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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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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关“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和“文化地区”（culture region）的概念，可参照Edward F. Bergman, William H. Renwick,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People, Places, and Environment, Prentice Hall, Inc. 1999, pp. 200—241; H. J. de Blij, Human Geography: Culture, Society and Space,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6,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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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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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八章 总结：理论层面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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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地缘政治学思想史和理论史的脉络上挖掘和揭示出二分论的主脉，这是本书所做的主要理论工作。本书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从地缘政治学各种相互对峙的理论流派中提炼出了“二分论”这一基本概念，并以整合式的理论研究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二分论的主题和发展线索。虽然书中涉及剑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强调的是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并以此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本书尽量把它们摆放在二分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论述，其目的就是突破以往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既定论述和逻辑。因此，虽然前面各章均对各种流派的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分别的论述，但这里仍需以二分论的概括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总结和甄别。不过，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这样做无疑会进一步阐明地缘政治学的思维品质和理论特征以及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此，因为恰恰是由于挖掘和揭示二分论主脉的缘故，我们会发现二分论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这些可能阻滞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所以，总结和甄别的目的在于对其采取超越的态度和做法。这显然是本书的第二个意义，就理论发展而言，它同样附带着两个含义：其一，只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整合式研究推进理论发展的进程，那么人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二，如果还能进一步揭示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设置合理的研究议程，那么理论的成功发展就是有指望的了，尽管不少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以下两章就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谈如何对二分论进行超越，以便寻求地缘政治学向前发展的契机；本章首先从理论层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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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几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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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就其所显示出的二分论主脉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总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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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依据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显著的学术特征所做的高度简约和集中的概括。本书以对地缘政治学各种主流学派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推演，揭示出一百余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主脉：从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的陆权论之间的对立，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对立；从麦金德对“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区分，到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的吻合；从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主要标志的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到杜黑、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等人空权论为代表的空中权力学说；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恩分析冷战的“世界分裂图式”、沃勒斯坦划分“核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论”和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再到冷战后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欧亚大陆“黑洞”和“文明断层线”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分论和其所包含的对应逻辑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一条连贯和有力的发展脉络。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可以说是二分论对应逻辑这一主流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承续和发展了这一主流，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则在后冷战时期再次唱出了这一主旋律。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重归心脏地带”的现象，冷战时期对“新的海权时代”的呼唤，后冷战时期麦金德幽灵的再度徘徊(1)，都证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应逻辑是强有力的和根深蒂固的，也是延续不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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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理论的内在关系而言，二分论实际上形成了内构于地缘政治学深层的理论结构，这在于它深刻包含着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主题、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体系，并使之在理论上被“结构化”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两大地缘战略区”与其他“地缘政治区”及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都是长期以来被地缘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是被该学科深刻内化的概念元素。而海陆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以及“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或对立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人就都认定，应该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整个发展过程的历史性主题和“普遍现象”，也应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学理论演变始终的研究对象。正是根据这一主题，他们都抓住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做文章，从理论的高度上系统地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且，通过对这一基本主题的有力揭示，地缘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有意识地塑造了地缘政治中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系统模式，并把这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二分论所蕴涵的基本概念尽管在表面上是对立的，其所揭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原理尽管在表面上意味着地缘政治现实方面的矛盾常态，但它们却都在总体上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即以二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结构”。就此，还需要特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因为二者都倾向于以二分法看待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前者从地理角度给后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系统解释。