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709

1705434710 再次，中国处理海陆关系时应力求在海权和陆权之间取得平衡，不要偏重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由于海陆度值较高所带来的海陆关系的开放性，中国可以避免俄国那样始终被围堵在内陆的局面，以综合运用海陆两权来达到相互制衡的结果。但是，要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中国仍需要以全方位姿态合理处置海陆关系，最好是使二者达到稳定的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强化和美国进入欧亚大陆，加之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欧亚大陆“黑洞”问题，已使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其结果，美日等海权国家与中俄发生了地缘政治上的深刻矛盾，美国所采取的欧亚两栖的地缘战略，在大陆方向和海洋方向均对中俄造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陆权难题不在于俄罗斯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在于美国直接进入了欧亚大陆腹地。中国在海权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同样与美国有关。现在，美国的地缘战略扩张在客观上阻止着中国和俄罗斯两个陆海兼备的大国从大陆走向海洋，北约东扩封堵着俄罗斯在地中海和北海的出海口，美日安全同盟则给中国走向太平洋的努力设置了障碍，至少是要把中国限制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之内。这样，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从地缘政治的逻辑来看，海洋力量与陆上力量的长期对抗，使得中国所处地域仍有可能成为一块‘中间区域’；仍有可能继续处于海陆两强各自战略主攻方向的侧面，而不使自己成为主要的战略攻击目标；仍有可能继续成为在两方之间左右斡旋、东西平衡的一支中间力量，这似乎是今日中国对外战略必不可少的一个地缘政治前提”(20)。所以，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应该充分利用“中间地带”所具备的宽广的活动空间，适度增加地缘外交的灵活性，以取得左右借重和相互平衡的效果。在这方面，虽然中国需要同时具备陆权和海权，但它首先需要的是保持强大的陆权，其次是发展强大的海权。

1705434711

1705434712 2．固本于“心脏地带”，固城于“边缘地带”，并以贯通两大地带来扩大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存在

1705434713

1705434714 中国需要同时加强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位，但在地缘战略的安排上应有具体的针对性。首先，就中国与两大地带的关系而言，加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更显紧要，至少在目前应该有力依托“心脏地带”以形成固本之势。为此，中国需要寻找力量支点和建立缓冲区，以坐实和巩固自己作为“心脏地带”大国的地位，不致在地缘政治发生变动时使这种地位被撼动。进一步地说，无论在欧亚大陆存在有利形势（“心脏地带”核心大国力量削弱）时还是出现不利形势（“心脏地带”核心大国变得强势从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牵制）时，可靠地造就地缘政治的固本之势都是十分重要的。就后冷战时期来说，由于苏联的坍塌，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影响的“心脏地带”较大面积地缩小，“边缘地带”也出现了地缘政治板块移动的现象。比较而言，前者给中国带来的有利机会多于后者，也更便于把握。因为俄罗斯地缘政治作用的式微，使中国面临的来自“心脏地带”的直接威胁大幅度下降；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组，也使中国有了西进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中国依托“心脏地带”加强自己地位之势悄然而成。当然，鉴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中国并不可能坐享其成，要加强自己在“心脏地带”的地位，取决于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在地缘政治中建立起适当的缓冲区，并寻找到对自己起支撑作用的力量支点。值得注意的是，“心脏地带”出现内部坍塌和部分裂解的情况，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即其历来寻求的缓冲区得以扩大，那些可以充当缓冲区的国家与“心脏地带”核心大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傅高义（即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认为，苏联解体后蒙古与俄罗斯以伙伴关系取代了结盟关系，蒙古自然成为中俄之间的一道重要屏障。而中亚国家的独立，使它们成了继蒙古之后又一个起战略阻隔作用的区域。由于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盟友在地区局势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如果印度继续实行多极化的等距离外交，也不失为中国与美俄等大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当然，中国与印巴关系如何同时涉及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但目前对中国与“心脏地带”的关系影响更大(21)。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国家本来就具有缓冲区的潜在价值，如果这种地位更加明确，那么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会得到大大改善；因此，中国地缘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作出建立缓冲区的系统安排，并以国家间契约的形式加以固定。同时，“心脏地带”的变化也给中国寻找力量支点营造了重要机会，借此机会，中国应超越国家双边关系的限制而加强与某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合作，以营造以我为主和对我有利的地缘政治布局。鉴于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历来存在着强强型关系，即强国和次强国较多，确立力量支点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现在更是应被提上日程的紧迫事项。在这方面，可能的模式有：中俄联合或中俄结盟（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模式和现在以新安全观为基础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战略联合阵线（20世纪70年代毛周时期，当时因中美联合而导致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影响最大）、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六国合作组织（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及中国与“心脏地带”地区性强国的结合（还没有过）(22)。就目前而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六国合作组织在以上各种模式中可行性较大，并且是已经做了的；其效果是使中国在“心脏地带”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证，基本上起到了使中国固本于“心脏地带”的作用。此外，中国和某些地区性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可能的考虑对象，在审视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在选择它们作为力量支点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做法。应该说，今后只有通过发展和加强与某些大国或地区性大国的战略关系，才能确立和坐实有效的力量支点；只有处理好同中小国家的关系，才能把缓冲区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并在范围上得以拓展。当然，就“心脏—边缘”关系的复杂性而言，这样做首先应面向“心脏地带”，但也可以同时兼顾“边缘地带”。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事做好了，可以使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高度自主的固本态势，并能够由内而外地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内聚性，也能够由内而外地充分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

