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675

1705434676 第三，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轴心大国，可以综合运用两大地带的权力。在地缘政治上，中国首先与麦金德所谓的“大陆心脏地带”息息相关，按照其所描述的地理现实，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是通向这一地带核心的重要战略通道，有些部分属于这一地带本身，因而其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价值从来没人敢于小觑，甚至可以说其选择关乎欧亚大陆整体的战略组合(13)。鲍德温曾经引用列宁的话，对此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评价：“列宁曾经写道：通往巴黎之路，必须经过北京”，“这样，他用意识形态方面的语言，就亚洲心脏地带对控制世界在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表达了他的天赋的理解。”(14)中国处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位置（用鲍德温的话说是“亚洲的心脏地带”），是它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它能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基本条件。在苏联解体前，中国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仅次于苏联和历史上的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果经济崛起和政治强势如期到来，那么由它来取代俄国的传统地位并不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中国还是联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理枢纽，这一位置使它大大不同于俄国（苏联）和美国的地缘天性。例如，俄国虽然可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堡垒作用，但是却因被封闭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常常对“边缘地带”作为海上侵扰和围堵的通道存在着天生的恐惧心理，也常常不得不为反弹外界安全压力而进行耗费国力的扩张。美国则远离欧亚大陆，这虽可使之免受国土入侵和边界纠纷，但要直接介入太平洋和欧亚大陆问题，又不得不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中国处在“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交汇点，因而其战略取向是两大地带权力消长的关键因素；同时，它还处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是“边缘地带”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之一，可以充分利用“边缘地带”兼顾海陆的双重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与位居“心脏地带”核心的苏联结成同盟关系，这一事实使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十分害怕，担心苏联势力通过中国在“边缘地带”占据战略优势，并得以进入太平洋地区。出于这一考虑，美国通过其所控制的中国周围的岛屿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结成“岛屿锁链”来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和苏中联盟的放大效应。同样，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组成战略性质的联合，苏联极恐此举给自己造成封闭于“心脏地带”而无法突进“边缘地带”乃至海洋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它采取了与印度和越南结盟，并耗费国力南下印度洋和在金兰湾建立基地的反制做法。在后冷战时期，“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个方面的重要性都进一步提高。就地缘政治来说，“边缘地带”成为新的结盟现象或战略组合现象最频繁的地带，是世界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频繁活动的主要场所。其所显现的事实都与如何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战略走向有关。就地缘经济来说，欧亚大陆桥以中国为东端点，欧亚美之间最繁忙的海空航线经过中国附近水域空域，中国还控制着亚洲内陆丰富资源的东南出口，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矿物等战略物资必须经过中国这条最便捷的通道才能进入太平洋沿岸市场，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在“边缘地带”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总之，中国部分地区紧靠“心脏地带”，部分地区属于“心脏地带”本身，部分地区位居“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中国具备横跨两大地带，并使二者连接的地缘政治形势。从两大地带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可以完整地依托“心脏地带”来保持自己对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在欧亚大陆发生冲突时与“心脏地带”保持某种间隔，也可以充分借重“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的制约作用。

