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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威避帝名，去“重”字止称“威”，见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注。重威贪暴鄙夫，本不足道。《欧史》五十二言：“晋之事丑矣，使重威等不叛以降虏，亦未必不亡。盖天下恶之如彼，晋方任之如此，所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晋主实自取之，非重威等能亡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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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李达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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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李仁达降唐，唐赐名弘义，编之属籍。及其叛唐，为唐所攻，求救于吴越，而“弘”字犯吴越讳，改名为达。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卷二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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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避讳，一人而数名。李达先名仁达，唐赐名弘义；既叛唐，自称威武留后，更名弘达，奉表请命于晋；及为唐所攻，又更名达，奉表乞师于吴越。见二百八十五卷。达盖一反复之徒，拥兵以为利者。今《薛史》辑本八四，《晋少帝纪》有“权知威武军节度使李宏达”，即其人。盖清人亦讳“弘”，馆臣改写为“宏”，于是一人而五名矣。史之不易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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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徙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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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按《五代会要》，周广顺二年三月，始改邓州威胜军为武胜军，避周太祖名也。史以后来所改军名书之耳。（卷二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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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有先时者，史以后来所改之名书之，篇中屡见。然避讳亦有后时者，今人讲板本，每以讳字定时代之先后，不尽可据也。孔齐《至正直记》三，言：“经史中往往承袭故宋俗忌避讳，字画减省，如匡字贞字，敬字恒字，勗字玄字，殷字构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让为逊，玄为元，慎为顺，桓为威，匡为康，弘为洪，贞为正，敬为恭，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纰缪。国朝翰林院及诸处提举司儒学教授官，当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书坊，订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习旧弊可也。”《至正直记·小序》，成于至正二十年庚子，去元之亡仅七年，其言如此，则元时板本之避宋讳者多矣，岂能以是为准。盖避讳之本意为敬慎，其后定为功令，又其后成为习惯，至成为习惯，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四年，其历数已超过齐、陈、周、隋诸史，而清讳玄、弘、寜、詝等字，尚有阙末笔者，岂尽出于敬慎哉，相承以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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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太祖广顺元年，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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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皆避帝名也。（卷二九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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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改名，本普通之例，然改名后不知其旧名，则不知其避何人之讳矣。《永乐大典》引《薛史·曹英传》云：“旧名犯太祖庙讳。”《册府元龟》八二五所引同，《薛史》仍周实录之文也。今殿本《薛史》一二九《周书·曹英传》，乃作“旧名犯今上御名”，馆臣盖不知英旧名威，又不悟《周书》之太祖自是郭威，乃误以为宋太祖；又以为《薛史》成于开宝，不应豫称太祖，故改为“今上”。然则英旧名匡或名胤也，岂不缪哉，其弊在不参考《通鉴胡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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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唐主避周讳，更名景。下令去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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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避周信祖讳也。（卷二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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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之高祖讳璟，南唐李璟既降周，故更名景。信乎避讳与否，足为叛服凭证，此中国史特有之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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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最后一部专著，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垣先生称它为自己“学识的记里碑”。他在《史讳举例》成书十八年之后，在《通鉴胡注表微》中专设《避讳篇》，是对《史讳举例》的总结和延伸。书中首行顶格的是《资治通鉴》节文，首行空一格的是胡三省注文，首行低二格的是陈垣先生的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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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简体横排标点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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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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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史讳举例》（以下简称《讳例》）两书曾于1959年和1963年由中华书局以繁体竖排本出版。最近，中华书局将两书收入“国学入门丛书”，按该丛书的统一格式，以简体横排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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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这两部著作，分别创作于1928年（《讳例》）和1931年（《释例》）。经过七十多年的检验，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各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学习史学及传统文化的必备参考书。但是从繁体竖排本改为简体横排本，出现了一些问题。它们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有些牵涉到实质，如处理不当，会影响对原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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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分三个方面，我们采取了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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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体改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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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体字与繁体字为一对二或二以上时，增加了一字多义的现象，因此也增加了产生误解的可能性。这种一对二或二以上，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将某字简化为一个现行的字，如僕人的“僕”简化为仆倒的“仆”。典型的如将乾净的“乾”、树幹的“幹”、木名的“榦”都简化为干连、水边的“干”。另一类是将原来不同义的字简化为同一新字，如将歷史、經歷的“歷”和日曆的“曆”都简化为“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至于引起误会，仍用简体字。但在下列情况中不简化：第一，名从主人，人名不简化。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史通》作者刘知幾，“幾”不简化为“几”（《讳例》第22页）。第二，采用简体字会影响读者对本书的理解的，也不简化。如“嶽”与“岳”，两字在意义上原有交叉，现在都把“嶽”简化为“岳”。但《讳例》在“避讳改名例”条中有一段：“《晋书·邓嶽传》：‘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嶽’”（《讳例》第21页）。如果文中两“嶽”字用简体“岳”，本段就变成“《晋书·邓岳传》：‘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令人无法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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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对一，当问题牵涉到字形而该字简化后会影响对原书的理解时，不简化。如“責”简化为“责”，“賣”简化为“卖”，都是一对一，一般不会引起误解。但《释例》在分析因字形相近而致误时，举《元典章》沈刻本将“責田”误作“賣田”为例（第17页）。在繁体字中，“責”与“賣”字形相近，但如用简体字，“责”与“卖”就不太相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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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例》从《元典章》沈刻本中出现的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归纳出校勘学的规律。元代也有许多简化字，有些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同（或者说，今天我们采用了元代或元代以前的简化方式），有些则不同。在有关内容中，有些必须保留繁体字。如第二十三节“不谙元时简笔字而误例”，第一例是：“‘無’，元刻《元典章》多作‘无’，故沈刻辄误为‘元’。”元代“無”的简笔字“无”和今天我们的简化字相同，沈刻本经常将“无”误为“元”。在此例中，如果我们将原文的“無”字简化，前段文字就变成：“‘无’，元刻《元典章》多作‘无’，故沈刻辄误为‘元’”，令人无法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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