1705434715

1705434716 其次，在加强在“心脏地带”地位的同时，中国在“边缘地带”造什么样的势就显得重要了。质言之，中国不仅需要加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以形成高度自主的固本之势，而且需要加强在“边缘地带”的地位以取得固城之势。在这方面，中国一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边缘地带”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战略风险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战略摇摆，二是可利用自己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保持已有优势，特别是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扩大自己的实质性存在，以营造更富有进取性的地缘政治态势。后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的板块移动中，一方面“心脏—边缘”两大地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联动性很强的张力。这种变化使两大地带的地缘政治都发生了重新的整合，从较早的时间来看，“心脏地带”的整合比较剧烈，而近一段时间内“边缘地带”进入了关键的整合期。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地带”已经显现出来一种很强的外张力，主要表现在它对欧亚大陆整体的外推作用更强，其走向海洋方向的前沿价值和连接海陆的战略联动价值也更为突出。人们注意到，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黑洞”现象不断显露的同时，“边缘地带”及其周围出现了联盟体系重构和大国重新洗牌等战略组合变化，例如，美日安全同盟强化、中俄美日印大国关系的变动等，它们直接提升了“边缘地带”的外张力，并且使其范围也得以扩大。借助这种惯性，“边缘地带”可能会左右两大地带的地缘政治走势，包括牵动海陆关系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明确自己在“边缘地带”的枢纽地位，也必须审慎地处理好自己在“边缘地带”上同其他大国的关系。鉴于“边缘地带”外张力的扩大，中国可能会扮演比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特殊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角色，这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非美国和俄罗斯所能取代。即在“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发生的正反方向推力运动中，唯有中国可以起到合力的作用；在“边缘地带”所连接的一分为二的海陆关系中，唯有中国占据着合二而一的机会。当然，这种有利的态势并不是自发随意形成的，而是需要中国在“边缘地带”建立起稳固的战略防御体系，既能突破或至少降低其他大国的战略遏制，又能经得起其他大国战略联盟的考验。相对于“心脏地带”的固本战略，我们可以称此为“边缘地带”的固城战略。具体来说，针对美国在“边缘地带”周围强化军事同盟在客观上可能对中国形成战略挤压的情况，中国不仅需要扩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功能和范围，以阻遏美国在“边缘地带”找到突破口并进入“心脏地带”的机会；而且需要处理好与东盟、朝鲜半岛及印度的关系，在某些时候可以用“问题领域”联盟或契约的形式与相关国家构建特殊的战略联合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美国领导的同盟尽量阻挡在“边缘地带”的外侧。此外，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量，即以两面推进和左右逢源的办法，加强和凸显自己在“边缘地带”的作用和分量，使自己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而为自己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新的有利条件。

