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734 第四，在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上，还存在着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东向的中国统一问题，一是西向的与中亚地区的关系问题。如果中国实施向东西两向同步推进的战略，这两个问题必须加以妥善处理。在东向，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显然是中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课题，不仅应该从国内政治角度对待这一问题，而且应该从地缘政治角度寻求解决之道。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表明：中国必须完成国家统一，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性，才能发挥自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换言之，这是中国的一条地缘政治铁律。从地缘经济意义上讲，正如亨廷顿所言称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回归中国后，大中华圈的经济实力将按几何级数成倍地增长，并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现实(24)。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正如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认为的：“台湾、西藏和香港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如果落入敌对国家手中，便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25)而一旦中国完成国家统一，中国将可以从容地走向海洋并掌握海权的钥匙(26)。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海域辽阔，但半封闭的地理特征亦很明显；要想真正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中国对海洋的影响力必须能够到达周边的海峡和重要水道；而国家统一，的完成将极大地改善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仅会使中国迅速提高控制近海的战略能力，而且会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对海洋经济利益的需求。进一步地说，中国统一将使台湾成为中国走向太平洋的直接跳板，中国进而会成为真正和完整意义上的海权大国。国内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曾经明确指出，从陆地与海洋结合的角度看，台湾处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背靠亚洲大陆，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恰好介于陆权与海权两大地缘政治单元的边缘区域。西连亚太地缘中心的祖国腹地，东临战略性海域（菲律宾海），是亚洲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桥梁，也是太平洋通向亚洲大陆的踏脚石(27)。因此，台湾问题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战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角逐。例如，美国对中国统一实际上采取了拖延战略，即尽量延长中国统一的时间，以便在地缘政治再塑造过程中降低中国的地位和份额。同时，它充分利用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台湾，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将后撤到夏威夷。这同斯皮克曼在60多年前警告强盛和统一的中国将成为东亚最主要势力的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鉴于斯皮克曼式地缘政治主张的影响，直到今天，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的干预程度将以其所划出的地缘政治警戒线为标准。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交集点在未来可能会更突出；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膨胀发展，两岸关系的危机引发地缘政治问题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更应该清楚并加以追求的是这样两个目标前景：一是中国必须完成国家统一，才能真正在“边缘地带”站立起来，才能在拥有陆权的同时走向海洋并掌握海权；二是中国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要稳健地处理好地缘政治环境的问题，特别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换言之，通过处理好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尽量减少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干扰，以营造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外部条件。总之，在中国的所谓“三个部分”，即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中，中国大陆正处于最根本的和总的变化中，因而将充当起领导国家统一的使命(28)。这就需要中国更妥善地处理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为国家统一目标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也需要中国在解决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时，要以海洋方向作为主要的地缘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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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36 第五，在西向，中国同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已经进入了务必整合的关键时期。中国只有同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诸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属性值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它的地缘政治走向，对中国而言甚为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中亚地区是地缘政治的裂解地带，而不是有人借用科恩的话所定义的“破碎地带”（实际上，科恩本人认为，后冷战时期只有中东地区仍然是“破碎地带”）。由于苏联变成俄国，中亚国家从原苏联中分离出来，“心脏地带”的“黑洞”首先在中亚地区出现。而美国在“9·11”事件后借发动阿富汗战争得以进入中亚地区，并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这一切说明，中亚地区并不是所谓的“破碎地带”，不是那种被地缘政治变动挤压和撕碎后凝固不变的地带；而是一个新的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裂解地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亚地区会给地缘政治带来一种显见的发酵效应，给酝酿新的战略组合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场所。基于此，对于中国而言，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并未因苏联解体后的动荡而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由于具有地缘政治裂解地带的属性，中亚地区可以成为中国与“心脏地带”核心大国间的缓冲区，也可能成为制约美国在欧亚大陆作为的平衡空间；它不仅对中国保持陆权优势具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处理海陆关系有很强的借重作用。当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联变得更突出，并不表明它就能在此成功地扮演重要角色。中国需要妥善处理同中亚地区的地区性强国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妥善处理同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在战略方向上必须明确的是，它有意识地整合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建立某种战略性质的合作关系，是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这同历史上俄国或德国掌握东欧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借力中亚地区的战略前景和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后续效应，必定对欧亚大陆和全球均势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最大(29)。中国必须能够承受美俄等进行反制的结果，也必须进一步寻求适当途径和机制来加强与中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现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和能源合作关系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随处可见，而能源则成为相互吸引的黏合剂。这给中国提出了两个课题：一是中国如何把经济影响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存在，二是如何把能源合作巧妙转化成地缘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经济问题和能源问题的重要性，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在地缘政治上的潜力不可小觑。西方学者认为，现在，除了围绕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竞争而出现的“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外，已经开始有了一条经过中亚地区主要地带的“中国通道”（China Route）。就此，他们指出，中国正在按照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在中亚地区推进，至少在经济贸易关系上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亚共和国的主要伙伴(30)。加上新疆北疆铁路贯穿哈萨克斯坦通往欧洲，具备着在中亚地区乃至里海的石油开发中占有重要份额的极大可能。如果中国在这片富有油气资源的“心脏地带”取得主动权，不仅下世纪的经济增长有了能源保证，而且可借此向北制约俄罗斯，向西牵制中东乃至欧洲，使中国在欧亚大陆和“世界岛”的地位日趋重要(31)。显然，今后中国应该把双方的地缘经济联系适时转化为地缘政治的合作，突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借重价值。这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建立战略合作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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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38 第六，中国自己仍然是发挥更大地缘政治作用的基本源泉，但需要妥善处理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和相当大的规模效益，其崛起所带来的综合国力增长会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当然，中国所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兼顾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崛起后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相当意义上，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会带来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对华政策争论才把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看得十分严重。换言之，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主要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中国崛起产生的地缘政治增值效应，主要是指其在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潜力能够全部焕发出来，由此将同时改变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从而改变地缘政治的整体格局。而这有可能让美国感到斯皮克曼有关“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欧亚大陆获得压倒一切力量”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因此，美国对中国崛起存有戒备心理并予以反制，是其地缘战略考虑的必然逻辑结果。有鉴于此，中国必须从现在起做好准备以应付自己崛起所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特别是要善于处理这种后果。尽管中国宣称自己的崛起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重复历史上“霸权国—挑战国”的对抗模式（即会跳出“大国兴衰的周期律”）；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中国必须应付和处理自己崛起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一言以蔽之，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使之具有良性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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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40 第七，根据对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关系的综合分析，中国需要在国内发展方面也采取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的均衡战略。