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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地讲，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性质，因为该逻辑意味着国家间的互动是按照零和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互动也常常是能够按照双赢或共赢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国际合作的存在就说明国家间关系具有双赢或共赢的性质。从历史上看，冲突与合作、对抗与和平都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也都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很难从历时性角度（历史）涵盖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也很难从共时性（空间）角度涵盖它们。把一部国际政治的历史说成是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永恒对抗的历史，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粗暴的解释；把横向的地理空间因素当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客观基础，同样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简单化的歪曲。因此，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的本质，应该看到国家间在发生冲突和对抗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彼此合作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随着国际政治的深入发展，冲突正在走向合作，对抗正在走向缓和与和平；合作与和平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趋势，也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本质特征。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即使是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带有二分特征的权力因素也已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陆权和海权的概念已并不完全再带有谋求霸权和对外扩张的天性，“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也已并不会完全重复包围和反包围的对抗逻辑。虽然它们很难脱去自身的地理外壳，并且在表明国际政治的地理空间区分和间隔分布方面这些“地理外壳”仍然具有显见的价值，但在内容上，它们已经融进许多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不再以军事安全因素为主。基于此，我们所说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的主题和本质，应该更多地反映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中；换言之，从对抗性思维转向融合性思维是地缘政治学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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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是一种以地球为家和善待地理环境的思想。而这在国际政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就是国家树立了要与自己面临的地理环境善处，要与其他国家共存的融合性思维。这样，过去那种以人性恶为假定的地缘政治学思维需要修正，虽然人性中总难排除恶的一面，国家之间也总会有提防的一面，然而地缘政治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和谐共处的融合性思维、而不是对抗性思维作为新的主题。我们看到，即使是地缘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也强调，二分论所谓的“现实政治”公式是可以被推翻的，因为合理地构建地缘政治关系有助于和平局面的营造。基于这样的认识，地缘政治学在道义和现实层面都不应该仅仅是为侵略扩张政策张目的工具，在内容上它并不都是“生存空间”的邪说和国际政治的厚黑学，它也有为人和国家所利用的“为善之道”，即它可以变成一种国际社会和平与合作的理论。这已经成为今天理解地缘政治学时的一个新的价值判断。确实，由于地缘政治学观念的变化，由于其他多种因素的渗透，地缘政治本身出现了软化的逻辑和柔性的特征。特别是，决定论思维导向的削弱，直接导致地缘政治学中对抗与冲突的两极性原理的退位，和谐共处与相互融合的逻辑正在逐步占据了市场。换言之，地缘政治学中的对抗性思维开始被融合性的思维所取代，从而具有了某种人文主义的导向。帕克新近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学的景观已经因其多样性和精妙而显得温和并具有人道的和人性化的特点，这与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严酷和单调乏味形成鲜明的对比(36)。应该说，传统地缘政治要素的整合已经面临着新的必要条件，一直发展着的地缘政治学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角度以适应国际政治现实的巨大变化。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新时代，以融合性思维代替对抗性思维将使地缘政治学迎来其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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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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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系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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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J. C. Mckercher and Lawrence Aronsen,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in A Changing World: Anglo—American—Canadian Relations, 1902—1956,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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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ugene V. Rostow, Toward Managed Pea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59 to the Pres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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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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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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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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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8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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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界系统》，第132页。该书作者还认为，“海上及空中是双极，大陆是多极的状态是发生战争可能性小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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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第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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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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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la Tunander, Pavel Baev, Victoria Ingrid Einagel, Geo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Security, Territory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 1997,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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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erald R. Pitzl, Geography: annual editions, 2000/2001, Connecticut, USA: Dushkin/McGraw-Hill, c2000,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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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hilip Kelly, Checkerboards & Shatterbelts: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meric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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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Hussein A. Amery and Aaron T. Wolf, Water in the Middle East: a Geography of Peac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p. 7,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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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Shams—Ud—Din., Geopolitics and Energy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Caspian, Sea Region, New Delhi: Lancer’s Books, 2000, p. 5, p. 18, pp.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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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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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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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llsworth Huntington,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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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十世纪的地理政治思想》，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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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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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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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家间政治》，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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