1705434717

1705434718 再次，中国应该取以自己为中的态势使两大地带得以贯通，在做法上适应于两大地带的战略组合变化，需要主动以构建新型战略联合来扩大在地缘政治中的结构性存在。从历史上看，“心脏—边缘”两个地带都是各个大国间战略组合变换的关键所在。古代所形成的几个帝国和帝国联盟，冷战时期以超级大国为首的联盟体系，如欧亚大陆的华约和北约以及沿海边缘的军事条约网，都曾分布在这两大地带上。从今天来看，带有地缘政治含义的战略组合仍可能在这两个地带跃然出现。其中，中国在这两大地带上是各个大国确立战略组合，包括结盟和反结盟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虽然中国采取“不结盟”、不搞集团政治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政策，但在战略组合方面它的取向仍是地缘政治走势的关键，对于打通两大地带的战略连接，也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在战略组合发生变化时很难置身其外。当然，中国不需要结盟也能拥有以“心脏地带”为依托的高度自主态势，但如果缺乏主动构建战略联合的意识及其作为，就很有可能为失去先机而付出代价。由于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变动基本上是结构性的，换言之，基本上是以战略组合的变动为特征的；所以，中国针对变化的情况所需采取的也应是结构性的办法，即应以战略联合的行动应付战略组合的变化。这样做并不见得重复传统结盟的惯例，但所采取的行动必须具备战略组合的功能，能够起到塑造地缘政治结构的效果。在这方面，中俄已经形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目前“心脏地带”最重要的战略组合，以中俄为核心的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进一步烘托了这种战略组合的积极意义。它们以近距离大陆型战略联合的态势，将有力地形成新的“心脏地带”，并会对“边缘地带”产生很大的辐射效果。因此，加强面向“心脏地带”的战略组合，提升其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应该是中国地缘战略的主攻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有意识地在“边缘地带”构建某种类型的战略组合，也是在地缘政治整体上造势的必要之举。因为只有当“边缘地带”的战略组合形成时，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被动应付的局面，转而变得可以主动造势和富于进取。进一步地说，如果中国能够把“边缘地带”在战略上的全部潜力挖掘出来，可能会掌握住撬动两大地带地缘政治的杠杆。总之，中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心脏—边缘”地带上的特殊位置，打通这两大地带的关节，并使之实现战略上的相互贯通；其目的是以形成“心脏地带”带有内聚性的和“边缘地带”带有外张力的战略组合，掌握地缘政治变化的锁钥。只有当两大地带都形成了战略组合，并都具备了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时，以中国取自己为中态势的两大地带才能真正贯通起来。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地缘政治方面的功能，本身即要求赋予它们作为新型战略联合的含义。

1705434719

1705434720 3．平衡东西两向，实行东西两个方向的扇形推进战略

1705434721

1705434722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战略而言的。因为冷战结束的巨大变动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方面，而且大都集中在围绕中国全境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其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一，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已经发生变化。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南北方向为主轴，北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有美国打越南战争，加上短时期内与两个地区性强国即印度和越南关系的紧张，中国主要受到呈现为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地缘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南向和北向怎么样。但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转到了东西方向。由于北向苏联解体、俄罗斯自顾不暇，南向美国失去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加之中越关系的改善（越南收缩战线并几乎放弃了同中国的陆上之争）；所以，南北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威胁基本上消失或减弱。但与此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向上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威胁明显地增长。在东向，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主要来自于美日安全同盟强化、朝鲜半岛危机和台海局势紧张等重要事态；在西向，则主要来自于苏联解体、北约东扩、中亚地区关系重组和美国进军中亚地区等连锁性事件。由此观察，伴随着中国原来面临的那些旧的地缘交集点在南北方向的消失或大幅度减弱，在东西方向一些新的地缘交集点已经大量出现并强势成长；围绕它们，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实际上由南北方向转到了东西方向，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迅速地落定。

