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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和平地理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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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和平地理学》,第7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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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和平地理学》,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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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和平地理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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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和平地理学》,序第7页,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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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和平地理学》,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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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治地理学》,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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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和平地理学》,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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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然,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对远东出现为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的局面也应十分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主要危险可能来自于反美的欧亚实力中心的联合。因此,制止这种局面的重现在将来是非常重要的。他预示到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为了在欧洲寻求支配地位将会发生一场实力争斗,其中德国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很可能成为胜利者。在远东,他预见到中国作为强大势力的出现。为了英国或美国的利益,这两种情景都不应该允许发生。为了对抗这种局面,美国应该在欧洲支持法国,在远东支持日本。如果英美苏采取一致行动,确保充分均衡的实力对比,那么这种支持会非常有效。苏联自身的向外压力,尤其是对中国的压力,可能构成战后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参见《和平地理学》,序第6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同样,按照斯皮克曼的逻辑,对于美国利害攸关的是,防止中苏(俄)结盟也是最大的天然要求,因为这种局面将对“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关系的变化影响重大。根据这一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大三角关系有助于避免欧亚大陆上的两个最大的陆地强国取得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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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战略地理论》,第166页,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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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五章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重要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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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已经为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奠定了二分论主脉的坚实基础。不过,除了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之外,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应该说也是一位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而除了海权论和陆权论的几位主要先驱之外,空权论的提出者杜黑、兰纳、德塞尔斯基和米切尔也是值得提到的人物。在延续和伸展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二分论主脉方面,他们的学说和观点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成为这一理论线索的重要分支。“生存空间论”在范围上扩大了对陆权和海权之间较量的认识,空权论的出现促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空中力量加强了陆权针对海权的优势,一种是空中力量加强了海空力量的配合,不利于陆权。因此,这里之所以把主张陆权论的豪斯浩弗和主张空权论的其他几位人物相提并论,只是基于他们的论说在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重要的流变形态这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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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生存空间论”:海陆关系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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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要回到陆权国家的德国,这是一块曾经养育了多位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的土地。这固然是由于先前就有拉采尔等地缘政治学先驱的缘故,他们给不断延续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拉采尔认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是永无止息地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象征着它的权力份额,每个国家都为扩大其领土疆界而努力奋斗。因此,国家在性质上不过是一种可被视为“空间有机体”的存在,它们的疆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会出现移动或变更的现象。在他的学说里,“生存空间”和“能动的疆界”(dynamic frontiers)是由“空间有机体”衍生出来的两个重要概念,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和理论逻辑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生存空间”意味着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所应具备的地理基础,特别是足以供养其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能动的疆界”则意味着“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的动态性质。拉采尔强调,一个国家要保持自己的强大地位,仅仅需要看它能否成功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和能否通过拓展“生存空间”来扩大可支配性的力量。与达尔文(C. R. Darwin)的进化论一样,拉采尔给国家的扩张行为赋予了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特征,国家就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也会为安身立命而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且永远处于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一旦失去扩张动力或缺乏采取行动的力量,它们就可能被其他强手所侵吞。按照这种逻辑,强国可以吞并相邻的弱国,也可以主动征服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无主地。因此,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实际上充满了权力与空间紧密契合的观点,他以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表述国家政治权力的地缘基础,系统地发展出一种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人类政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理论。