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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示，双城地区是满族移民与汉族移民共同开发的。早期的满族居民拥有各种特权，而汉族移民受到清朝的歧视对待，这都是事实。但是，经历了20世纪激烈的社会变迁之后，这两个民族已经发展出和睦的关系，并且已经被整合进融满汉传统于一体的地方文化中。目前，双城县有全黑龙江省最多的满族人口。据1982年的人口统计，满族占全县人口的19%（684 380人口中有128 388人）。下岬村有257人自称是满族，占1991年人口总数的16%。不过，满族人真实的比例可能低于人口资料的显示，因为很多汉族人为了利用政府允许少数民族多生孩子的人口政策而自称是满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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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全都讲汉语普通话，而且他们和汉族村民在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有着共同的文化与习俗，包括通婚。除非检査户口登记，或者如下面说明的那样看祖先祭祀仪式，通过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是很难区分得开满族人和汉族人的。有趣的是，下岬的汉族村民觉得他们与满族人而非拉林河沿岸居住的汉族移民更为亲近。下岬的汉族村民认为，虽然他们不是满族旗人，但却在旗。他们愿意与旗人认同，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除了八旗子弟还有蒙古和汉族军人，旗人可能是一个涵义较满族人为广的范畴（见Kessler 1976：II；Oxnam 1975：93-101）。其次，下岬村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隶属于其最初的旗人村的亚单位，而且下岬的土地起初是清王朝所赐旗人土地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将下岬的汉族村民和那些后来到达拉林河沿岸开垦荒地的民人村村民区分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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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满族村民讲，祖先祭祀仪式是区分下岬的满人与汉人的唯一标准。汉族村民跟中国北方中原地区的村民一样（见Cohen 1990），将祖先的名字写在一个彩饰挂轴上并在年初的年度仪式上拜祭它。而满族村民则拜祭一个在家里的小神龛中放置的圣盒；盒子总是用一块黄布封着，里面有祖先的名号和一个叫作佛陀妈妈的裸妇小雕像。据一个广为流传的满族传说，佛陀妈妈是为救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而死的（见Ma 1990）。下岬的满族村民认为，祖上的盒子只能由家里最重要的男性成员在新年仪式期间打开；接下来的宴席应该在没有一丝光线的黑暗中进行，因为佛陀妈妈不愿暴露她的裸体。根据这一仪式标准，我发现实际上在下岬村只有131个满族村民参加满族的祖先祭祀仪式，这仅占正式登记为满族村民的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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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迄今为止，杨庆堃（C.K.Yang）的《共产主义改造早期的一个中国村庄》（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1965）仍是关于村级土改的最精彩的民族志报告。还可参见弗里德曼、匹克奥维兹和谢尔登（Friedman，Pickowicz，Selden 1991），韩丁（Hinton 1966），波特夫妇（Potter and Potter 1990）和萧凤霞（Sin 1989a）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关于阶级成分的详细解释，参见克劳斯（Kraus 1977）。1979年全国性的经济改革开始启动时，这些阶级成分被正式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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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下岬村，1988年人均年收入是528元，1990年是616元。这两个年份全国人均收入分别是545元和6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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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身份群体及其近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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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土改彻底改变了先前的社会地位结构，社会平等却不是轻易能实现的。将人们纳入不同等级的阶级成分体制，提供了各种获取稀有资源的途径，从而不可避免地制造出社会的不平等（见Parish and Whyte 1978；J.Watson 1984；Whyte 1981）。农村干部显然拥有更多的特权，而且他们的不当行为也常常无人追究。直到近年为止，中国的社会等级和别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样，都并非基于市场的“阶级秩序”体系（见Walder 1986）。所以，遵循韦伯的方法（1978：305-7）来识别社会主义集体中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是恰当的。在下岬个案中，根据他们的声望、特权以及获取官方再分配体制中资源与机会的能力，可以识别出四个身份群体：（1）干部，（2）四属户，（3）普通村民，（4）“四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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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无疑处于集体化时期社会分层体系的顶层。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夕的1982年，下岬大队中有13个脱产干部，生产队一级有20多个半脱产干部。[1]因为干部们控制着农村集体内物质利益和生活机会的分配，他们享受着大量的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和社会特权。如同在其他地方，他们对特定的村民们——他们的受庇护者（client）扮演着庇护人（patron）的角色（参见Oi 1989）。此外，还有十多个集体化时期已经离退职的前干部。这些前干部不像在职的干部那样享受同样的特权，但他们仍受到尊重，在生产队中有机会得到最好的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党员，所以对村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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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叫四属户的群体，也排在农村等级体系的上层。这个源自户籍制度和城乡不平等的身份范畴，很少受到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学者们注意。四属户包括国家干部、工人、教师和军官的配偶与子女。这些人供职于政府，因而根据行政分类体系归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仍属于农村居民。这件事比较复杂，需要做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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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孔迈隆（Myron Cohen 1993）正确指出的，从20世纪早些年代起，中国城市精英就开始把农村人口称为农民。这是一个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术语，有着诸如落后和迷信的贬义。[2]然而，这个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解放后还有着行政含义，成为一个官方术语。根据50年代末建立的户口制度，中国人被分为农民和工人或城镇居民这一更有包容性的范畴。城市居民的身份意味着可以买到某些补贴价的商品，拥有一份有退休和医疗保障的工作，并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相反，农村居民则享受不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权益。城／乡身份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直到十年前，未经官方许可而从农村向城市移民是非法的。