1705434723

1705434724 第二，恰恰是地缘政治主轴向东西方向的转变，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被全部集中起来，其对比性更加鲜明，且动态性和开放性相当强。虽然就一般情形来说，中国拥有海陆兼备和连接“心脏—边缘”的双重特性，但在以南北方向为地缘政治主轴的时候，中国主要局限于“大陆心脏地带”，海陆关系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或半封闭状态，“心脏—边缘”关系也主要倾斜于前者。但是，在以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这种双重关系在横向间的对比清晰度大大增加，二分对应的地缘政治形态更加凸显。由于从南北主轴到东西主轴的变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发生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与中国有关的全部地缘政治要素在激活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因而这种双重关系处于罕见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仅如此，它们还突破了原有的空间界限而展现出向不同方向开放延伸的特点。例如，沿着东西方向，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在地缘政治走势上显露出横向的关联性，并且都不再受限于彼此间的地理限制。即使在东向的横剖面上，海洋与“边缘地带”的联系更紧密，既促使了海陆一体化的态势，又使“边缘地带”得以向海陆两个方向伸张。这些情形意味着，在中国的东西两向已经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地缘政治时空具有了极强的可塑造性。因而，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变化，所进入的是一种动态性的而非静态性的过程，所应对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局面。其中的复杂性可能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上的新课题，但其中的机遇性又可能使中国扩大自己的战略纵深。因此，中国如何应对既显得更加敏感又显得更加重要。

1705434725

1705434726 应该说，地缘政治主轴是确立战略坐标系的基本要素，因为这关系到上面所论述的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的全部。对于中国来说，在经历后冷战时期的巨大变动后，只有明确地缘政治主轴的变化，才能找到自己的战略基点并规划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方向。现在，应该把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分为东向和西向两个部分，并在认识到它们各自性质和特点的前提下，以超越地缘政治二分的姿态进行国家战略的合理选择。

1705434727

1705434728 首先，中国应该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从消极的方面讲，如果不能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中国就会面临两种不利情形：一是在同时遭受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会陷入一种结构性挤压的困境；二是在仅遭受一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会同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至少会发生结构性失调的现象。这就需要中国以平衡东西来减缓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并防止顾此失彼。在冷战时期，特别是20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曾经面临过南北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这段历史说明，如果同时面临两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很坏。如果中国只面临一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好坏兼有。如果两个方向的压力都不存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就最好。因此，中国地缘外交的第一个忌讳是不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卷入危机或冲突，无论南北方向，还是东西方向；更不能实行两面出击的做法，因为这只能造成自陷于穷于应付的两难困境；第二个忌讳是不能只顾一个方向而忽视另一方向，也不能简单地迷思于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片面效应(23)。从积极的方面讲，中国以整体性的做法平衡东西两向，不仅会保证中国在地缘政治变动中尽量不受损害，而且能够使它充分利用地缘政治的利益倍增规律。在当前，这意味着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加上资源和潜力，使它具备着趋利避害从而获得两面好处的潜在条件；但只有平衡好东西两向，才能够使这种效果变得现实，并取得利益倍增的最大化效应。在这一意义上讲，这里面有一种地缘政治方面的“马太效应”，平衡好东西两向是保证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变得更加自如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