由于它把地缘政治与权力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权力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贡献良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两大支柱之一的原因。因此，就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来讲，在理论层面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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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理论特征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具有相当强的矛盾辨证统一性，这对我们认识这一学科的发展和未来趋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表面上看，地缘政治学中的各种理论一方面都对自己的对立面（或陆权或海权，或“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极尽批评否定之能事，并极其武断地论证自己观点和论说的正确性，将自己的观点和论说置于不容攻击的绝对化地步。这样，相互间在理论的源头和发展脉络上好像是截然对峙的，并且地缘政治学各分支理论的后继者都纷纷站在两大阵营的某一方，来阐述自己的“新论”。但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也都以对方作为自己理论的批判物和参照物，也都以其对立面作为讨论对象，就像相互间做对应式的“辩论赛”一样进行争论。这样，由于他们都自觉地以对方作为自己的对照物，在论及自己学说时不得不提到对方的观点，因而在整体上使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某种二分论的特征，这种特征切入了地缘政治的现实主题即二分，但更主要的是在理论上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等相互对应的大量概念群。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理论中的矛盾和对立，但也暗含着二分论的对应、统一，甚至同一。正是这种特性无形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虽然地缘政治学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充满老式的、沉重的和经典的味道，但其实它们非常具有与时俱进的进化特征，例如麦金德三次修改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边缘地带”理论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不少人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对自己理论和观点搞了点“修正主义”的，因而地缘政治学是追踪国际政治的经常变化而做重大调整和改动最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中所蕴涵着的矛盾辨证统一性是促使其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和原因，也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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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地缘政治学在矛盾中进化发展，但其实隐藏在长久以来争论中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仍然是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等相互之间的二分。马汉在论述英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时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其意在打破美国孤立主义的禁锢；而事实上马汉的海权论确实为达到这一目的起到了刺激和“醒世”的作用。但在谈到法国、德国，尤其是亚洲问题时，他则以相当的篇幅涉及了海陆关系问题；其中他对19世纪俄国和英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所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基本上是以海陆关系为主题和线索来分析的。麦金德虽然强调陆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但由于他具有全球视野，所以他的理论十分注意对比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优势。由此，他的理论也从历史发展和技术条件的背景对陆权与海权势力进行了二分，在理论的展开上涉及了海陆关系。就此，他明确提出海上人和陆上人，或“海上强盗”和“草原强盗”之间不间歇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题。斯皮克曼在论述“边缘地带”重要性时则直接看到了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竞争关系，恰恰是需要高度重视这一地带的原因。因为“边缘地带”集中着海陆关系的全部内容，“内新月形地带”内部海权势力与陆权势力的较量，是对“边缘地带”二分的一个重要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说，斯皮克曼是第一个真正全面集中论述海陆关系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在论述德国“生存空间”时，则进一步扩大了海陆关系的地理范围，他刻意说明德国建立陆权势力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德国对出海口的控制和成为海权强国的必要性。虽然在他的概念里，陆权的确保先于海权，但德国最终夺取“生存空间”和建立世界霸权有赖于完全掌握海权。如果说缺少对海权的论述，豪斯浩弗的理论应该是不完整的。总之，以上两大理论阵营的对垒不仅没有削弱二分论的素质特征，反而在不断加强着这一线索。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他们理论的潜在层面，实际上都不得不以海陆二分或地空二分的关系作为自己论说的现实基础，并在理论上加以塑造和升华。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各自对立面的存在，也就没有自己理论存在的价值；没有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及其二分，也就没有地缘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另外，除了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战后和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均把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所展现的二分作为自己的论题，如科恩、沃勒斯坦和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都发展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甚至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内容。其中，科恩在战略上的划分以“两大地缘战略区”为命题，沃勒斯坦在经济上的划分以“核心区域一边缘区域”为命题，布热津斯基把美国和欧亚大陆的关系直接对应起来，实际上重点论及美国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主题，亨廷顿在文明上则提出了东西方文明的二分对立。这些都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注入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内容，并延续和发展了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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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作为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理论学说，地缘政治学绝非像某些其他国际政治理论那样带有“纯粹性”。理论与政策的距离如此之近，理论与现实的呼应如此之强，大概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超过它。这自然加强了二分论的现实生命力，使其与国家战略对海陆、地空等二分要素的观照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这与地缘政治学家非常重视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有着很大关系，也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学不无关系。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多次重大转折中，那些主张二分论的地缘政治学家多次充当国家决策的民间谋士，而某些国家的决策者也愿意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借鉴其所能提供的有用之物。当然，对二分论中那些为实现某些大国的霸权目标或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理论和观点必须予以否定，并揭露其包藏着的“各事其主”的政治本质（多数地缘政治学家都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为“祖国”服务的）。例如，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为美国推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寻找地缘政治上的理由；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虽然表面上谈到的多数部分是俄国，但其意图是以“逆向思维”为自己的国家英国摆脱日渐衰落的帝国地位提供现成的“反面教材”和警示性政策指南；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不用说是为法西斯德国实行对外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的，他的许多主张成为希特勒扩大“命定空间”政策的思想源泉和地图指南；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斯皮克曼关于美国必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边缘地带”的政策主张，在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理论与政府的政策之间挂钩而取得实际成效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此人，他为战后美国确立其充当霸主地位的世界秩序做过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论证。如果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从它的幼年时期起就有“各事其主”的政治功利性特点，那么在经过一百余年之后的后冷战时期这个“特点”甚至变本加厉。