1705434677

1705434678 第四，拥有地缘政治上的国家规模效益，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一般而言，特殊的地缘位置、极大的战略纵深和综合国力潜质使中国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内存着一种国家规模效益，其地缘政治潜力带有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中国不需要别国的援助就能在各种地缘政治压力下独立支撑并足以单独抗衡其他大国，包括陆上和海上两股势力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股势力。当然，中国并不需要故意玩弄在两个方向上受敌的地缘政治游戏，但它足以同时从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汲取和聚集到相当的地缘政治能量，也足以在两个方向上承受和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动，包括能够经得起大规模战争历练、充分实现国家总动员、在战时自由调度军事力量和改变战时力量对比，也包括能够在和平时期实施跨梯度发展经济和构筑多层战略防御体系。从这一角度看，国家规模效益及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潜力，给中国提供了一种从内到外积聚起来的抗风险能力和减压能力。不仅如此，国家规模效益还使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地缘政治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使地缘政治实力产生一种增值效应。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实现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或者说仅仅具备必要条件还是不够的；由于综合国力的强弱会决定中国地缘政治的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中国要成功地使地缘政治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借此发挥地缘大国的作用，必须借助国家规模效益发展并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因此，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中国取得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关键，也是获取地缘政治实力的充分条件。说到底，中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提高在于综合国力的后盾作用，这也正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地缘政治含义。二是地缘政治实力的增值效应在中国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效果，即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地缘政治的已有优势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虽然中国本身足资利用海权和陆权的双重价值，也足资利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双重价值；但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能发挥其中的优势并避免其中的劣势，从而会引发一种越来越好的“马太效应”。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乃是在于它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借助外部力量来锻造地缘政治实力的，正是在国家规模效益的全面作用下，综合国力的发展会使其地缘政治地位具有明显的增值趋势；而中国正是以此来独立自主地影响世界的。

1705434679

1705434680 其次，恰恰因为处于海陆二分与“心脏—边缘”二分的关系之中，所以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也显然存在一些劣势的因素：

1705434681

1705434682 第一，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上，既有俄国这样曾经充当陆权霸主的大国，又有印度和蒙古等潜在的陆权强手，加之周围还存在日本等海权国家，因此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并不总是能够左右逢源，甚至还时常可能遇到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的情形。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在问鼎大陆心脏腹地和向太平洋纵深发展的时候，始终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困境”：优先发展陆权，会引起俄印等大陆国家的不安全感；优先发展海权，会导致美日等海洋国家的疑虑（同样的难题曾困扰过历史上海陆兼备的地缘政治大国：法国、德国和苏联。它们的对外战略一直在大陆和海外两个方向徘徊，以至于顾此失彼，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角逐中都归于失败）。这样，在不同时期，海陆关系的处理难度长期以来伴随着地缘外交的开展，如果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失当，就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处境。

1705434683

1705434684 第二，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上都容易受到外敌的入侵，并且海陆关系的复杂性直接体现在周边环境和边界问题上。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位置使它几乎不会受到外敌的军事入侵，中国的位置却使它千百年来屡遭外敌侵犯。美国的安全问题在国外，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则在它的陆地和海洋边境线上。从1949年到2000年的50余年中，中国9次卷入周边战争和军事冲突，平均每5.6年1次。其中，虽然多数属于陆地冲突，但也与越南发生过两次海上的武装冲突，与日本还存在着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纠纷。中国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陆上方向，而且来自于海洋方向（从海洋方向看，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多来自海上）。就此，《长城与空城计》一书指出，直至19世纪航海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是中亚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原来是北部和西部，即陆上方向的威胁，后来是海上方向的威胁，再后来是双重的威胁。中国只是靠着“人口、疆域和地理位置构成一道长城”来抵御外敌(15)。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防御措施较弱，那么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遭到外敌入侵的几率就较大；另外，从历史到现在，来自这两个方向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均与国内的分裂因素（如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如果这种分裂因素较强，那么中国在两个方向受制于人的情况就比较突出。不仅如此，从现实来看，海陆关系的复杂性与边界问题有着难以摆脱的联系，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环境。中国的周围邻国多，邻国中强邻多，存在着不得不面对的而且十分棘手的边界问题。如果说美国是强国弱邻，中国则是周围强邻不止一个。而且，所谓邻国中既有陆邻又有海邻，边界问题涉及领土和领海。中国作为一个背陆靠海的大国，“与许多国家为邻，在领土、领水、领空、资源等领域与这些近邻发生冲突的机会就会特别高，但众多的近邻又与中国战略发展有密切联系。”(16)因此，虽然中国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但周围有一大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有许多难以相处的邻邦。“从势力范围的界线来看，……中国的直接领土领海利益涉及到另外的二十四国的政府。”(17)中国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有边界问题，如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而且由于历史原因，边界问题十分复杂。如果这些问题影响到各自双方的政治关系，并且呈现累加的形式，就会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极为不利的情形。