1705434729

1705434730 第二，在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需要采取海陆统筹和兼顾“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两栖战略，而且需要采取在更高层次上将这两种关系统合起来的复合型战略。虽然上面分别对适应于这两种关系的应对办法作过探讨，但这里仍需要进一步强调，认清和把握地缘政治二分的现实仅仅是中国战略选择的准备性条件，包括以上所谈到的两栖战略还大体上是适应现实的成分居多；而更重要的是应该超越这种现实，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二者的关系，以更具有扩张力的行动统合二者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走势给二者融合进更多和更强的开放性因素，中国绝不能在现实面前止步，也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只满足于单向度地考虑问题，更不能再做保守的单一型选择。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以南北方向为主轴的时候，中国的战略导向以陆权为主，很少问津海权，因而很少兼顾海陆关系的整体；并且基本上自闭于“心脏地带”，停滞于“边缘地带”。例如，“一边倒”政策就是这种方面的典型代表，事实证明这种一面倾斜的战略并不是中国最好的选择。现在，地缘政治向东西方向的转轴，要求中国充分兼顾和整合各种地缘政治因素，采取全方位的复合型战略。就此而言，前面所说的海陆并举的战略和控扼两大地带张力的战略，都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东西两向的扇形推进战略。所谓“扇形推进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在东西方向扩大“势力范围”或“生存空间”，而是要建立攻守自如和具有相当弹性的战略纵深。它也不意味着重复清朝末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语）的传统安排，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均分力量的做法；而是要根据东西两向的地缘政治结构作出有系统的安排，即：一方面要更主动和更积极地适应地缘政治二分对应的现实，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态势使中国所面临的这种现实更加明显，如果不能采取更主动和更积极的行动加以适应，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甚至可能遇到被二分切割的情况。而这是中国在战略上应该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是一分为二的，但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则要合二而一，兼顾东西，平衡两向。因为恰恰是东西两向的地缘政治态势给中国利用和整合二分对应的现实，并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地缘政治结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就此，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互为犄角、海陆彼此借重的基础上，中国应该主动实行在东西两向同步扇形推进的复合型战略，塑造朝向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多层次梯度结构。这种结构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互有重合的关联层次，即海陆空间、“心脏—边缘”两大地带及海陆与“心脏—边缘”的叠加关系，也包含着中国与西向的俄罗斯（面向“心脏地带”腹地并制衡“边缘地带”）、中亚国家（面向“心脏地带”裂解部分）、印度（兼顾“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关系）和东向的美国（处理海陆关系并主要面向“边缘地带”）、日本（处理海陆关系并主要面向“边缘地带”）等形成的多重复加式的战略合作机制。中国唯有实行这种复合型战略，才能将地缘政治上受制于人的一分为二局面转变为以我为主的合二而一局面，并由此扩大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才能在地缘政治变化的情况下占据主动位置，进而提升自己在整个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地位。

1705434731

1705434732 第三，在东西两向的地缘政治上，中国当然首先需要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营造好周边环境。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着其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与邻国确立“睦邻友好”的关系不仅可以使中国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良好的周边环境，以使自己全力以赴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可以使地缘战略的长远安排无后顾之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中印等周边大国之间相继签订“军事领域信任协议”、“边境裁军协议”和“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中越两国的关系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由此中国与周边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进展顺利；而近年来中国更一再强调要建立“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关系，也使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因为营造好周边环境是中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保证了中国在东西方向地缘政治上的脚跟可以站得更稳。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的边疆既包括陆疆又包括海疆，陆疆问题主要涉及到在西向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海疆问题主要涉及到在东向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在这两个方向都潜存着未来与邻国发生纠纷的可能，特别是东向的东海划界问题、大陆架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可能比西向的陆疆问题更有爆炸性，如果一旦出现将是十分棘手而又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因此，应该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安排好问题处理的轻重缓急顺序，并事先准备好解决问题的预案。

1705434733

1705434734 第四，在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上，还存在着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东向的中国统一问题，一是西向的与中亚地区的关系问题。如果中国实施向东西两向同步推进的战略，这两个问题必须加以妥善处理。在东向，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显然是中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课题，不仅应该从国内政治角度对待这一问题，而且应该从地缘政治角度寻求解决之道。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表明：中国必须完成国家统一，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性，才能发挥自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换言之，这是中国的一条地缘政治铁律。从地缘经济意义上讲，正如亨廷顿所言称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回归中国后，大中华圈的经济实力将按几何级数成倍地增长，并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现实(24)。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正如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认为的：“台湾、西藏和香港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如果落入敌对国家手中，便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25)而一旦中国完成国家统一，中国将可以从容地走向海洋并掌握海权的钥匙(26)。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海域辽阔，但半封闭的地理特征亦很明显；要想真正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对海洋的影响力必须能够到达周边的海峡和重要水道；而国家统一，的完成将极大地改善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仅会使中国迅速提高控制近海的战略能力，而且会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对海洋经济利益的需求。进一步地说，中国统一将使台湾成为中国走向太平洋的直接跳板，中国进而会成为真正和完整意义上的海权大国。国内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曾经明确指出，从陆地与海洋结合的角度看，台湾处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背靠亚洲大陆，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恰好介于陆权与海权两大地缘政治单元的边缘区域。西连亚太地缘中心的祖国腹地，东临战略性海域（菲律宾海），是亚洲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桥梁，也是太平洋通向亚洲大陆的踏脚石(27)。因此，台湾问题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角逐。例如，美国对中国统一实际上采取了拖延战略，即尽量延长中国统一的时间，以便在地缘政治再塑造过程中降低中国的地位和份额。同时，它充分利用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台湾，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将后撤到夏威夷。这同斯皮克曼在60多年前警告强盛和统一的中国将成为东亚最主要势力的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鉴于斯皮克曼式地缘政治主张的影响，直到今天，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干预程度将以其所划出的地缘政治警戒线为标准。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交集点在未来可能会更突出；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膨胀发展，两岸关系的危机引发地缘政治问题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更应该清楚并加以追求的是这样两个目标前景：一是中国必须完成国家统一，才能真正在“边缘地带”站立起来，才能在拥有陆权的同时走向海洋并掌握海权；二是中国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要稳健地处理好地缘政治环境的问题，特别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换言之，通过处理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尽量减少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干扰，以营造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外部条件。总之，在中国的所谓“三个部分”，即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中，中国大陆正处于最根本的和总的变化中，因而将充当起领导国家统一的使命(28)。这就需要中国更妥善地处理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为国家统一目标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也需要中国在解决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时，要以海洋方向作为主要的地缘政治背景。

