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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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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0页；Alexander de Seversky, America: Too Young to Die,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61, pp.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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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0页；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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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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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法〕马尔索·费尔当：《空间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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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空间战争》，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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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美〕鲍德温：《明天的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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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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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明天的战略》，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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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陈鸿猷主编：《防空战略学》，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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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斯皮克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从欧亚大陆周边的海军基地赢得胜利，所以海军和空军只是在陆地上决定胜负的辅助力量。《和平地理学》，第87页。还可参见〔苏〕沙夫罗夫：《局部战争今昔》，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第37页；《明天的战略》，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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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苏〕科罗特科夫：《苏联军事思想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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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六章 二战后广义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延续与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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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个国际政治发生大转变的时代，现实的多样性变化必然反映到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和理论层面，使其开始从过去“狭义的”理论范畴朝着“广义的”理论范畴转型。由于受到国际关系实践和各国外交活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影响，地缘政治学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融合进许多新的要素，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例如，广义上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包括所谓环境理论，而广义上的环境理论既包括“人—境关系理论”、生态理论等，又包括地缘政治理论、海权论、“心脏地带”学说、空权论、“生存空间”理论等。正如专门研究地缘政治学思想史的帕克所指出的，地缘政治学新的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战后新一代地缘政治学家确实存在着一种对过去传统的反叛(1)，他们拓展了地缘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许多新的命题并试图进行解答。但是，无论如何，在战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中还是存在着科恩（Saul Cohen）和戈尔什科夫（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这样比较鲜明地讨论地缘政治问题的人物，他们分别提出了“分裂的世界图式”和苏联版的“海洋理论”或海权论；同时还有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这样的学者，实际上从地缘经济角度，以南北二分为基轴和内容，来研究世界问题或全球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此外，中国学者开始进入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提出了自己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总之，虽然地缘政治学变得更加“广义”，但是国内外学者的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都延续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主脉；只不过在外观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形，狭义的形态变成了广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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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分裂的世界图式”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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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曾经出现过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但其概念过于抽象，也很难解释现实问题。在地缘政治学理论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现实主义轨道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很少能引起人的注意。因此，这里首先值得提及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是科恩的“分裂的世界图式”，它具有地缘政治学理论那种一以贯之的主题鲜明性，对问题的讨论常常能切中要害。应该说，在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中，它是少有的得到重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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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的理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反映了世界格局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和调整自己理论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缘政治并未出现麦金德所预想的在北极附近由陆中大洋与“心脏地带”组成的环形地带，从而实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为持久和平组成的联盟；也没有出现斯皮克曼所预想的美苏英三大国间的均势，以实现国际上的有效的安全制度。相反，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对立，国际关系中的两极结构与地缘政治上的两极结构紧密配合，形成了分裂的世界(2)。这正是科恩提出“分裂世界图式”的主要历史背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英三大国间就实力对比来说形成了一种均势，但它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美国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采取了积极介入的做法，组建了包括该地带内许多国家的军事条约网并保持着规模很大的军事存在。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注意到了“边缘地带”的重要性，从而有现实可能来延续海权与陆权之间的传统对抗。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美苏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间出现了新的尖锐对立，它们各自领导着庞大的联盟体系，形成了冷战中在地缘政治上的两极体系。这便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它不仅反映了传统的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对抗，而且也反映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的对立；苏联需要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联合起来的力量，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国也暴露在苏联的核武器威胁面前。根据这一分析，科恩设想了一个由三大实力集团构成的世界，即苏联领导的欧亚集团、由中国连同阿拉伯和日本领导的亚洲东方集团和包括澳大利亚、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西方—美国集团。因为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为首的集团与美国为首的集团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故这个三足鼎立的秩序出现了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意味着一种地理事实所产生的特殊结构，即在原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欧亚大陆西端，由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实际地理分界线。尽管美国的西欧盟国与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严重不同，在战略利益上也十分对立，但它们无法回避与这个巨人近距离的共处，因而美国的扶植政策和军事存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即使后来在“心脏地带”发生了中苏分裂的重大变化，但美国和西方仍然认定危险来自于东方。