1705434685

1705434686 第三，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看，既是不同地缘政治势力借重的对象，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由历史沿袭至今的不利情形，即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始终缺乏力量支点，无论是在“心脏地带”还是在“边缘地带”情况均是如此；因此，处理与其他大国（包括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中的难题。所谓力量支点是中国在处理与某个（些）大国关系时所需要借重和依靠的另一个（些）大国，因此该问题涉及到中国处理与大国、而不是与小国的关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和明显不足，恰恰在于它因很难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而找不到力量支点。历史上，中国无法真正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所以很容易受制于这样的情形：在不得不借重“心脏地带”的力量时会受到来自大陆中心势力的控制，在意欲摆脱这种控制时可能会受到一种惯性的威胁；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在与其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力量支点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筹码。而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理形势，使该地带的其他主要势力，包括海洋力量常常对中国的选择抱持怀疑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在意欲发挥“边缘地带”大国作用时同样很难找到可靠的力量支点。特别忌讳的是，在没有力量支点的情况下，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是这两个层次的关系重叠起来并且重心不倾斜于中国一边。一旦如此，中国在“心脏—边缘”关系中便很难找到战略的着力点，也很难在外交上左右逢源。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常常发生的，在今后的时间里也仍然有其严重性。基辛格就认为，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欧、中、日、俄及印度，其中有四或五个集中于中国周围的地带。所以，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包括与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组成部分；即使它想改变也无法做到。因为无论它的国土大小、政治地理位置还是它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大国地位，都不允许它这样做。”(18)值得注意的是，寻找力量支点的困难（可能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如果受到地缘政治惰性的影响，倾向于自然选择一种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外交。近代以来，在世界大国中，唯独中国经常是以一国的力量构成一个单独存在的力量主体，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容易自我封闭。虽然后来中国的外交逐渐开放，但仍然带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自敛性。

1705434687

1705434688 第四，在地缘政治中缺乏缓冲区，常常使自己处于冲突的第一线。缓冲区问题在范围上涉及的主要是“心脏地带”，在性质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直没有可以起到与其他大国之间间隔和抵消作用的缓冲区。历史上，中国周围的一些中小国家多数受其他大国的控制，被纳入了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从来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也从来鲜少有建立缓冲区的战略主动性。虽然势力范围的概念带有强权和控制的含义，并不为中国战略和外交的和平性质所取，但缓冲区对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条件来说还是必要的。究历史上中国很少建立缓冲区并借此营造地缘政治有利形势的原因，既是由于国力孱弱所致，又是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对缓冲区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其结果常常是，由于中国周围的中小国家多数依附于其他大国，这些大国可以借助周边中小国家的帮助或默许把其扩张的前沿推进到中国的边界，中国自己反而成了抗拒外来势力的首当其冲者，自己的边界经常变成发生冲突的第一线。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最高峰时期，中国处于同美国抗衡的第一线，而苏联则处于二线。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反华大合唱时，中国在自己周边和前沿地带遏制和抵消着至少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在边界地区，中国还与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地区性强国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直接发生过武装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另外一种可能前景是：当中俄与美国抗衡时，中国有可能处于第一线；当中美与俄罗斯抗衡时，中国又可能成为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的挡箭牌。中国可以单独抗衡来自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代价极大，可能会因此招致经济上的持续落后和国际地位的绝对下降。在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它完全贴近“心脏地带”；而与苏联或俄罗斯不同的是，它自己有相当部分的国土属于“边缘地带”。因而，它更容易成为被陆上力量攻击的直接目标或成为由海洋方向组成的包围圈的前沿。在没有缓冲区起到减压作用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处境。

