欧亚大陆开始,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现象和分布都被容纳在内。而且,作为第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地缘政治学家,他实际上还把陆权战略和海权战略联系起来,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后来,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也强调了由麦金德开创的那种全球地缘政治研究的思路,他认为,在研究“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时,要采取“地理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而在国际关系的实践领域,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rnich)和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留下的传统外交常规注重的是后者,这个常规必须加以改变(48)。全球体系观念和宏观的世界史视野是麦金德以陆权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坚实基础,它们也使得地理学变成了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辅佐。“麦金德在强调大陆国家成长的重要性的同时,并不否认海洋大国的作用。他认为,海洋大国仍作为富有活力的世界大国而存在,当然,它对宽广的陆基的需求,比19世纪时的必要性更大。他断言,在20世纪,控制心脏地区乃至世界岛的国家会变成一个带头的海洋大国;虽然它首先是一个大陆国家,但事实上会最终获得对海洋的控制。”(49)这一从全球观念出发引出的看法,对那些国家的决策者来说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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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陆权的重要性,使人们在地缘政治上高度重视欧亚大陆及其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新大陆的地理发现曾经使地理学界强调海上强国的优势,并认为海权比陆权重要,但麦金德认为,在哥伦布时代之后,优势开始有利于陆上强国。海洋给航行带来的机动性曾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海上人的法宝,而现在受到由于铁路的发展而带来的陆上机动性的挑战,由于和中心大陆的邻接,当枢纽国组织起来后,就要觊觎“边缘地带”并向这里进行扩张。如果这种设想一旦发生,那么海上国家就很可能从立足不稳的“边缘地带”被赶走,“世界帝国”将会出现。而俄国显然是这一枢纽国的候选人。早在1890年,麦金德就已推断“地理上的优势平衡很可能已经向不利于英国的位置倾斜,而它只是靠惯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罢了”(50)。在麦金德那里,陆权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具有明显优越的价值,与拉采尔等陆权论者的观点不同,他并不把陆权看做是个别国家在有限地理空间中寻求生存或扩张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世界政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甚至带有规律性的国家行为模式。与其他陆权论者的另一个不同是,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及其分布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使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十分引人注目。从地理上看,欧亚大陆(也叫亚欧大陆)是欧罗巴与亚细亚的合称,因两洲存在重大的地理差异,所以分为二洲。但是,在地缘政治上,欧亚大陆却在陆权的意义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它所引起的地缘政治问题长久以来就是国际关系历史的本质内容。例如,“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中对东欧的论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印证。东欧既是俄国从“心脏地带”进入中欧的媒介,又是德国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虽然这也可能导致地缘政治上的“宿命论”,但麦金德的那个著名的“三段论”警言直到今天仍无法被人忘记。另外,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英俄两个帝国之间在亚洲的对峙,彼此都高度关注着对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那些中亚缓冲地带的军事调遣,特别是它们对陆权的影响。从陆权对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看,这也使得中亚地区成为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想来也是不容忽视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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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麦金德把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反复较量和对抗视为贯穿历史的基本主题,而且他把这一观点上升到世界史的地理观高度(51)。在麦金德看来,鉴于双方的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所产生的结果,陆权和海权的较量将是长期性的和历史性的,并且会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帕克认为,麦金德的基本地缘政治主张是,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反复斗争的过程,换言之,世界的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有力的分析。按照麦金德的逻辑,两个对抗的主角始终存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但是,两者之间又总是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地位。它们各自都具有某种优势,藉此它们可以重建均势(52)。正是海权和陆权之间的长期斗争,正是二者之间均势的循环出现,才促使地缘政治在一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发生变化。麦金德曾经具体描述说,陆上霸权最有力的中心总是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正是在这里,亚洲人的大锤不断地向外击打着面向大海的“边缘地带”。在欧亚腹地的中心形成一座庞大的天然要塞,海上人不能深入。围绕着欧亚的南部和西部边缘,是一个巨大的“新月形地带”,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薄弱环节,陆上人通过这里就能侵入到“海上新月形地带”。实质上正是来自东方的这种威胁和压力激励了欧洲人海上活动的卓越发展。当欧洲人迅速地扩展到海岛和大陆半岛,就到了能够创立摆脱陆权国家制约的新欧洲的时候(53)。应该说,麦金德第一个严格和细致地区分了陆权和海权,并指出了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的某种惯性。海洋在地理上的便利和航海业的发展,是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海权控制的范围是陆权难以达到的地方;同样,陆权始终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技术的最新进步增加了它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这样的政治效果,即陆权与海权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威胁,也存在着相互间通过均势所达到的抑制。此外,麦金德指出,现代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在思想根源上的差异不少于机动性上的物质条件的差异。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思想的水平上加强对地缘政治主题的认识。因此,麦金德与马汉如出一辙的是,他也以陆权与海权二分论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前提,他把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吸引到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相互斗争的主题上。在这种世界观中,陆权与海权的彼此交替成为世界权力的转换动力和实现机制,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角逐便说明了二者敌对历史的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再次证明这一历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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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层,麦金德坚持海陆力量二分论。虽然他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些颇具与时俱进精神的修改,但在实质上他一直强调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划分方法。在麦金德看来,世界的政治力量可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比。后来他在“心脏地带”和“世界岛”的概念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陆上力量主要出现在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海上势力则出现在从欧洲环绕非洲到印度洋的海域所组成的“世界海角”(World Promontory)。在内容上,陆上世界出现了两个“心脏地带”,一是亚洲的多山地区,另一是东欧地区。前者特别指中亚的山地地区,是海权很难到达的地方,尽管这里的水系大部分通向海洋(54)。后者是欧亚大陆的唯一通道,是联结黑海和波罗的海、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中心,把东欧地区结合起来是麦金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同时他认为通过分割东欧可以使欧亚大陆的政治力量得到平衡。这些理论上的“修正”,丝毫没有改变其所一以贯之坚持的理论内核和演绎线索,恰恰相反却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了他的逻辑起点。而且,特别应该看到的是,麦金德的陆权论更全面地阐述了陆权与海权二分的关系,弥补了马汉海权论的不足。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以“大陆心脏地带”的陆上势力与大不列颠的海上势力之间的关系来规定东半球的实力地位。后者的安全有赖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均势。如果其中之一获得优势,整个大陆和轴心地区就会被一个单一的强国所控制。以这个辽阔的地块作基地,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强权,轻而易举地把大不列颠打垮。因此,不列颠外交政策的使命就是防止在欧洲大陆上出现统一的势力,尤其要注意绝对不能使德国和俄国结成有效的军事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要防止中国和俄国之间出现类似的事情(55)。而对于前者而言,同样存在着一种陆权与海权之间均势的问题,如果对此处理不当也会遭受不测的危险。这些比孤立的陆权论或海权论视野更宽阔的海陆关系理论,对那些面临地缘政治严重问题的国家来讲是具有持久影响的。