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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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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Summer 1993,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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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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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书，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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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上书，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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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同上书，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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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2—113页。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与伊斯兰教相似的是印度教，印度的新民族主义与政治密切互动，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印度的新地理有一个新的文化氛围。Graham p. Chapman,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sia: from Early Empires to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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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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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9—33页，第40—41页。需要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与亨廷顿的一些用词略有不同。在布热津斯基的语言中，没有儒家文明这一词汇，中国文明被称为中华文明，显然有地域考虑。另外，多种文明并存的观点与国家数量将不断增加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例如，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早在1994年底预测，到2000年，世界将有300个国家，到21世纪中叶国家的数量将因多民族解体、民族自决和分离运动达到1000个。见该杂志1994年11月—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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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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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过，亨廷顿最近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但如果伊斯兰国家不与美国合作，则有引发文明间冲突的危险。见德国《时代》周报网络版2001年9月18日专访《“不，这不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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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rian Graham, G. J. Ashworth and J. E. Turbridg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 London: Arn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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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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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关“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和“文化地区”（culture region）的概念，可参照Edward F. 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p. 200—241;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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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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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八章 总结：理论层面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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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脉络上挖掘和揭示出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本书所做的主要理论工作。本书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从地缘政治学各种相互对峙的理论流派中提炼出了“二分论”这一基本概念，并以整合式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线索。虽然书中涉及剑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强调的是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并以此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本书尽量把它们摆放在二分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论述，其目的就是突破以往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既定论述和逻辑。因此，虽然前面各章均对各种流派的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分别的论述，但这里仍需以二分论的概括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总结和甄别。不过，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阐明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品质和理论特征以及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此，因为恰恰是由于挖掘和揭示二分论主脉的缘故，我们会发现二分论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这些可能阻滞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所以，总结和甄别的目的在于对其采取超越的态度和做法。这显然是本书的第二个意义，就理论发展而言，它同样附带着两个含义：其一，只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整合式研究推进理论发展的进程，那么人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二，如果还能进一步揭示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设置合理的研究议程，那么理论的成功发展就是有指望的了，尽管不少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以下两章就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谈如何对二分论进行超越，以便寻求地缘政治学向前发展的契机；本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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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几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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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就其所显示出的二分论主脉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总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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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依据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显著的学术特征所做的高度简约和集中的概括。本书以对地缘政治学各种主流学派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推演，揭示出一百余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主脉：从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的陆权论之间的对立，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对立；从麦金德对“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区分，到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的吻合；从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主要标志的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到杜黑、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等人空权论为代表的空中权力学说；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恩分析冷战的“世界分裂图式”、沃勒斯坦划分“核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论”和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再到冷战后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欧亚大陆“黑洞”和“文明断层线”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分论和其所包含的对应逻辑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一条连贯和有力的发展脉络。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可以说是二分论对应逻辑这一主流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承续和发展了这一主流，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则在后冷战时期再次唱出了这一主旋律。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重归心脏地带”的现象，冷战时期对“新的海权时代”的呼唤，后冷战时期麦金德幽灵的再度徘徊(1)，都证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应逻辑是强有力的和根深蒂固的，也是延续不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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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理论的内在关系而言，二分论实际上形成了内构于地缘政治学深层的理论结构，这在于它深刻包含着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主题、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体系，并使之在理论上被“结构化”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两大地缘战略区”与其他“地缘政治区”及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都是长期以来被地缘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是被该学科深刻内化的概念元素。而海陆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以及“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或对立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人就都认定，应该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整个发展过程的历史性主题和“普遍现象”，也应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学理论演变始终的研究对象。正是根据这一主题，他们都抓住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做文章，从理论的高度上系统地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且，通过对这一基本主题的有力揭示，地缘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有意识地塑造了地缘政治中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系统模式，并把这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二分论所蕴涵的基本概念尽管在表面上是对立的，其所揭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原理尽管在表面上意味着地缘政治现实方面的矛盾常态，但它们却都在总体上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即以二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结构”。就此，还需要特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因为二者都倾向于以二分法看待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前者从地理角度给后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系统解释。由于它把地缘政治与权力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权力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贡献良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两大支柱之一的原因。因此，就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来讲，在理论层面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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