因此，科恩的新理论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构造一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环境相吻合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属于“经过修正了的心脏地带理论”。而且，“它们利用先前诸理论中的泥灰和砖瓦试图为新的世界秩序重建一个理论框架。目的在于改造和加强这些理论，使之能够经得起世界性的大震荡。”(3)在这种新理论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两极分裂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二分和均势的二分从来没有像这时被结合得如此紧密，与之对应的是美苏之间、两大联盟体系之间完全隔绝对峙的结构，以及冷战中支配着世界的冲突观念。毫无疑问，科恩的所谓“分裂的世界图式”仍然含有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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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科恩特别指出，中苏的分裂、东欧的不稳、法国的独立外交、第三世界的不结盟，使先前那种简单的两极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国和联合的欧洲也许会成为美苏之外可能崛起的新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意味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地理外壳有被冲破的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种内部结构的蠕动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僵硬外壳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可以把“结构的灵活性”引入世界体系，放弃那种单靠攫取地缘政治优势去支配世界的做法。基于这一观点，科恩认为，依据海权和陆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划分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十分武断的和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不仅不会给大国带来看得到的益处，相反可能成为难于摆脱的包袱。他断言，“自由世界已成了一个神话的受害者，这个神话是，如果统一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部分联合起来，那么，世界岛就形成了内在的统一。它附含的意义是，除非海上国家能够维持对全部欧亚沿海地区的控制，否则它们无法确保其地位”(4)。因此，应该说科恩的观点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分持有一定的保留，尽管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麦金德的影响。正是由于科恩既分析了“分裂的世界”（即两极世界），又注意到美苏之外的其他大国或力量中心的存在，特别是他的“区域构建”理论（较国家为单位更大的结构框架），使得他更倾向于认同多极化的世界，而不是两极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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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把世界分为两种类型的区域，即“地缘战略区”（geo-strategic region）和“地缘政治区”（geopolitic region）。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地缘战略区”只有两个，即依靠贸易的海洋世界和欧亚大陆。在两个“地缘战略区”中，海洋世界包括美洲、加勒比海、欧洲沿海和马格里布、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包括亚洲沿海地带和大洋洲；这一认识似乎与斯皮克曼的概括颇为近似。大陆世界仅包括连带东欧的“心脏地带”和东亚这两大“地缘政治区”。每一个“地缘政治区”可以由一个大国，亦可由一批小国组成，实际分界线不一定是特定的国界线。就对冷战期间全球两大“地缘战略区”所作的划分而言，科恩实际上认为它们分别是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二者的关系恰恰对应于陆权和海权的力量对比。他着重指出，“心脏地带”的真正势力集中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北美大陆的真正势力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这才是陆权与海权之间对峙的主要区域。应该说，科恩的这种划分提供了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另一种背景。当然，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在“地缘战略区”之外还存在被称为“地缘政治区”的区域类型。科恩认为，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预测我们时代地理态势的理论框架”，这种态势大多与“地缘政治区”的势力发展相关联。由于以上两个“地缘战略区”是由若干不同的“地缘政治区”组成的，前者可以分解出多个后者，所以，科恩倾向于世界两大“地缘战略区”之间寻求均衡的观点，他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内外调整功能的机构，即可以导致确立“地缘政治均衡”的均势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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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析中，最可能引起注意的是出现第三个世界。根据科恩的推测，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第三个“地缘战略区”，即印度洋南亚区。这个区域很可能从英联邦和欧洲前殖民地的废墟上出现，但可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资格。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变化，科恩对“世界图示”进行了修改：由于西欧、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地位的提高，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作用，可以将它们确定为新的世界大国。其他“地缘政治区”存在着几个二级强国，如印度、巴西、尼日利亚和其他27个国家等，接下去的是第三、第四和第五级强国。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其在延续地缘政治海陆二分前提下所说明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内容，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在论证过地缘政治海陆二分的同时也对其有所突破，包含着与二分并行的并且表现十分明显的多元化倾向。正因为如此，一些人认为科恩持有多中心的世界观，即世界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或两个中心，而是更可能采取多中心的标准形态，三极世界意味着在两极冲突中插入了第三个实体的特定变形。它既不同于地缘政治中的“破碎世界”，也不同于地缘政治中有待统一的“分裂世界”；在相当的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种各种力量相互牵制的“均衡世界”，是在单一世界体系与绝对混乱之间的一种适当的选择。正是基于全球缺乏和谐的状况，“均衡世界”的有效功能，一是在于它可以阻止任何势力变得过于强大而获得对世界的统治，二是在于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允许权力现实发生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来只限于欧洲范围的均势被运用到了全球水平，两极世界则被多中心观贬低为一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暂时现象(6)。正是根据这种二分与多元相结合的逻辑，实现各国的和平共处与实力均衡是必要的。科恩认为，如果世界仍将生存下去，那么和平共处和相互均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如此，这件事的大前提就是，全球政治体系在各等级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生态学的动态平衡。现在人们把这一体系视为四大实力的多中心体系。它们是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虽然他承认中国脱离苏联后，地位明显提高，但是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仍然可以在地理政治上连成一片，两个地缘战略区仍然与过去一样。科恩在这个大理论框架内坚持认为全球均衡的保证在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而不是两极世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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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二分论蕴涵着多元化成分这个缘故，科恩提出了后来广被重视的“破碎地带”（shatter zone）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世界矛盾的发展，两大“地缘战略区”的分离处可能出现“破碎地带”。例如，在两者之间就存在着南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这样的“破碎地带”，这种“破碎地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属于那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殖民地，在摆脱这种地位后，当地内部各种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而且，它们尽管花费较大的努力，但都未能达到它们所企及的区域一体化。科恩把这种失望的形势归咎于其内部存在着“自然分裂”的现象，这种现象无法塑造统一的地缘政治核心。就外部原因来说，他认为这种失望的形势来自海权和大陆“地缘战略区”所施加的持续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是对那种使这些地区成为“破碎地带”的不稳定局势的抗拒(8)。与“破碎地带”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科恩对东亚地区所进行的分析。他认为，东亚地区的情况同样存在着内部和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切割现象。虽然雅尔塔体制所建立的两极格局主要焦点在欧洲，但东亚也深受其影响。其结果，便是它不仅没有被人当作“地缘政治区”，而且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的界限人为地将它切割成两半。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属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之内，而东亚沿海地区则属于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之内。当然，对东亚地区的分析并不能完全算在“破碎地带”的范畴之内，但它对认识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有着一定的益处。1994年，根据“后冷战时代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科恩进一步修改了他的“图式”，主要变化反映在对“破碎地带”的界定上。他认为，“破碎地带”只剩下了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破碎地带”已不复存在。特别是，中东地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它显著地处于东西方力量的交汇处并且威胁着双方间的均势。其中，巴以冲突和海湾战争有可能成为危机事态的“恒久的燃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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