1705434689

1705434690 综合比较而言，中国穿越海陆之间，连接“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整体上的二分对应特征十分显著。这一特征包含着双重性的含义。一方面，就最大限度整合地缘政治的潜力和权力而言，中国具备世界大国的天赋条件。海陆关系交叉的要害位置，使它既是陆权走向海权的跳板，又是海权依托陆权的靠山，足资运用海陆两种权力资源；作为“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联动性最强的中间地带，它既是“心脏地带”的枢纽大国，又是“边缘地带”的聚合力量，足资运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种权力资源。加之中国自身单独的分量大，具有地缘政治的规模效益，可以依靠自身的发展变化影响世界。因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关乎地缘政治的整体布局，如果运筹得当可掌握改变地缘政治整体布局的关键锁钥。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才明确指出，中国夹在美俄两大势力范围之间——所有这些因素说明中国地理位置的困难，但又说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有能力实现它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这方面，中国跟印度、巴西、印尼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大国不在同一档次，并且其重要性将超过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19)。

1705434691

1705434692 当然，中国具备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它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如果处理不好这些不利因素，那么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劣势就可能呈现放大效应。因此，中国在具备地缘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后，还必须具备地缘政治大国的充分条件。而中国只有以我为主地充分利用海陆关系与“心脏—边缘”关系中双重的正面效应，特别是经过主动整合以发挥其中的优势和避免劣势，才能获得地缘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取得地缘政治的增值效应。

1705434693

1705434694

1705434695

1705434696

1705434697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34]

1705434698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复合型战略选择

1705434699

1705434700 地缘政治位置和环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是制定地缘战略的主要根据。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既不简单地等于它的优势，也不简单地等于它的劣势；如果要想给自己的地缘战略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应该全面地衡量自己地缘政治条件的优劣，加以辨证看待和精确计算。由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中国地缘政治具有“双刃剑”的特性，即作为一个置身于海陆和“心脏—边缘”双重关系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在地缘政治上得以挥洒的很大空间，又有受限于地缘政治极大制约的一面；所以，中国首先要做到的是趋利避害，在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二分现实的前提下，需要以超越姿态对其中的各种要素进行必要的整合，其目的是求得最优化的结果。

1705434701

1705434702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地缘战略目标及其选择方向。就地缘战略目标而言，保持强大的陆权，发展强大的海权，依托“心脏地带”以形成固本之势，稳居“边缘地带”以形成固城之势，是中国谋求地缘政治权力之所必须。就地缘战略选择方向而言，需要兼顾大陆与海洋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东向与西向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所应做出的是一种复合型的战略选择，即尽管中国在地缘政治的空间特征上是一分为二的，但在做战略选择时则必须合二而一，需要兼顾海陆，贯通“心脏—边缘”，平衡东西两向。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所需注意的是：

1705434703

1705434704 1．海陆统筹，保持强大陆权和发展强大海权

1705434705

1705434706 在这方面，首先要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树立海陆并重的战略思维。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大部分国土受限于陆地的现实，国人重视大陆国土而轻视海洋国土，关注大陆权益而怠慢海洋权益，更谈不上有海权意识。不用说秦朝的“长城意识”、明清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都是封闭性很强的典型大陆意识；就是当代我们所熟知的“一边倒”和“大三角”等政策，也实际上受到大陆意识的左右。在这种意识下，长期以来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停留于陆权思想，而没有发展出海权思想。但是，海陆兼备的地缘现实，要求中国必须以海陆并重的全方位思维取代重陆轻海的传统单一思维；在强调大陆国土意识、陆地权益意识和陆权意识的同时，特别是要树立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海权意识。与陆地国土一样，海洋国土是中国国家领土和地缘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权益相比，海洋权益是中国国家利益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化；海权则与陆权同样都是中国地缘政治实力的必要保障。虽然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走向海洋扩张的方向，但面积较大的海洋国土和较高的海陆度值，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地缘实力的增长，要求人们树立鲜明而强烈的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也要求具备经略海洋的海权意识。当然，中国与过去传统陆权国家的俄国和德国不同，在改变重陆轻海的思想时并不应重复先陆后海的老思路；中国也与纯粹海权国家的英国和日本不同，不能简单地重蹈“海权论”的覆辙。也就是说，海陆统筹的思维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即使中国发展海权仍需以对海陆关系的合理整合作为依靠。