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研究的现实问题，更贴近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脉动，显然它们是为美国继续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特别是有可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单极霸权”的目标服务的。尽管我们不能认同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本质和狭隘性，但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二分论的不同主张发挥过各自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一个极为现实的世界上，它（们）确实是一种看待世界的重要视角和方式，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确实有着重要的启示。例如，虽然具有不同地理条件的国家可能会施行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可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的地理因素，但它们都十分重视海陆关系的处理，即使在偏重于某一方面时也会注重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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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理论对现实的影响来说，这里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几点。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二分论的参考价值，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在地理空间上加深对国际关系实质和形态的理解，加深对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所受到的地缘政治制约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由于地缘政治学中的二分论对应逻辑与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脉络具有一定的吻合之处，所以这一理论具有了明显的有用性或实用性。反言之，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方面的认识都会受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所蕴涵的“理论要素”的影响。在此，我们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相结合，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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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衡量国际政治中的强国定义和标准是国际政治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海权、陆权和空权都是国际政治中的显著权力，有能力把握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是强国地位的重要保证。实际上，从海陆二分和地空二分的角度为世界强国下定义的学者并不少见。在一般意义上，世界强国就是“其他所有国家蜂拥而至时也能与之抗衡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前提是该国具备或对陆地、海洋或对空中的强势控制力，最好是兼备海陆和地空的全面优势，足以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并善用其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世界强国当然有海洋系统的强国和大陆系统的强国之分，同时具备海陆优势的国家是全面的“世界强国”。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是兼备海陆优势的强国，瑞典在17世纪，法国在17、18世纪，德国在19世纪是欧洲大陆系统的强国；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19世纪是海洋系统的强国。它们都具备着较好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提高这种能力会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变成了在欧亚大陆上占有绝对地位的大陆强国，在海洋系统中英国的位置让位给美国(2)。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说明它们不仅具备着很强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而且具备着很强的处理地空关系的能力。美国学者认为，作为冷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和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有在世界权力和孤立主义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摆脱孤立主义、选择世界权力的主要条件，一是看美国能否处理好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即美英加的关系（Anglo triangle）(3)；二是看美国能否让西欧、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和其他一些关键国家或地区在欧亚大陆强国的控制下获得自由(4)。这就充分说明，在相当程度上，世界强国的兴衰和更替会受到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变化的重要影响，能否很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可以作为衡量是否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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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从而对国际政治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完全不同，虽然它们之间不易进行简单的对比，但它们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使国际政治进入了相互区别的活动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地缘政治学家马尔斯（Marz）认为，陆权和海权具有各自迥异的谋求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获得国际政治空间的方式如下：海权国家惯于使用逐点跃进的方式来拓展和控制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从而获取国际政治方面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海权国家一般节俭和集约地使用力量，通过巧妙地适应现有条件来寻求以最小努力获取最大优势的途径。所以无论怎样，海权国家一般容易妥协乃至承认它的附属领地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只要它能够通过隶属或结盟的方式来控制一块领土或海域，它就推迟对这些地方强施正式要求。但海权国家无论怎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海权，并进而对陆上力量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与海权的运行方式正好相反，陆权国家则一般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以严密的社会组织化手段来建立它的控制，尤其是保持其武装力量的机动性(5)。这意味着，在历史较长时期内，海权国家较多地使用结盟、建立势力范围和附属地及国际贸易等方法，陆权国家较多地使用领土兼并、人口控制和资源占有等方法。在后冷战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海权国家仍很重视在“边缘地带”强化针对“心脏地带”的结盟方法的使用，并以北约东扩等扩大势力范围和掌握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方法进一步确立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纳入它们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去。中国和俄罗斯等陆权国家则对结盟等方法抱持着一定的戒心，开始提倡“新安全观”，并建立新的区域安全合作模式。当然，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和施加国际政治影响的方式不同之外，二者在以海陆关系的互动来追求权力的更大效果方面还有另外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一般而言，陆权势力在陆地范围最容易获得权力的支配效果，海权势力则自然容易在海洋范围获得同样的效果，当一方进入对方的活动环境时，情况则不一样了。这样就阻止了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各自发展完整的控制权，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或者相反。总的来看，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处在如何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海权和陆权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方式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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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政治的基本舞台就是大陆空间和海上空间，受制于这两个基本空间，国际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轨迹。在历史上，海陆二分对国际格局的主要影响是：海洋权力经常出现单极结构，陆地权力经常出现两极结构或多极结构，也就是存在着海洋单极和陆地两极、多极的规律性现象。它意味着，历史上有过海洋霸权，但鲜少有陆上霸权。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指出的，“地理因素为海洋问题划定了相当明确的界限”(6)。19世纪初，海洋权力格局是单极，英国海军力量大于所有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英国这时的国家观念正如契伦所说的是：“海洋世界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7)。当然，海洋权力格局也会发生若干变化，其基本线索是围绕着海洋单极格局和两极、三极格局之间的关系互换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单极海洋权力结构变为两极，后来成为三极，正式表现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英、美、日主要舰只比为5∶5∶3。