应该说,拉采尔的观点显然具有社会沙文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特征,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深受其持久的影响。特别是,豪斯浩弗“生存空间”和“泛区”(pan regions)理论不仅以其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且在直接承续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系统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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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斯浩弗的时代,一方面是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已经具备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是作为欧洲中央之国的德国长期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反而给它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和机会。对于拓展“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潜力来说,德国多数地缘政治学家意识到,围绕“中欧核心”会造就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新国家,在控制中欧和把所有德语民族统一后,德国将具备与真正的世界强国竞争的必要条件。为此,德国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歌德,而是另外一个恺撒。然而,德国也始终面临着地缘政治方面的艰难课题,例如中欧悬而未决的地理条件以及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如何使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地位与地理条件相匹配。直到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开始着手解决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这直接刺激和促进了它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并给它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多年间,德国曾一度成为地缘政治学这一学科的重镇,并且从一开始,德国地缘政治学就兼具科学加艺术的特征,即同时使用推理和直觉的方法。除此以外,它还具有实用理性这样的特征,即把本学科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战略目标。例如,德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发展了一门与战略有关的地缘政治学,即地缘战略学(geostrategy),它成为一门从地理和战略角度出发,发展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攻击的军事理论。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认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充满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味道和北欧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1)。总之,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象征着权力”的说教给豪斯浩弗以思想的熏陶,德国地缘政治学在“欧洲候审室里”的修炼处境则给他以现实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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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现代地缘政治学理论中,著名的当推豪斯浩弗提出的以陆权思想为背景的“生存空间”理论。豪斯浩弗是一位具有将军和地理学家双重身份的人物,对他来说,地缘政治所着重解释的是地理与政治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空间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对应和经常变动。地缘政治学家便需要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他们关心的焦点是地理现象对政治和文明的影响。就此,他区分了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不同,认为后者只是在地球表面的区域分布意义上关心国家的行为,而前者研究的则是“整个自然空间中的政治行为”,尤其关注如何来“对政治实体进行更科学化的保护”(2)。按照他的基本概念,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与德国地缘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其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给德国提供有利的地理形势。由于他认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显然与对地理条件的错误认识有关,因此地缘政治学就被他看做是能够使德国重新成为强国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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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浩弗的理论一方面来源于西欧、特别是德国已有的“生存空间”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契伦和拉采尔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和命题,在哲学上遵循着“物竞天择”的思维导向。他把地缘政治注释为“政治行动艺术在国家有机体争取生存空间的生死斗争中的科学基础”,并进一步系统论述了“生存空间”的理论。他强调,国家拥有占据天然疆界即自然形成的边界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用“泛区”的概念代替国家疆界的狭隘概念。鉴于德国虽然天然地作为欧洲中央之国,但被夹在海陆强国之间的地缘位置,“生存空间”的核心概念意味着,“在德意志帝国领导下的广阔而强大的中欧罗巴,居住在欧洲中心或其周围的其他日耳曼和非日耳曼民族都要在这只新普鲁士雄鹰宽展的翅膀下寻求保护。这样就会产生充足的力量以抵挡正在围困威胁着德国的其他列强的掠夺野心。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也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潜在的最可怕的灾难,即把德国人从俄国和英国(这两个20世纪初的庞然陆怪和巨大海兽)的势力范围之间排挤出去”(3)。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以德国为首的“泛欧区”,从而奠定控制世界的基石。从这里可以看出,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和“泛区”理论均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固有传统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是新版的“生存空间”理论。当然,豪斯浩弗的理论与德国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这就是在他那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种族因素。地缘政治更多地取决于自然环境的特性而不是国家的种族属性。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环境决定论与纳粹种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强调决定民族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地理空间而不是种族归属。地缘政治学的使命便是以一种理论结构来解释权力的空间动态(4)。因此,与种族主义在对外扩张中表现出的狭隘的“种族优越感”和狂热的“种族仇视”不同,豪斯浩弗对地缘政治行为的解读是以更大的雄心实现“空间权力”的目标,它必须同时具备洞察和运用地缘政治现实的能力。虽然种族主义常常会阻碍这种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极力避免它的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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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豪斯浩弗的理论还来源于麦金德的陆权思想,他喜欢的一句拉丁谚语是“从敌人那里学习是我们的职责”。正是基于此,他非常欣赏麦金德——一位具有德国的传统敌国英国国籍的学者——的理论。豪斯浩弗接受麦金德关于陆权和海权作为世界冲突主题的论断,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坚定有力的乐章”,反映了“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他十分愿意采用麦金德的枢纽地图,以此证明陆权和海权的世界性对峙。特别是,他还从麦金德的理论中汲取了适用于德国的部分,并把它们塑造成另一种形式的陆权理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对时代的看法和理论学派相同,但豪斯浩弗的政治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与麦金德大相径庭。