1705434707

1705434708 其次，保持陆权优势和发展海权是中国地缘战略相互倚重的两翼。依地缘政治的惯性，陆地空间是中国地缘政治权力的基本来源，中国能够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端在于陆权资源所提供的积存已久而且颇具纵深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依托陆权是其地缘战略的必不可少的一翼。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思想，在空中力量出现并且变得强大的时候，陆权的作用并未削弱反而增强，因为海空力量更加依赖于陆地的支撑。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加强核威慑的能力，并以核武器和陆上力量的紧密结合，扩大陆权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当然，另一方面，以全方位的战略视角看，中国需要在继续保有并发挥陆权优势的同时，转以海陆关系为背景把发展强大的海权放到战略位置上；因为发展海权已成为中国增强地缘政治实力的关键。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虽然具有海陆兼备的国土特征，但海权一直处于潜存的状态，但其可开发性极强。根据马汉所说的“海权国家”要素，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一种从陆权向海权转变的前景。而如何开发海权，必须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认清海军力量与海权战略地位的关系，海军力量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地获得海权。从这一角度看，海军力量的发展势必应放到地缘战略的重要位置上，其功能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御，而必须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防卫；其行动能力也不能仅仅受限于第一岛链之内，而应该突进到第一岛链之外。因此，“海军要在提高第一岛链内近海综合作战能力的同时，逐步转向远海防卫型，提高远海机动作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获取海权的战略目标。如果只能达到前一个目标而不能达到后一个目标，不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无法与美、俄匹敌，也会落后于日本和印度。由于保卫海洋国土和保证海洋权益与中国的崛起已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必须有自己强大的海权来加以保证。因此，中国应该加强海权的实体建设，并使之与已有的陆权优势相匹配。

1705434709

1705434710 再次，中国处理海陆关系时应力求在海权和陆权之间取得平衡，不要偏重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由于海陆度值较高所带来的海陆关系的开放性，中国可以避免俄国那样始终被围堵在内陆的局面，以综合运用海陆两权来达到相互制衡的结果。但是，要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中国仍需要以全方位姿态合理处置海陆关系，最好是使二者达到稳定的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强化和美国进入欧亚大陆，加之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欧亚大陆“黑洞”问题，已使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其结果，美日等海权国家与中俄发生了地缘政治上的深刻矛盾，美国所采取的欧亚两栖的地缘战略，在大陆方向和海洋方向均对中俄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陆权难题不在于俄罗斯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在于美国直接进入了欧亚大陆腹地。中国在海权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同样与美国有关。现在，美国的地缘战略扩张在客观上阻止着中国和俄罗斯两个陆海兼备的大国从大陆走向海洋，北约东扩封堵着俄罗斯在地中海和北海的出海口，美日安全同盟则给中国走向太平洋的努力设置了障碍，至少是要把中国限制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之内。这样，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从地缘政治的逻辑来看，海洋力量与陆上力量的长期对抗，使得中国所处地域仍有可能成为一块‘中间区域’；仍有可能继续处于海陆两强各自战略主攻方向的侧面，而不使自己成为主要的战略攻击目标；仍有可能继续成为在两方之间左右斡旋、东西平衡的一支中间力量，这似乎是今日中国对外战略必不可少的一个地缘政治前提”(20)。所以，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应该充分利用“中间地带”所具备的宽广的活动空间，适度增加地缘外交的灵活性，以取得左右借重和相互平衡的效果。在这方面，虽然中国需要同时具备陆权和海权，但它首先需要的是保持强大的陆权，其次是发展强大的海权。