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50年代，海洋权力结构再次成为单极化，占压倒优势的是美国（也包括空中的优势）(8)。“而在大陆（尤其是欧洲），形成苏美对峙的两极对立。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个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大量部署洲际导弹，使美国的海空优势近于终焉状态。美国虽然在海军力量上仍拥有绝对优势，但综合航空战斗力考虑，不能不说海上和空中的单极时代已告结束”。加上中国的崛起，促使了大陆权力结构的变化，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向海空的两极格局和大陆的多极格局交织的状态发展。“从大陆的势力分布情况来看，从60年代中苏对立以来，在不考虑中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分析美苏的军事力量变得十分困难。1971年富有戏剧性色彩的美中和解，即缘于这样的认识。这样，70年代以后，在大陆上的双极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除此之外，一体化的欧洲和选择加强军备道路的日本都是多极的主要角色。其结果，“20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就是由美、苏、中、欧、日五个大国展开古典式强权政治的世界”(9)。因此，海洋权力结构与陆地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海洋国际政治格局”和“陆地国际政治格局”之分(10)。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格局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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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缘政治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常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处，它们都涉及到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问题。例如，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在地缘政治上可以看做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11)。这就是因为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的交汇处，也是许多世界大国利益的交汇处。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在地缘政治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再度使它成为处理海权和陆权之间关系的课题。又例如，自1991年南斯拉夫暴力解体后，巴尔干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形势，成为东南欧“新均势”的关键地点(12)。对于海权强国美国来讲，巴尔干的稳定变成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虽然美国没有稳固的政策来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13)。对于陆权强国俄国来讲，即使有固定的政策，也不能保护自己在此地区的利益。所以，巴尔干成了一个海权与陆权之间特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同样，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由于地缘位置和能源储备的因素，也已成为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缘政治交集点，各方势力的竞争颇为激烈。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俄罗斯把中亚、外高加索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则极力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另外，就是在欧亚大陆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的同时，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忽视的重要地区，即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这个为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今天已经成为强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其重要性大大增加。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明的那样，它过去是西班牙、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是美苏的势力范围。现在，中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的关系是：谁掌握加勒比海，谁就能掌握中美洲(14)。它们体现了一种不能忽视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均在海陆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均已成为国际格局发展演变中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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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能源和资源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一些聚集能源和资源的地区也已成为地缘政治的交集点，特别是地缘政治竞争体现在对油气地缘政治真空的争夺上，而且这种争夺十分激烈。例如，对于外部世界来讲，中东地区的石油问题成为引起地缘政治问题的爆发点；而对内部来讲，水资源的问题十分严重，成为“水的地缘政治”的起因。在中东地区，能源和资源既被作为斗争的目标和工具，也是引起冲突的根源(15)。又例如，里海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引起了“油气管道政治”问题（the pipeline politics），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等都卷入其中(16)。国内学者认为，目前在环里海地区，围绕油气资源和跨地区运输控制权展开新的油气地缘战略竞赛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17)。而且，在“油气管道”问题上，“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已经使西亚和中亚地区变成了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地区之一，能源资源重要性的提高直接带来了地缘政治很大范围的扩张，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此外，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东北亚地区、南中国海地区、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中欧和黑海等，都是与能源和资源有重要关系的地区，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新的交集点，潜存着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和危机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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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以上几点的确反映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的启示意义，但是地缘政治仅仅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等同于国际政治的全部；仅以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来说明国际问题，包括在空间意义上说明国际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的，也很难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成功的预测。随着国际政治的迅速发展，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暴露出极大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在改变着地缘政治面临的环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相对变弱；所以，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出现了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新情况，需要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正如采用广义地缘政治学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相当深度上改造了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角度和要素结构，在其所关注的地理构成、人口和资源分布等传统课题之外，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等问题更受到重视。地缘政治并不仅仅意味着纯粹自然地理的空间运动轨迹，它还更多和更细地可以分解为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技术空间和生态空间。值得提到的是，这种“广义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新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可能会对地缘政治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它们来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也就是说，在承认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及其对现实层面的应用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揭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意味着其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弊端和痼疾；而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超越和扬弃，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政治和从事国际政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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