豪斯浩弗是忠于和自觉维护德国国家利益的人物,他认为,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立对它更加现实,必须赢得陆上力量针对海上力量的优势,以改变德国的现实处境。而强调陆权重要性的麦金德恰恰是试图挽救和维护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策士。这似乎说明,地缘政治学理论是没有国界之分的,但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忠于祖国的,他们都有各事其主的本分。总之,豪斯浩弗对契伦、拉采尔和麦金德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构造,并适应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现实,特别是用“生存空间论”的独特观点,从陆权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海陆关系(5);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德国才能恢复欧洲大陆传统的中心地位,给世界的“心脏地带”带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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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理论和“泛区”概念的提出,对陆权论和以陆权论为背景的海陆关系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探讨,这涉及到在全球视域中确定德国的“空间权力”。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德国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世界上存在着不断更新的国家和日益腐朽的国家,前者是德国和德俄日联盟,后者是大英帝国。像德国这样的不断更新的国家,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排除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另一方面需要以不断进行的领土扩张来扩大“生存空间”,其目标是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任何有力量扩大“生存空间”的国家,可以忽视没有力量开发自己领土的所有者的权力,也就是强大国家可以从弱小国家那里攫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豪斯浩弗认为,国家的疆界是经常变动的,德国这样的强大国家的疆界是“能动的疆界”。根据这种说法,一国可以而且应当争取在自己的边界即“生存空间”的周围,建立一个居民稀少的缓冲地带,借以把自己同其他强大国家分隔开来。一句话,国家有权提出占据“天然疆界”的要求,并在实际上采取相应的行动。就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的具体范围所指来说,中欧和东欧与德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是“生存空间”的必然部分。鉴于德国在成为陆上强权的时候,它仍然可能受到其他陆上强权和海上强权的威胁,所以它东面的广阔地域是德国必须争取的“生存空间”。为此,德国需要采取东进政策,完全突破凡尔赛和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将那些东欧小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认定:东欧小国和德国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共灭的关系,它们可以共同组成一个同质的地缘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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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存空间”的理论相联系,豪斯浩弗甚至提出用“泛区”的概念代替国家疆界的概念,因为后者在他看来过于狭隘。他认为“泛区”概念代表了“在空间中寻求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6),其定义是被拓展开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在范围上应该是跨越国界而具有大陆规模的地缘政治组合。在他的规定性描述中,未来世界将由四个“泛区”组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泛美地区(PanAmerika)、以日本为中心的泛亚地区(PanAsien)、以德国为中心的泛欧地区(PanEuropa)和以苏联为中心的泛俄地区(PanRussia)。其中,每一个“泛区”都由一个强权控制,“泛欧地区”需要德国的领导,它的界限止于俄国的西端,是把地中海、中东和整个非洲联合在一起的广泛区域。就此,“欧非大陆”(Eurafrica)这一用语在豪斯浩弗的头脑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德国天然索取的更大的“生存空间”形态。虽然世界列强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某种形式把德国和苏联隔开,战争的结果就以中间地带的建立达到了这一目的;但苏联也是德国生存空间战略所要获取的最大目标。根据“泛区”的设想,豪斯浩弗曾经设计了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德俄日联盟,建起一个从北海延伸到太平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以打通一条“非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整个欧亚大陆的横贯通道”。在这样做时,“东进”是实现“泛区”目标的主要路径,夺取这里的“生存空间”成为必然的选择。就推进“泛区”的实施步骤来说,德国需要地缘政治的结盟而不是四面出击,其终极目标是组织一个为完成有效扩张所要求的新的具有地理中心地位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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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泛区”的概念也涉及到海陆关系,德国的地缘政治扩张必然需要面对和处理这种关系;而且,德国既需要对付陆上强国,又需要对付海上强国,这就更增加了海陆关系对德国的特殊含义。帕克指出,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鼓吹的欧洲战略是在海上列强和大陆列强即“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支配世界的背景下推行的。这两大列强都是德国远大抱负的天敌。两大列强都认为它们有责任把大陆中心转为欧洲的破碎地带,一起去阻止德国实现其向西的寻求出路之企图和向东的扩张领土之要求。根据麦金德的论点,这两大势力都在从事各自的空间扩张,特别是在东地中海、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有理由相信,由于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结为暂时的联盟会给德国造成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艰难时势(7)。因此,德国面临的致命威胁是其他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共同联合起来,使它遭遇海陆强国联盟而自己陷入疲于奔命且又最终失败的境地。对此,豪斯浩弗明确强调,德国应以获取陆权为战略上的首要考虑,首先占据“命定空间”,即陆权堡垒“心脏地带”所能伸展的大部分地区。不能设想这一地带被其他大国占领或被分成几个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为了防止这种对德国极为不利情形的发生,它应该实行向中欧和东欧同步推进的政策,完全获得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权力。这是确保德国陆上霸权的必要条件。进而,虽然德国的扩张限度可能被阻止在中欧的最东端,但其地缘政治的野心绝不能仅限此处,它还必须放眼到苏联境内核心部分的广大空旷地带。正如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将苏俄100多万的领土裂解出来那样,德国的势力深入到苏联的西部和南部,恰恰可以奠定德国陆上霸权的最后基础。在德国向“命定空间”推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以分割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等划分和占据陆权优势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配合采取相应的外交手段。例如,1922年和1939年德国和苏联前后签订的两个条约,即《拉巴洛条约》和《苏德条约》,便通过外交途径满足了德国东进的要求。同时,豪斯浩弗还注意到,德国和苏联两个陆上力量之间的冲突足以保证海上力量坐收渔利并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因此德国所要吸取的教训是防止自己失当于处理海陆关系,重点是谨慎处理与东面苏联的关系。在把东欧、中欧和苏联欧洲部分统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未来德国可以着手建立一个在空间上与中东、俄罗斯和中亚紧密呼应的庞大帝国,以便通过对世界陆地和海洋的控制,建立起最安全的地缘政治保护结构并使自己控制世界成为可能。于是,德国有理由把夹在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体系。也就是说,德国的终极目标是用一个海陆两栖的全新权力结构取代对它威胁最大的海上权力结构。就其对陆权和海权二分关系的论述而言,豪斯浩弗的观点是赢得“生存空间”将有利于陆权占据针对海权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陆权向海洋方向拓展;欧、亚、非大陆(特别是欧—非地带)人口最为稠密,处于陆权和海权结合最紧密,也是陆权和海权最强大的地区,具有统治世界的潜力,将来有可能控制世界(8)。这应该是德国极力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主要方向,并且只能顺沿经度方向而不是纬度方向伸展。显然,这些是与豪斯浩弗对于海陆关系的认识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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