1705434711

1705434712 2．固本于“心脏地带”，固城于“边缘地带”，并以贯通两大地带来扩大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存在

1705434713

1705434714 中国需要同时加强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位，但在地缘战略的安排上应有具体的针对性。首先，就中国与两大地带的关系而言，加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更显紧要，至少在目前应该有力依托“心脏地带”以形成固本之势。为此，中国需要寻找力量支点和建立缓冲区，以坐实和巩固自己作为“心脏地带”大国的地位，不致在地缘政治发生变动时使这种地位被撼动。进一步地说，无论在欧亚大陆存在有利形势（“心脏地带”核心大国力量削弱）时还是出现不利形势（“心脏地带”核心大国变得强势从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牵制）时，可靠地造就地缘政治的固本之势都是十分重要的。就后冷战时期来说，由于苏联的坍塌，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影响的“心脏地带”较大面积地缩小，“边缘地带”也出现了地缘政治板块移动的现象。比较而言，前者给中国带来的有利机会多于后者，也更便于把握。因为俄罗斯地缘政治作用的式微，使中国面临的来自“心脏地带”的直接威胁大幅度下降；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组，也使中国有了西进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中国依托“心脏地带”加强自己地位之势悄然而成。当然，鉴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中国并不可能坐享其成，要加强自己在“心脏地带”的地位，取决于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在地缘政治中建立起适当的缓冲区，并寻找到对自己起支撑作用的力量支点。值得注意的是，“心脏地带”出现内部坍塌和部分裂解的情况，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即其历来寻求的缓冲区得以扩大，那些可以充当缓冲区的国家与“心脏地带”核心大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傅高义（即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认为，苏联解体后蒙古与俄罗斯以伙伴关系取代了结盟关系，蒙古自然成为中俄之间的一道重要屏障。而中亚国家的独立，使它们成了继蒙古之后又一个起战略阻隔作用的区域。由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盟友在地区局势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如果印度继续实行多极化的等距离外交，也不失为中国与美俄等大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当然，中国与印巴关系如何同时涉及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但目前对中国与“心脏地带”的关系影响更大(21)。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国家本来就具有缓冲区的潜在价值，如果这种地位更加明确，那么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会得到大大改善；因此，中国地缘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作出建立缓冲区的系统安排，并以国家间契约的形式加以固定。同时，“心脏地带”的变化也给中国寻找力量支点营造了重要机会，借此机会，中国应超越国家双边关系的限制而加强与某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合作，以营造以我为主和对我有利的地缘政治布局。鉴于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历来存在着强强型关系，即强国和次强国较多，确立力量支点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现在更是应被提上日程的紧迫事项。在这方面，可能的模式有：中俄联合或中俄结盟（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模式和现在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战略联合阵线（20世纪70年代毛周时期，当时因中美联合而导致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影响最大）、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六国合作组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及中国与“心脏地带”地区性强国的结合（还没有过）(22)。就目前而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六国合作组织在以上各种模式中可行性较大，并且是已经做了的；其效果是使中国在“心脏地带”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证，基本上起到了使中国固本于“心脏地带”的作用。此外，中国和某些地区性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可能的考虑对象，在审视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在选择它们作为力量支点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做法。应该说，今后只有通过发展和加强与某些大国或地区性大国的战略关系，才能确立和坐实有效的力量支点；只有处理好同中小国家的关系，才能把缓冲区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并在范围上得以拓展。当然，就“心脏—边缘”关系的复杂性而言，这样做首先应面向“心脏地带”，但也可以同时兼顾“边缘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事做好了，可以使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高度自主的固本态势，并能够由内而外地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内聚性，也能够由内而外地充分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