因而，许多嫁给城市居民的农村妇女仍然只能是“农民”，她们的子女也一样（参见Cohen 1993；Potter and Pott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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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乡间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农村中那些有城市关系的人比那些没有城市关系的人地位要高，那些城市居民的配偶地位自然最高。因而出现了四属户这一特殊群体。四属户同时享受着国家和集体的好处。一方面，既然户主在政府供职，这些家庭就有国家发放的有保障的现金收入；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不参加集体劳动，他们却可以从集体分配体制中得到粮食份额和其他低价物品。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被称为“队老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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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等级制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免除体力劳动的特权。例如，大队干部们几乎从不干农活，而生产队长们也只是偶尔为之。由于下岬的村民一直顶着太阳耕田，因而他们叫自己“黑爪子”。特权者们则被叫作“白爪子”，因为他们可以不必由于干农活而把手晒黑。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和歧视——从手之黑白的区别中可略见一斑——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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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四属户占据了下岬村社会等级的上层，而普通村民则处在中间。按照阶级理论，贫农是农村地区唯一可靠的革命力量；特殊的机会（如干部或教师的职位）应该留归他们。由于贫农阶级成分可能带给即使是普通人以某些利益——诸如让他们觉得比别人优越以及保证他们在生产队的工作安排中讨价还价的权力，进一步将这些村民和中农成分的村民分开来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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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们所料，前地主和富农（下岬没有反革命和坏分子）位居底层。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受到歧视。他们被置于群众的控制之下，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头号目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接受最差的工作安排，报酬却最低。在已确立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他们无望提高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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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三个基本因素构成了下岬村的社会等级制。第一个因素是集体对村民生活的控制。社会分层是基于官僚等级的等级制，干部自然拥有比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第二个因素是自50年代末以来就已由官方支持的户籍制度中城乡地位间的划分及其造成的不平等。这一划分使得享受国家工作“铁饭碗”的四属户优越于单单依靠“泥饭碗”（比喻种田）过活的普通村民。第三个因素是“阶级路线”，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流动的意识形态标准。阶级路线视四类分子为社会等级中实质上的贱民；它还保证了贫农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精神优越性（见Ung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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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身份群体基于三组二元对立的关系，即干部——村民、城市——农村以及红的——黑的（阶级出身方面）。[4]值得充分注意的是，这三组对立同时得到国家（由地方政府与基层干部代表）和村民有意识的认可。在官方术语中，人们被依照领导与群众、城与乡以及敌我之间的关系来分类。在普通农民的眼中，前两者等同于白爪子和黑爪子的对照，后者则是好成分和坏成分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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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这一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冲击下开始变化。首先，阶级成分连同对政治斗争的强调于1979年被官方废止了。结果，四类分子得以重获社会与政治权利。其次，尽管农民仍无法得到城市户口，但被允许在城市找临时工作。改革还削减了市民的特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间的鸿沟。此外，包产到户打破了干部对资源的垄断，并因而削弱了他们对普通村民生活的控制。结果，大量的普通村民，包括一些以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既在经济上又在社会上受益于此。中农出身的村民表现得尤为出色，挑战了干部和四属户的优越地位。从前的社会等级也因而被一种双重的社会分层体制所取代；这种体制以官僚等级与基于市场经济的秩序的共存为特征。关于下岬村及其他地方的这些变化的详细讨论，可参见笔者的有关研究（Yan 1992a，1994和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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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干部的数量显著减少；到1989年春天，下岬村只剩下五个专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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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迈隆认为，“农民”一词进入汉语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农”（peasant）的认识有关，“以这种新颖的有时又是极具贬义的用法来称呼中国农村人口，由此施加西方文明遗产的强大影响力”（1993：156）。这一中国式的农民概念，转而又对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产生了影响（1993：160）。依照孔迈隆的见解，我在本研究中，仅仅在行政术语的意义上使用“农民”这个词，即，用以表明一个人的定居状况。在其他场合，我使用一些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比如村民或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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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农村改革早期，中国领导人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四属户会不会变穷。为了论证改革的合法性，改革积极分子们千方百计表明，四属户和其他村民一样确实从改革中受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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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体化时期，家庭中劳力／人口的比例（还有生命的周期）显然是导致村内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在大多数社会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所以不能被视为下岬村的社会等级制中一个独特的因素。在本研究中，我不打算对它进行讨论，尽管我充分意识到能干的劳动力对家庭兴旺的重要意义。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帕里什和怀特（Parish and Whyle 1978）和谢尔登（Selde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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