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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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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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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和平地理学》，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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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参见《历史的地理枢纽》，第16页，第62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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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G. R. Sloan, The Geopolitics of Anglo—Ir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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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四章 『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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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代表的二分论并未终结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地缘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同样将海权和陆权的二分与地缘政治演变复杂而具体的情形结合起来，再进行其他类型的对应划分，并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因此，在海权论和陆权论盛行一时后，又出现了“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二分对应。根据这种二分对应的逻辑，不少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在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中，“边缘地带”和“大陆心脏地带”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区分，因为它包含着更多的海权和陆权较量的成份，并使这种较量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这种情况对国际政治权力的组合关系及其格局的影响是深刻的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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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边缘地带学说”的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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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地带学说”作为“大陆心脏学说”的对立面，斯皮克曼作为麦金德的批评者出现在地缘政治学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人尼古拉·斯皮克曼是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家，英国人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也是与他同属一派的代表人物，但影响稍逊。斯皮克曼被一些人说成是马汉理论的直接继承人，而归入海权学派；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理论是麦金德理论的变种，并把麦金德的陆权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还有人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对马汉海权论、拉采尔的空间论和麦金德陆权论的综合，同时有所修改、发展”(1)。但实际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只是恰好在形式上是作为“大陆心脏学说”的倒式出现的，而在理论内核方面它吸收了麦金德理论的精华。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边缘地带学说”是在“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只不过斯皮克曼没有同意麦金德的结论。而且，非常明显的一点，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的共同点，就是把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对抗视为世界历史的主题，只不过斯皮克曼对这个主题的描述是这样的：“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带的强国。”(2)二是斯皮克曼的理论开始把地缘政治学中的“欧洲中心传统”转变为“美国中心现实”。一方面，虽然过去一段时间里，与英国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的发达状况相比，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总是处于边缘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地缘政治学的重镇已经从德国转向了美国。在美国那些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眼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是陈腐老朽的论说，美国则当之无愧地成为地缘政治学思想和理论的新发祥地。与学术重镇的这种显著变化相吻合，斯皮克曼的学说也将美国放到了地缘政治学的中心位置。例如，在使用地图投影技术时，他选择了以西经100度为中央经线，把美国放在世界投影的中心，从而把马汉、拉采尔和麦金德等人的世界观和地理分布观念颠倒过来，试图把“腹背受敌”的美国变成牵制全球的美国。斯皮克曼还通过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圆筒投影地图，说明美国现在是一个海洋型和大陆型兼备的国家，由铁路和巴拿马运河把它连成一体，因而它的东西海岸有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达到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便利通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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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地缘政治学家中，斯皮克曼对“地缘政治”概念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解读。他认为，这个名词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含义。首先，是这个概念曾经被一些德国学派的学者用来作为全部历史哲学的体制和国家性质的学说，以此来说明领土扩张的合理性。在批评理想主义理论的同时，他指责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充斥着形而上学的论调，企图给“生存空间”的概念罩上道德的光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理形状在道德上比另一种地理形状优越的问题。也不能认为国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一定要扩张强大起来，而为了它的什么神秘的利益，就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武力以达到这种目的。地理位置和实力是国际关系中必须考虑的事项，并且有更好地了解这些事项的方法。”其次，它曾经被用来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同义词，这样它就成为地理学的一支，专门描述个别国家的结构和世界政区的划分。但事实上地缘政治学并非简单的是这样，因为它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因素。最后，这个名词也可以应用于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它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某种地理形势下，要保证安全，最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因而仿佛是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它牵涉到选择位置和了解空间关系的性质，这是在任何方面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之前所必须进行的思想活动。”(4)在定义的有效性方面，斯皮克曼倾向于把“地缘政治”更多地限定在第三个含义上，而其理论的实用性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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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认为，地理位置作为一项要素可以具体分为世界性和区域性两类。世界性位置以海陆分布、气候带等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大致包括内陆、岛屿和边缘三种；区域性位置主要根据邻国间的相对关系和实力地位来划分，大致也可分为较强、较弱和相当三种。斯皮克曼对各种不同的位置组合都进行过讨论，其中最受重视的是被说成统治世界“钥匙”的“边缘地带”（Rimland）。在斯皮克曼的概念中，所谓“边缘地带”是指欧亚沿海陆地，实际上指的就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区，包括欧洲近海地区（苏俄除外）、中东、小亚细亚、伊拉克、阿富汗、印度、西南亚、东南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边缘地带”与麦金德所称的“内新月形地带”大致吻合，但在概念的范围上有所扩大，因为它事实上把“内新月形地带”的覆盖面扩展到了包括波罗的海—黑海西侧的整个欧洲大陆、亚洲的山地中心和整个中国。