1705434715

1705434716 其次，在加强在“心脏地带”地位的同时，中国在“边缘地带”造什么样的势就显得重要了。质言之，中国不仅需要加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以形成高度自主的固本之势，而且需要加强在“边缘地带”的地位以取得固城之势。在这方面，中国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边缘地带”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战略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战略摇摆，二是可利用自己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保持已有优势，特别是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扩大自己的实质性存在，以营造更富有进取性的地缘政治态势。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的板块移动中，一方面“心脏—边缘”两大地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联动性很强的张力。这种变化使两大地带的地缘政治都发生了重新的整合，从较早的时间来看，“心脏地带”的整合比较剧烈，而近一段时间内“边缘地带”进入了关键的整合期。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地带”已经显现出来一种很强的外张力，主要表现在它对欧亚大陆整体的外推作用更强，其走向海洋方向的前沿价值和连接海陆的战略联动价值也更为突出。人们注意到，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黑洞”现象不断显露的同时，“边缘地带”及其周围出现了联盟体系重构和大国重新洗牌等战略组合变化，例如，美日安全同盟强化、中俄美日印大国关系的变动等，它们直接提升了“边缘地带”的外张力，并且使其范围也得以扩大。借助这种惯性，“边缘地带”可能会左右两大地带的地缘政治走势，包括牵动海陆关系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明确自己在“边缘地带”的枢纽地位，也必须审慎地处理好自己在“边缘地带”上同其他大国的关系。鉴于“边缘地带”外张力的扩大，中国可能会扮演比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特殊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角色，这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非美国和俄罗斯所能取代。即在“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发生的正反方向推力运动中，唯有中国可以起到合力的作用；在“边缘地带”所连接的一分为二的海陆关系中，唯有中国占据着合二而一的机会。当然，这种有利的态势并不是自发随意形成的，而是需要中国在“边缘地带”建立起稳固的战略防御体系，既能突破或至少降低其他大国的战略遏制，又能经得起其他大国战略联盟的考验。相对于“心脏地带”的固本战略，我们可以称此为“边缘地带”的固城战略。具体来说，针对美国在“边缘地带”周围强化军事同盟在客观上可能对中国形成战略挤压的情况，中国不仅需要扩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功能和范围，以阻遏美国在“边缘地带”找到突破口并进入“心脏地带”的机会；而且需要处理好与东盟、朝鲜半岛及印度的关系，在某些时候可以用“问题领域”联盟或契约的形式与相关国家构建特殊的战略联合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美国领导的同盟尽量阻挡在“边缘地带”的外侧。此外，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量，即以两面推进和左右逢源的办法，加强和凸显自己在“边缘地带”的作用和分量，使自己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而为自己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新的有利条件。

1705434717

1705434718 再次，中国应该取以自己为中的态势使两大地带得以贯通，在做法上适应于两大地带的战略组合变化，需要主动以构建新型战略联合来扩大在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存在。从历史上看，“心脏—边缘”两个地带都是各个大国间战略组合变换的关键所在。古代所形成的几个帝国和帝国联盟，冷战时期以超级大国为首的联盟体系，如欧亚大陆的华约和北约以及沿海边缘的军事条约网，都曾分布在这两大地带上。从今天来看，带有地缘政治含义的战略组合仍可能在这两个地带跃然出现。其中，中国在这两大地带上是各个大国确立战略组合，包括结盟和反结盟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虽然中国采取“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政策，但在战略组合方面它的取向仍是地缘政治走势的关键，对于打通两大地带的战略连接，也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在战略组合发生变化时很难置身其外。当然，中国不需要结盟也能拥有以“心脏地带”为依托的高度自主态势，但如果缺乏主动构建战略联合的意识及其作为，就很有可能为失去先机而付出代价。由于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变动基本上是结构性的，换言之，基本上是以战略组合的变动为特征的；所以，中国针对变化的情况所需采取的也应是结构性的办法，即应以战略联合的行动应付战略组合的变化。这样做并不见得重复传统结盟的惯例，但所采取的行动必须具备战略组合的功能，能够起到塑造地缘政治结构的效果。在这方面，中俄已经形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目前“心脏地带”最重要的战略组合，以中俄为核心的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进一步烘托了这种战略组合的积极意义。它们以近距离大陆型战略联合的态势，将有力地形成新的“心脏地带”，并会对“边缘地带”产生很大的辐射效果。因此，加强面向“心脏地带”的战略组合，提升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应该是中国地缘战略的主攻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有意识地在“边缘地带”构建某种类型的战略组合，也是在地缘政治整体上造势的必要之举。因为只有当“边缘地带”的战略组合形成时，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被动应付的局面，转而变得可以主动造势和富于进取。进一步地说，如果中国能够把“边缘地带”在战略上的全部潜力挖掘出来，可能会掌握住撬动两大地带地缘政治的杠杆。总之，中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心脏—边缘”地带上的特殊位置，打通这两大地带的关节，并使之实现战略上的相互贯通；其目的是以形成“心脏地带”带有内聚性的和“边缘地带”带有外张力的战略组合，掌握地缘政治变化的锁钥。只有当两大地带都形成了战略组合，并都具备了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时，以中国取自己为中态势的两大地带才能真正贯通起来。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本身即要求赋予它们作为新型战略联合的含义。

