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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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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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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68页，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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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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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可参见：1．〔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2．〔阿根廷〕劳尔·普雷比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3．〔日〕田中明彦：《世界系统》。《世界系统》一书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即认为世界经济分工存在着中心、次边缘和边缘三个地带，但在政治上是“多极世界”。不过，这些观点影响不是太大。可参见《世界系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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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chael Cox,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Superpower Without a Missi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K, 1995, p. 21；《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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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Washington: Pinter, 1998, pp. 96—117, pp. 11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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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陆卓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全国经济地理学与教育研究会经济地理教学研究班论文，1982年7月，转引自《战略地理学》，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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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上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理论”的介绍，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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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徐光裕：《追求合理的三维战略边疆》一文，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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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雷杰：《国家利益与战略地理》一文，转引自《战略地理论》，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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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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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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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朱宁著：《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100页；《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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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七章 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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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关系新的历史时期以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开局。(1)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结构今非昔比，而且意味着地缘政治的突变。只要看一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海湾战争这些事实所引发的重大后果和持续影响，就会感觉到地缘政治的变动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因为至今国际社会还在承受着它们的震撼和冲击。同时，冷战的结束打乱了国际政治的许多游戏规则，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点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又最为明显。不过，恰恰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动过于巨大和剧烈，许多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在迷失或已经变得模糊。但也正是因此之故，为了清楚地认识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轨迹，人们开始重视把握地缘政治的律动，出现了一种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回归心脏地带”现象的回归地缘政治学的现象。一方面对冷战结束的解释是地缘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非常关心对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勾画。正如克劳斯·道兹（Klaus Dodds）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地区主义和地缘政治建构的进程是对地缘政治的新挑战，人们必须客观和沉稳地面对。就“全球化”问题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而言，他还指出，尽管有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和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说明，但要记住追求国家安全和寻求地缘政治的有效安排对许多国家，如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和大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对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盟来说，这一主题甚至是影响自己战略的基本条件。尽管所谓全球化已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但全球化的批评者警告过分强调全球化会削弱国家的权力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性质，销蚀南北关系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根本区别的基础(2)。这样的告示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方面穿透力极强的地缘政治容易侵蚀、削弱甚或改变国家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奠定、充实和巩固国家战略的基础，关键在于如何以地缘政治为工具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尤其需要精辟的地缘政治分析。这也就是当今回归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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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学理论是如何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呢？历史地看，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两极对应这种从麦金德开始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被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极对抗所代替，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实际进程。令人惊讶的是，进入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的促使下，两极对应逻辑再次在地缘政治学理论中唱起了主旋律。在地缘政治变动的现实中，地缘政治学家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寻找到了再度构造和发展自己理论的很大机会。而唱起主旋律的两个人物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他们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两极对应逻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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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欧亚大陆在二分论中地缘价值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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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在冷战结束前后的短暂几年里，连续写了《竞赛方案：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与大混乱》和《大棋局》等多部有名的著作，而且就理论属性来说它们都是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对欧亚大陆在后冷战时期新的地缘政治价值进行了充分的、甚至是令人瞩目的探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包括那些肩负制定全球战略责任的大国领导人。布热津斯基在这些著作中所讨论的重点仍然是美国和欧亚大陆大国之间在欧亚大陆上所展开的关系，在开始的论述中这个大国指的是苏联，在后来的论述中这个大国则指某一个可能新崛起的大国。在《竞赛方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他所研究的基本中心命题是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竞争“不是某种一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一种将长期持续下去的历史性争夺。这种争夺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美国要占据上风，就必须以一种一贯和广泛的战略观点来进行竞争”。虽然写作该书时布热津斯基还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更多事情，但他还是以争夺欧亚大陆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作为其论点的出发点，以便为美国如何进行欧亚大陆的历史性的竞争提供一个完整的地缘战略纲领(4)。显然，欧亚大陆和美国与该大陆上强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是布热津斯基进行论述的重点，而且他的论题实际上延续了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重要性的理论探讨，并且他的论述与现实和政策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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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变动，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同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对太平洋沿岸产生兴趣不同的是，美国现在的主要兴趣是欧亚大陆(5)。所以，在地缘政治学的海陆二分论思想中，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导向是重点探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因而具有集中论述陆权的明显痕迹。他指出，在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地缘地位就十分突出，是主宰国际格局变化的中心地带，“500年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在后冷战时期，虽然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并未因此而降低，相反它那种在地缘政治中的天平作用更加显著，作为地缘战略大棋盘和决定世界全局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它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从前。对此，布热津斯基做过这样的说明：“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6)这几乎是对麦金德版本的“心脏地带”与“世界岛”关系的绝好说明，但视角已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转向了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综合。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凸显地位和长期以来盘踞的权力资源，还主要在于这块大陆集中分布着世界上几个全球性强国和地区性强国，“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可以设想，这里一旦形成国际政治权力和力量的集中，就会导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动，就会造成新的地缘交集点的形成和汇集，也就会严重地改变目前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同时，这里拥有世界人口的75％（这意味着这个特殊地带也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世界生产总额的60％和世界已知能源（包括最多的战略性资源）的四分之三，存在着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最大潜力。可以设想，一旦这里实现经济起飞，便会直接造成地缘经济的格局性变动，由此便会立即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倾斜。再有，它还是世界核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不仅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西北部部署着大量的核武器和导弹，而且还出现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这样的具有核潜力的地区性强国。这些都是“大陆心脏地带”所具有的天然要命之处。因而，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连贯的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大棋局，未来大国力量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们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新格局中的角逐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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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对于欧亚大陆的看法，还基于他对苏联和俄罗斯地缘政治观念和美苏对抗的历史分析。就前者而言，他说：苏联的世界地图会使它感到：“这个地图清楚地显示了全球政治中某些鲜明的‘铁的定律’：水域应当使北美的入侵者与中心大陆那些偏离正道的边缘地区分离，从而划出一条把世界分开的‘自然的’地缘政治分界线。”“持久不变的方向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地缘政治的实质内容。”(7)应该说，布热津斯基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认识与陆权理论延续下来的主要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紧密相关，布热津斯基重点谈到了美苏对抗的地缘政治性质。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传统的海陆冲突的参加者是新角色，“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英国（以及早些时期的西班牙或荷兰）的继承者；而苏联则是纳粹德国（以及更早一些时期的德意志帝国或拿破仑一世的法国）的继承者”(8)。布热津斯基比较了冷战时期刚开始时与冷战即将结束时的情况，他说，冷战的开始是一个海洋大国与一个内陆大国争夺欧洲剩余地盘的斗争，而现在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使地缘政治问题更加突出，并且主要涉及到海陆关系所能包含的一切领域。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产生于一个跨大洋的大国和一个跨大陆的大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冲突。因此，美苏的争夺实际上在回归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因素本身也许足以成为把战后两个主要国家推入冲突的原因”，它们各自的地缘政治形势所提出的迫切要求是不同的，它们竞争的性质是两个帝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9)。应该说，布热津斯基的这种对全球范围内跨大陆大国和跨大洋大国之间竞争关系的观点，是在更大的时空中对海权和陆权关系的讨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之间交叉和互相渗透关系的有力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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