这既是对历史和现实要求的积极回应，也是理顺国内发展与地缘政治之间合理关系的主动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国内发展布局与外部环境而言，国内理论界发生过“走西口”(32)还是走向太平洋的争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完全从地缘政治上考虑争论的性质，但问题的尖锐性实际上一方面集中在国内发展的布局安排上，另一方面已经涉及到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到底是依托海洋方向还是依托大陆方向，特别是其实质已触及了如何应对东西方向的地缘政治走势，以及如何就此合理配置地缘政治的力量和资源。针对有关争论，邓小平同志曾有预见地提出，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要兼顾东部和西部，这是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大局。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西部”和“中原崛起”及“东西均衡”等新型国内发展战略的提出，便是积极回应了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课题，并给予这一历史课题以结论性的回答；因为它们不仅使国内发展的布局更加合理和均衡，而且使国内发展布局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衔接得更紧密。综合来看，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地带及人口和信息的集散地，并且它对内陆地区的经济开放和增长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在它的带动下，过去完全以内陆为依托的大三线建设布局已经被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所取代。这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提高综合国力营造了必要的先机。从发展前景来看，海洋方向（东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重心势必由内陆转向海洋；这就要求地缘战略选择跟着发生变化。但是，仍然有两个原因涉及到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复杂性，而使我们不得不以东西方向再进行整体上的选择。一个原因是，按照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的理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也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性，虽然它带有后发性的特点，但将会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分量(33)；只有中西部跟着东部完成崛起的过程，才能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或者说这种崛起才是完整的崛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高经济成长地带离东向风险区近，而离西向缓冲区远；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西向的地缘政治比东向更带有后冷战的特征。这就使得中国的地缘战略在东西两向进行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别是，这两个方向对中国而言，都不仅具有回应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挑战的含义，而且也都具有回应地缘经济和战略资源方面挑战的含义。因此，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以东西两向进行布局，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在国内意义上可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变得更合理、更均匀，并实现东部和西部相互扶植、彼此呼应的均衡目标；在国际意义上可以适应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变化的张力，包括以海陆关系及“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整合来考虑经济发展布局和地缘政治布局的关联，并促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兼容。总之，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既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又涉及国家地缘政治的平衡。要使国内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关系更具有适应性和弹性，必须充分兼顾东西两个大局，实行东西并举、梯度跟进发展的均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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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42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深刻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战略的要旨。这次会议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34)。这些论述是对邓小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主动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统筹兼顾国内发展的东部和西部两个根本大局等思想的新发展，是对我们的国家战略富有远见的总体部署，必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和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国家战略的新精神，从东西两向全方位把握地缘政治的走势，将使中国更从容地整合海陆关系，更稳妥地扎根于固本之势，更积极地拓展于固城之势；也将使我们把国内发展的有效需求与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的发展战略、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高度统一起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确定战略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战略机遇期，以便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推进国家的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和国际地位的强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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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44 (1) 《海权论》，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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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46 (2) 《海权论》，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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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48 (3) 有关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还可参见《海权论》，第177页，第224页，第277页，第24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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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50 (4)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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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52 (5) 《和平地理学》，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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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54 (6) 同上书，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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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56 (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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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58 (8) 同上书，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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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60 (9) 参见上书，第155—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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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62 (10)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毛泽东有关“中间地带”的观点还可参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第485—489页，第506—509页。应该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的概念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三个世界”的概念是一个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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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64 (11) 孙明明等：《动荡中的国家安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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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66 (12) 国家的海陆度值＝海洋国土面积÷陆上国土面积×K（修正参考系数）。该公式说明：海陆度值越大，国家的海洋属性越强；反之，海陆度值越小，则国家的大陆属性越强。此公式及其解释可见：《战略地理论》，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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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68 (13) 《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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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70 (14) 《明天的战略》，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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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72 (15) 参见〔美〕安德鲁·内森：《长城与空城计》，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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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74 (16) 《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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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76 (17) 《长城与空城计》，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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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78 (18) 〔瑞士〕卡普尔：《开放中的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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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80 (19) 《长城与空城计》，第22页；〔美〕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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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82 (20) 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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