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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现代世界体系》，第98页，第194页；《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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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本学者田中明彦曾从世界地理扩张的角度谈到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位移问题：“观察近代世界系统的变化，可见其中最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即地理的扩张。”这种地理扩张的结果带来了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迁移变化。16世纪西北欧是核心区，地中海欧洲、西南德意志、西班牙以环绕西北欧的形式形成次边缘，而东欧以及拉美则作为边缘纳入近代世界系统。17世纪，核心区依然是西北欧。但在这个时期，次边缘及边缘区重新改组。地中海欧洲以及南德意志沦为边缘，而以往的边缘区瑞典、普鲁士、新英格兰等则成为次边缘区。18世纪，英国成为核心，而俄国、印度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作为边缘地区被纳入近代世界系统。19世纪，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美国以及德国加入核心区的行列，19世纪下半叶，俄国和新被纳入近代世界系统的日本成为次边缘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以中国为首的其他亚洲部分以及非洲作为边缘区被纳入近代世界系统，至此近代世界系统发展到全球规模。〔日〕田中明彦：《世界系统》，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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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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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译本第一、第二卷序，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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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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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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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8页，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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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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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可参见：1．〔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2．〔阿根廷〕劳尔·普雷比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3．〔日〕田中明彦：《世界系统》。《世界系统》一书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即认为世界经济分工存在着中心、次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但在政治上是“多极世界”。不过，这些观点影响不是太大。可参见《世界系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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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chael Cox,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K, 1995, p. 21；《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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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p. 96—117, pp. 11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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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陆卓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全国经济地理学与教育研究会经济地理教学研究班论文，1982年7月，转引自《战略地理学》，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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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上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理论”的介绍，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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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徐光裕：《追求合理的三维战略边疆》一文，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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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雷杰：《国家利益与战略地理》一文，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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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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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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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朱宁著：《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100页；《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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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七章 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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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关系新的历史时期以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开局。(1)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结构今非昔比，而且意味着地缘政治的突变。只要看一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海湾战争这些事实所引发的重大后果和持续影响，就会感觉到地缘政治的变动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因为至今国际社会还在承受着它们的震撼和冲击。同时，冷战的结束打乱了国际政治的许多游戏规则，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点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又最为明显。不过，恰恰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动过于巨大和剧烈，许多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在迷失或已经变得模糊。但也正是因此之故，为了清楚地认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轨迹，人们开始重视把握地缘政治的律动，出现了一种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回归心脏地带”现象的回归地缘政治学的现象。一方面对冷战结束的解释是地缘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非常关心对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勾画。正如克劳斯·道兹（Klaus Dodds）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地区主义和地缘政治建构的进程是对地缘政治的新挑战，人们必须客观和沉稳地面对。就“全球化”问题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而言，他还指出，尽管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和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说明，但要记住追求国家安全和寻求地缘政治的有效安排对许多国家，如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和大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对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盟来说，这一主题甚至是影响自己战略的基本条件。尽管所谓全球化已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但全球化的批评者警告过分强调全球化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性质，销蚀南北关系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根本区别的基础(2)。这样的告示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穿透力极强的地缘政治容易侵蚀、削弱甚或改变国家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奠定、充实和巩固国家战略的基础，关键在于如何以地缘政治为工具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尤其需要精辟的地缘政治分析。这也就是当今回归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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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理论是如何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呢？历史地看，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两极对应这种从麦金德开始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被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极对抗所代替，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实际进程。令人惊讶的是，进入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的促使下，两极对应逻辑再次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唱起了主旋律。在地缘政治变动的现实中，地缘政治学家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寻找到了再度构造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很大机会。而唱起主旋律的两个人物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他们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两极对应逻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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