这一地带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财富盈饶，资源丰富，能利用内海航线，并且是“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通道，在它的周围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联系的环绕大海的交通线”。在它的外面有英国、非洲、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临近大陆的陆岛。斯皮克曼指出，环绕欧亚大陆的一系列边缘海，给欧亚沿海平原的一些国家提供了彼此往来的便利的和廉价的交通路线，大大地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发展(5)。在历史上，它曾经存在过世界的几大文明，具有实在的世界权力特征；现在，它应该是争夺世界和控制世界的锁钥。从海陆间隔的角度讲，“边缘地带”居于海洋边缘与“心脏地带”之间，既与大陆“心脏地带”保持一定的近距离的关系，又邻接海洋，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带(6)，或者它应当被看成是二者的“中间地带”。从海陆对抗的角度讲，正因为它处于“心脏地带”与近海国家之间，所以是海上强国与大陆强国发生冲突的地带（中国即在此范围内）。历史上，它不得不同时面对陆上势力和海上势力的逼近，必须从海陆两个方面保卫自己。海陆条件的双重性是其地缘政治问题的真正实质，同时它也可以起海陆双栖的作用。基于这种形势，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战略扩张的需要，总要寻求进入海上的通道，支配接近交通要道的战略要点，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而为了防止一个国家的扩张，别的国家同样也必须首先控制“边缘地带”。历史经验表明，“边缘地带”具有向外扩张遇到阻力最小的优势。从这样的预设前提的分析逻辑中不难发现，斯皮克曼对妥善处理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视，他特别突出了“边缘地带”在妥善处理这二者之间关系中的关键性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斯皮克曼一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以海洋或大陆为单一基准的海陆二分论，而直接提出了兼顾海陆关系的“边缘地带的分化论”；他用几乎与麦金德相同的断语式口吻提出了一个麦金德命题的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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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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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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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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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ontrols the Rimland commands the Con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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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ontrols the Continent commands the worl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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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高估了“心脏地带”的作用。根据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的分析，他质疑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统治世界的中心既不在海洋，也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瞩目这一地带并视之为控制世界的必然途径，这是导致在这一地带产生持久冲突的基本原因。由于临近海上机动通道和具备陆路交通的方便条件，“边缘地带”内部和周围的机动性比海上交通和纯粹的陆上交通都要强一些。因此，如果“边缘地带”出现联盟的组合将给世界造就一支震慑性的力量，足以撼动世界的均势并走上世界权力的颠峰。其结果对传统的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同样会产生致命的威胁，因而在阻止“旧世界力量中心的统一”方面两类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这句话所指的当然是某种潜在的力量占据“边缘地带”的危险性，然而斯皮克曼也认为某一强国成功地控制该地带也许并非坏事。对于在“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冲突，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不同的看法，认为至少有三种情形可以用来质疑或推翻麦金德的陈述。一是历史上多次出现“心脏地带”由内向外施加政治控制和军事入侵的现象，古代游牧民族（即“草原人”）通过征服“边缘地带”的部分地区，建立过几个庞大的帝国；条顿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为争夺东欧中间地带而进行过上千年的斗争；俄国为了到达印度洋，曾在近东地区与土耳其、不列颠相对抗。虽然“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侵略曾经引人注目，但更主要的冲突发生在“边缘地带”本身之内。二是麦金德强调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之间历史性对抗的不可避免性，但事实上证明这是错误的断言。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三次著名战争（即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领导的“边缘地带”的侵略国家的。换句话说，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英国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英国同俄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带”的强国(8)。也就是说，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也有可能共同反对某个介入“边缘地带”的强国，或者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与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分别联合陆权和海权进行对抗。故而，麦金德的三段论式的名言是错误的，应该把旧世界的强权政治的口号修正为他的新三段论。三是在历史上大陆“边缘地带”的一些国家总是周旋于英国和俄国之间，或者同英国结盟或者同俄国结盟，目的是反对要支配“边缘地带”的列强；而对于海洋大国来讲从未发生过它们为反对大陆国家集团而实行结盟的情形。因此，在欧亚大陆存在着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中，海洋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反映在地缘政治上，就是“边缘地带”成为海洋方向和“心脏地带”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曾经出现过海上通道周围以英国为主的海上力量与试图冲破包围圈并寻找出海口的以俄国为代表的陆上力量相互间的对抗，其目的主要是争夺“边缘地带”的主导权，防止对手成为这一地带的主宰，而不单纯是海权和陆权的斗争。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时候，世界最大的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仍然“是一场争夺欧亚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斗争”(9)。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地缘政治较量都说明，“边缘地带”一方面可以发挥海权与陆权之间冲突的巨大的缓冲地带作用；另一方面，控制“边缘地带”的斗争恰恰是引发大规模世界性冲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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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皮克曼还指出了“边缘地带”的另一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即假如欧亚大陆周围，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达到高度工业化，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位置重要性将减少。因此，苏联的力量仍将存在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而非中部的西伯利亚区域。这一前景促使他对与麦金德相反的结论或倒转逻辑，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心脏地带”更为重要的论断深信不疑。斯皮克曼提出，如果新工业中心和新交通枢纽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发展，这里在战略上将有可能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尽管处在“心脏地带”的俄国仍然是“最强大的陆上势力”，但它依靠单独的力量也无法扭转这种战略态势。总之，斯皮克曼的学说改变了马汉把对海洋的控制和麦金德把对“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视作世界历史基本动力的观点，而转以“边缘地带”取代前二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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