1705434735

1705434736 第五，在西向，中国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已经进入了务必整合的关键时期。中国只有同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诸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属性值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它的地缘政治走向，对中国而言甚为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亚地区是地缘政治的裂解地带，而不是有人借用科恩的话所定义的“破碎地带”（实际上，科恩本人认为，后冷战时期只有中东地区仍然是“破碎地带”）。由于苏联变成俄国，中亚国家从原苏联中分离出来，“心脏地带”的“黑洞”首先在中亚地区出现。而美国在“9·11”事件后借发动阿富汗战争得以进入中亚地区，并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这一切说明，中亚地区并不是所谓的“破碎地带”，不是那种被地缘政治变动挤压和撕碎后凝固不变的地带；而是一个新的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裂解地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亚地区会给地缘政治带来一种显见的发酵效应，给酝酿新的战略组合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场所。基于此，对于中国而言，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并未因苏联解体后的动荡而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由于具有地缘政治裂解地带的属性，中亚地区可以成为中国与“心脏地带”核心大国间的缓冲区，也可能成为制约美国在欧亚大陆作为的平衡空间；它不仅对中国保持陆权优势具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处理海陆关系有很强的借重作用。当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联变得更突出，并不表明它就能在此成功地扮演重要角色。中国需要妥善处理同中亚地区的地区性强国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妥善处理同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在战略方向上必须明确的是，它有意识地整合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建立某种战略性质的合作关系，是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这同历史上俄国或德国掌握东欧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借力中亚地区的战略前景和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后续效应，必定对欧亚大陆和全球均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最大(29)。中国必须能够承受美俄等进行反制的结果，也必须进一步寻求适当途径和机制来加强与中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现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和能源合作关系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随处可见，而能源则成为相互吸引的黏合剂。这给中国提出了两个课题：一是中国如何把经济影响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存在，二是如何把能源合作巧妙转化成地缘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经济问题和能源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在地缘政治上的潜力不可小觑。西方学者认为，现在，除了围绕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竞争而出现的“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外，已经开始有了一条经过中亚地区主要地带的“中国通道”（China Route）。就此，他们指出，中国正在按照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在中亚地区推进，至少在经济贸易关系上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亚共和国的主要伙伴(30)。加上新疆北疆铁路贯穿哈萨克斯坦通往欧洲，具备着在中亚地区乃至里海的石油开发中占有重要份额的极大可能。如果中国在这片富有油气资源的“心脏地带”取得主动权，不仅下世纪的经济增长有了能源保证，而且可借此向北制约俄罗斯，向西牵制中东乃至欧洲，使中国在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地位日趋重要(31)。显然，今后中国应该把双方的地缘经济联系适时转化为地缘政治的合作，突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借重价值。这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建立战略合作的主要途径。

