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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深刻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战略的要旨。这次会议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34)。这些论述是对邓小平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主动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统筹兼顾国内发展的东部和西部两个根本大局等思想的新发展，是对我们的国家战略富有远见的总体部署，必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和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国家战略的新精神，从东西两向全方位把握地缘政治的走势，将使中国更从容地整合海陆关系，更稳妥地扎根于固本之势，更积极地拓展于固城之势；也将使我们把国内发展的有效需求与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的发展战略、崛起战略和地缘战略高度统一起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确定战略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战略机遇期，以便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推进国家的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和国际地位的强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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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权论》，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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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权论》，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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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还可参见《海权论》，第177页，第224页，第277页，第24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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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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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平地理学》，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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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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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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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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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上书，第155—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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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毛泽东有关“中间地带”的观点还可参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第485—489页，第506—509页。应该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的概念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三个世界”的概念是一个有关国际格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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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明明等：《动荡中的国家安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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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的海陆度值＝海洋国土面积÷陆上国土面积×K（修正参考系数）。该公式说明：海陆度值越大，国家的海洋属性越强；反之，海陆度值越小，则国家的大陆属性越强。此公式及其解释可见：《战略地理论》，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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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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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明天的战略》，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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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美〕安德鲁·内森：《长城与空城计》，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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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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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长城与空城计》，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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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瑞士〕卡普尔：《开放中的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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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长城与空城计》，第22页；〔美〕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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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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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第16页。此外，傅高义还认为，朝鲜历来是中国的一个缓冲区，但这个缓冲区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要视中国同美国的关系而定。当然，朝鲜是中国在“边缘地带”的主要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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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布热津斯基认为，对于中国战略家来说，对抗美欧日三方联盟的最有效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莫过于形成中国自己的三方联盟，把中国与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的伊朗及前苏联地区的俄罗斯联合起来。这对于不满现状的其他国家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伊朗和俄罗斯也可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而决定加入以中国为首的这样一种三方联盟。它等于中苏集团的死灰复燃，但意识形态被代之以广义的抵制不公平的全球现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以往的主从地位也颠倒过来了。中国也可有第二种选择，即确定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这将导致与日本的对抗，形成重要的区域争夺，成为区域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不排除中国对中亚冲突（特别当冲突发生在靠近中国的地区时）和新的印巴冲突作某种卷入。另外，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寻找力量支点的三种选择模式：1．与美国结盟，对付日本；2．与日本联合，与美国对抗；3．中国与美日都对抗。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第18页。对于其中的2，需要解释的是，这种模式并非完全虚幻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过“中日轴心”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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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和俄国那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有在两洋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俄国有在两线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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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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