1705434719

1705434720 3．平衡东西两向，实行东西两个方向的扇形推进战略

1705434721

1705434722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战略而言的。因为冷战结束的巨大变动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方面，而且大都集中在围绕中国全境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其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一，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已经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南北方向为主轴，北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国打越南战争，加上短时期内与两个地区性强国即印度和越南关系的紧张，中国主要受到呈现为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地缘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南向和北向怎么样。但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转到了东西方向。由于北向苏联解体、俄罗斯自顾不暇，南向美国失去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加之中越关系的改善（越南收缩战线并几乎放弃了同中国的陆上之争）；所以，南北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威胁基本上消失或减弱。但与此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向上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威胁明显地增长。在东向，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主要来自于美日安全同盟强化、朝鲜半岛危机和台海局势紧张等重要事态；在西向，则主要来自于苏联解体、北约东扩、中亚地区关系重组和美国进军中亚地区等连锁性事件。由此观察，伴随着中国原来面临的那些旧的地缘交集点在南北方向的消失或大幅度减弱，在东西方向一些新的地缘交集点已经大量出现并强势成长；围绕它们，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实际上由南北方向转到了东西方向，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迅速地落定。

1705434723

1705434724 第二，恰恰是地缘政治主轴向东西方向的转变，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被全部集中起来，其对比性更加鲜明，且动态性和开放性相当强。虽然就一般情形来说，中国拥有海陆兼备和连接“心脏—边缘”的双重特性，但在以南北方向为地缘政治主轴的时候，中国主要局限于“大陆心脏地带”，海陆关系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或半封闭状态，“心脏—边缘”关系也主要倾斜于前者。但是，在以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这种双重关系在横向间的对比清晰度大大增加，二分对应的地缘政治形态更加凸显。由于从南北主轴到东西主轴的变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发生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与中国有关的全部地缘政治要素在激活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因而这种双重关系处于罕见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仅如此，它们还突破了原有的空间界限而展现出向不同方向开放延伸的特点。例如，沿着东西方向，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在地缘政治走势上显露出横向的关联性，并且都不再受限于彼此间的地理限制。即使在东向的横剖面上，海洋与“边缘地带”的联系更紧密，既促使了海陆一体化的态势，又使“边缘地带”得以向海陆两个方向伸张。这些情形意味着，在中国的东西两向已经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地缘政治时空具有了极强的可塑造性。因而，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变化，所进入的是一种动态性的而非静态性的过程，所应对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局面。其中的复杂性可能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上的新课题，但其中的机遇性又可能使中国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因此，中国如何应对既显得更加敏感又显得更加重要。

[ 上一页 ]  [ :1.7054346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