1705434737

1705434738 第六，中国自己仍然是发挥更大地缘政治作用的基本源泉，但需要妥善处理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和相当大的规模效益，其崛起所带来的综合国力增长会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当然，中国所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兼顾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崛起后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相当意义上，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会带来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对华政策争论才把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看得十分严重。换言之，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主要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中国崛起产生的地缘政治增值效应，主要是指其在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潜力能够全部焕发出来，由此将同时改变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从而改变地缘政治的整体格局。而这有可能让美国感到斯皮克曼有关“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欧亚大陆获得压倒一切力量”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因此，美国对中国崛起存有戒备心理并予以反制，是其地缘战略考虑的必然逻辑结果。有鉴于此，中国必须从现在起做好准备以应付自己崛起所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特别是要善于处理这种后果。尽管中国宣称自己的崛起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重复历史上“霸权国—挑战国”的对抗模式（即会跳出“大国兴衰的周期律”）；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中国必须应付和处理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一言以蔽之，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使之具有良性的互动关系。

1705434739

1705434740 第七，根据对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关系的综合分析，中国需要在国内发展方面也采取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的均衡战略。这既是对历史和现实要求的积极回应，也是理顺国内发展与地缘政治之间合理关系的主动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发展布局与外部环境而言，国内理论界发生过“走西口”(32)还是走向太平洋的争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完全从地缘政治上考虑争论的性质，但问题的尖锐性实际上一方面集中在国内发展的布局安排上，另一方面已经涉及到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到底是依托海洋方向还是依托大陆方向，特别是其实质已触及了如何应对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走势，以及如何就此合理配置地缘政治的力量和资源。针对有关争论，邓小平同志曾有预见地提出，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要兼顾东部和西部，这是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大局。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西部”和“中原崛起”及“东西均衡”等新型国内发展战略的提出，便是积极回应了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课题，并给予这一历史课题以结论性的回答；因为它们不仅使国内发展的布局更加合理和均衡，而且使国内发展布局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衔接得更紧密。综合来看，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地带及人口和信息的集散地，并且它对内陆地区的经济开放和增长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在它的带动下，过去完全以内陆为依托的大三线建设布局已经被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所取代。这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提高综合国力营造了必要的先机。从发展前景来看，海洋方向（东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重心势必由内陆转向海洋；这就要求地缘战略选择跟着发生变化。但是，仍然有两个原因涉及到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复杂性，而使我们不得不以东西方向再进行整体上的选择。一个原因是，按照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的理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也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性，虽然它带有后发性的特点，但将会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分量(33)；只有中西部跟着东部完成崛起的过程，才能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或者说这种崛起才是完整的崛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高经济成长地带离东向风险区近，而离西向缓冲区远；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西向的地缘政治比东向更带有后冷战的特征。这就使得中国的地缘战略在东西两向进行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别是，这两个方向对中国而言，都不仅具有回应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挑战的含义，而且也都具有回应地缘经济和战略资源方面挑战的含义。因此，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以东西两向进行布局，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在国内意义上可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变得更合理、更均匀，并实现东部和西部相互扶植、彼此呼应的均衡目标；在国际意义上可以适应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变化的张力，包括以海陆关系及“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整合来考虑经济发展布局和地缘政治布局的关联，并促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兼容。总之，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既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又涉及国家地缘政治的平衡。要使国内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关系更具有适应性和弹性，必须充分兼顾东西两个大局，实行东西并举、梯度跟进发展的均衡战略。

1705434741

1705434742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深刻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战略的要旨。这次会议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34)。这些论述是对邓小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主动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统筹兼顾国内发展的东部和西部两个根本大局等思想的新发展，是对我们的国家战略富有远见的总体部署，必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和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国家战略的新精神，从东西两向全方位把握地缘政治的走势，将使中国更从容地整合海陆关系，更稳妥地扎根于固本之势，更积极地拓展于固城之势；也将使我们把国内发展的有效需求与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的发展战略、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高度统一起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确定战略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战略机遇期，以便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推进国家的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和国际地位的强有力提升。

1705434743

1705434744 (1) 《海权论》，第422页。

1705434745

1705434746 (2) 《海权论》，第258页。

1705434747

1705434748 (3) 有关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还可参见《海权论》，第177页，第224页，第277页，第248—259页。

1705434749

1705434750 (4)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3页。

1705434751

1705434752 (5) 《和平地理学》，第62页。

1705434753

1705434754 (6) 同上书，第100页。

1705434755

1705434756 (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

1705434757

1705434758 (8) 同上书，第155页。

[ 上一页 ]  [ :1.70543470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