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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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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80—194页，第26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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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这个所谓的“危险的漩涡”中，地区内的暴力冲突可能会在多种多样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其分裂与对立已达白热化。全世界已获得或不久就可能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位于这一地区内。这都是这一地区的危险所在。参见《大失控与大混乱》，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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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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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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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Summer 1993,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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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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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书，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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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书，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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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书，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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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2—113页。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与伊斯兰教相似的是印度教，印度的新民族主义与政治密切互动，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印度的新地理有一个新的文化氛围。Graham p. Chapman,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sia: from Early Empires to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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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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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9—33页，第40—41页。需要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与亨廷顿的一些用词略有不同。在布热津斯基的语言中，没有儒家文明这一词汇，中国文明被称为中华文明，显然有地域考虑。另外，多种文明并存的观点与国家数量将不断增加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例如，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早在1994年底预测，到2000年，世界将有300个国家，到21世纪中叶国家的数量将因多民族解体、民族自决和分离运动达到1000个。见该杂志1994年11月—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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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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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过，亨廷顿最近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与美国合作，则有引发文明间冲突的危险。见德国《时代》周报网络版2001年9月18日专访《“不，这不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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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rian Graham, G. J. Ashworth and J. E. Turbridg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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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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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关“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和“文化地区”（culture region）的概念，可参照Edward F. 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p. 200—241;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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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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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八章 总结：理论层面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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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脉络上挖掘和揭示出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本书所做的主要理论工作。本书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从地缘政治学各种相互对峙的理论流派中提炼出了“二分论”这一基本概念，并以整合式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线索。虽然书中涉及剑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强调的是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并以此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本书尽量把它们摆放在二分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论述，其目的就是突破以往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既定论述和逻辑。因此，虽然前面各章均对各种流派的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分别的论述，但这里仍需以二分论的概括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总结和甄别。不过，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阐明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品质和理论特征以及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此，因为恰恰是由于挖掘和揭示二分论主脉的缘故，我们会发现二分论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这些可能阻滞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所以，总结和甄别的目的在于对其采取超越的态度和做法。这显然是本书的第二个意义，就理论发展而言，它同样附带着两个含义：其一，只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整合式研究推进理论发展的进程，那么人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二，如果还能进一步揭示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设置合理的研究议程，那么理论的成功发展就是有指望的了，尽管不少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以下两章就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谈如何对二分论进行超越，以便寻求地缘政治学向前发展的契机；本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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