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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书，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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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pykman, The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pp. 182—183；《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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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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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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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和平地理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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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和平地理学》，第7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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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和平地理学》，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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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和平地理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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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和平地理学》，序第7页，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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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和平地理学》，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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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治地理学》，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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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和平地理学》，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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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然，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对远东出现为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的局面也应十分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主要危险可能来自于反美的欧亚实力中心的联合。因此，制止这种局面的重现在将来是非常重要的。他预示到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为了在欧洲寻求支配地位将会发生一场实力争斗，其中德国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很可能成为胜利者。在远东，他预见到中国作为强大势力的出现。为了英国或美国的利益，这两种情景都不应该允许发生。为了对抗这种局面，美国应该在欧洲支持法国，在远东支持日本。如果英美苏采取一致行动，确保充分均衡的实力对比，那么这种支持会非常有效。苏联自身的向外压力，尤其是对中国的压力，可能构成战后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参见《和平地理学》，序第6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同样，按照斯皮克曼的逻辑，对于美国利害攸关的是，防止中苏（俄）结盟也是最大的天然要求，因为这种局面将对“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关系的变化影响重大。根据这一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大三角关系有助于避免欧亚大陆上的两个最大的陆地强国取得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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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战略地理论》，第166页，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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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五章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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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已经为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奠定了二分论主脉的坚实基础。不过，除了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之外，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应该说也是一位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而除了海权论和陆权论的几位主要先驱之外，空权论的提出者杜黑、兰纳、德塞尔斯基和米切尔也是值得提到的人物。在延续和伸展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二分论主脉方面，他们的学说和观点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成为这一理论线索的重要分支。“生存空间论”在范围上扩大了对陆权和海权之间较量的认识，空权论的出现促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空中力量加强了陆权针对海权的优势，一种是空中力量加强了海空力量的配合，不利于陆权。因此，这里之所以把主张陆权论的豪斯浩弗和主张空权论的其他几位人物相提并论，只是基于他们的论说在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重要的流变形态这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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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生存空间论”：海陆关系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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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要回到陆权国家的德国，这是一块曾经养育了多位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的土地。这固然是由于先前就有拉采尔等地缘政治学先驱的缘故，他们给不断延续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拉采尔认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是永无止息地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象征着它的权力份额，每个国家都为扩大其领土疆界而努力奋斗。因此，国家在性质上不过是一种可被视为“空间有机体”的存在，它们的疆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会出现移动或变更的现象。在他的学说里，“生存空间”和“能动的疆界”（dynamic frontiers）是由“空间有机体”衍生出来的两个重要概念，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和理论逻辑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生存空间”意味着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所应具备的地理基础，特别是足以供养其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能动的疆界”则意味着“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的动态性质。拉采尔强调，一个国家要保持自己的强大地位，仅仅需要看它能否成功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和能否通过拓展“生存空间”来扩大可支配性的力量。与达尔文（C. R. Darwin）的进化论一样，拉采尔给国家的扩张行为赋予了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特征，国家就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也会为安身立命而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且永远处于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一旦失去扩张动力或缺乏采取行动的力量，它们就可能被其他强手所侵吞。按照这种逻辑，强国可以吞并相邻的弱国，也可以主动征服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无主地。因此，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实际上充满了权力与空间紧密契合的观点，他以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表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地缘基础，系统地发展出一种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理论。应该说，拉采尔的观点显然具有社会沙文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特征，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深受其持久的影响。特别是，豪斯浩弗“生存空间”和“泛区”（pan regions）理论不仅以其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且在直接承续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系统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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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斯浩弗的时代，一方面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已经具备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是作为欧洲中央之国的德国长期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反而给它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和机会。对于拓展“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潜力来说，德国多数地缘政治学家意识到，围绕“中欧核心”会造就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新国家，在控制中欧和把所有德语民族统一后，德国将具备与真正的世界强国竞争的必要条件。为此，德国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歌德，而是另外一个恺撒。然而，德国也始终面临着地缘政治方面的艰难课题，例如中欧悬而未决的地理条件以及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如何使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地位与地理条件相匹配。直到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开始着手解决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这直接刺激和促进了它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并给它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多年间，德国曾一度成为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重镇，并且从一开始，德国地缘政治学就兼具科学加艺术的特征，即同时使用推理和直觉的方法。除此以外，它还具有实用理性这样的特征，即把本学科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战略目标。例如，德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发展了一门与战略有关的地缘政治学，即地缘战略学（geostrategy），它成为一门从地理和战略角度出发，发展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攻击的军事理论。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认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充满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味道和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1)。总之，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象征着权力”的说教给豪斯浩弗以思想的熏陶，德国地缘政治学在“欧洲候审室里”的修炼处境则给他以现实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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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现代地缘政治学理论中，著名的当推豪斯浩弗提出的以陆权思想为背景的“生存空间”理论。豪斯浩弗是一位具有将军和地理学家双重身份的人物，对他来说，地缘政治所着重解释的是地理与政治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空间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对应和经常变动。地缘政治学家便需要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他们关心的焦点是地理现象对政治和文明的影响。就此，他区分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不同，认为后者只是在地球表面的区域分布意义上关心国家的行为，而前者研究的则是“整个自然空间中的政治行为”，尤其关注如何来“对政治实体进行更科学化的保护”(2)。按照他的基本概念，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与德国地缘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给德国提供有利的地理形势。由于他认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显然与对地理条件的错误认识有关，因此地缘政治学就被他看做是能够使德国重新成为强国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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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浩弗的理论一方面来源于西欧、特别是德国已有的“生存空间”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契伦和拉采尔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和命题，在哲学上遵循着“物竞天择”的思维导向。他把地缘政治注释为“政治行动艺术在国家有机体争取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中的科学基础”，并进一步系统论述了“生存空间”的理论。他强调，国家拥有占据天然疆界即自然形成的边界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用“泛区”的概念代替国家疆界的狭隘概念。鉴于德国虽然天然地作为欧洲中央之国，但被夹在海陆强国之间的地缘位置，“生存空间”的核心概念意味着，“在德意志帝国领导下的广阔而强大的中欧罗巴，居住在欧洲中心或其周围的其他日耳曼和非日耳曼民族都要在这只新普鲁士雄鹰宽展的翅膀下寻求保护。这样就会产生充足的力量以抵挡正在围困威胁着德国的其他列强的掠夺野心。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也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潜在的最可怕的灾难，即把德国人从俄国和英国（这两个20世纪初的庞然陆怪和巨大海兽）的势力范围之间排挤出去”(3)。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以德国为首的“泛欧区”，从而奠定控制世界的基石。从这里可以看出，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和“泛区”理论均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固有传统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是新版的“生存空间”理论。当然，豪斯浩弗的理论与德国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这就是在他那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种族因素。地缘政治更多地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特性而不是国家的种族属性。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环境决定论与纳粹种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强调决定民族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地理空间而不是种族归属。地缘政治学的使命便是以一种理论结构来解释权力的空间动态(4)。因此，与种族主义在对外扩张中表现出的狭隘的“种族优越感”和狂热的“种族仇视”不同，豪斯浩弗对地缘政治行为的解读是以更大的雄心实现“空间权力”的目标，它必须同时具备洞察和运用地缘政治现实的能力。虽然种族主义常常会阻碍这种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极力避免它的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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