当然,对麦金德理论的批评也是存在的,因为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两极斗争”或“两种势力对抗”的催化剂,一些国际政治学者把他的“陆权与海权之间斗争”的观点,转化为“两大阵营”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力分布的国际政治二分论。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在陆权和海权之间建立某种均势看成是两极格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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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麦金德注重技术对地理的战略含义,强调技术因素与地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强调在其他的陆权理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为它们同样都十分看重“心脏地带”铁路交通线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海陆二分的划分,而且使这种二分更为明显和突出。一方面,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另一方面横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而且欧亚大国囊括了最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技术和资源的结合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麦金德认为这些都是证实他的论点的证据。曾经有过这样的意见,认为空中力量的出现破坏了麦金德观点的确实性,因为“心脏地带”的北极海岸不再像在1904年那样难以达到。麦金德也承认基督教世界掌握了“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但是空中力量的出现,特别是它对地理的战略含义的影响可以支持他的以往论点,因为空中力量是以陆地为基础的,他预言以陆地为基础的空中力量将使地中海在战时不能航行,因而有利于“心脏地带”。在他看来,除了陆上传统的优势外,空中力量这个新技术因素不过是陆权国家的另一只臂膀,是一种“新型的两栖骑兵”,足以干扰敌人的海上交通。因此,海陆二分的传统没有被破坏,在空权重要性日益上升的同时反而得以强化。应该说,麦金德重视地理与技术的密切关系,认为20世纪技术的发展将武装起大陆强国并将使之取得支配地位,英国将面临来自前者的直面挑战。此外,他还指出了其他一些值得重视的因素:“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随着对这些数量正确估计程度的提高,我们可能不必诉诸武力去调整差异。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56)可以想见,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地缘政治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必须兼顾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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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正如西方学者刻意说明的那样,麦金德代表了一种地理结构,在这个结构内,政策决策者都理解在其中如何进行选择(57)。确实,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对于大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实践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将以陆权为主的地缘政治二分思想渗透到政策和实践领域。麦金德在其理论中曾经直接论及了有关国家在维护陆权基础上的外交政策。例如,他曾谈到,沙俄占据着“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心位置,并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防止“心脏地带”坐大的努力,最重要的是阻止它被一种势力所单独控制,在这方面具体言之就是一旦出现德俄联合的局面,“心脏地带”将对整个欧亚大陆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恰恰是因为德俄两个强国代表了一种复杂的海陆关系,它们既是强大的陆地国家,也有可能成为海上强国。为此,应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以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它们隔离,最好的办法是营造出中小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例如,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连同芬兰和波兰,可以形成一个宽阔的缓冲地带。这实际上表明了麦金德对欧洲外交界经常担心的德国和苏联结盟的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金德重新评估和修改了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把大西洋共同体包括进来。他认为,苏联在战后成为全球最大的陆权国家,并占有最稳固的战略防御地位。北大西洋两岸国家正在形成一个均衡的力量。英、法、美联合起来,既可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又可以平衡苏联的力量膨胀。应该说,麦金德的预言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他的上述思想对现实有着相当的参考价值。在当代地缘政治的复杂演变中,俄国(以及苏联)、德国、法国和中国这些大陆型国家,或者说比较注重陆权的国家,仍然可以从麦金德的理论中获益匪浅;因为其“地缘政治思想对于争取和平的任务是适合的”,人们凭借它并不是去“预测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广阔未来,而是制定一个能适应任何政治平衡的地理公式”,这个公式可以使人们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边缘地区和膨胀的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当然,另一方面需要指出,麦金德的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这就是他的基本观点被扭曲成“主张占有欧亚大陆从而主宰世界”的论调。总之,如果说在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时,麦金德更多的是一位地理政治学者,那么,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中,他更多地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家来论述“心脏地带”,并且谋求把“地理学作为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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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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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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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权论》,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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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上书,第2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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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权论》,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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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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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权论》,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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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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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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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权论》,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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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上书,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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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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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书,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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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海权论》,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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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书,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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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海权论》,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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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页;B.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66,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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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权论》,第22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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