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8220
1705438221
1705438222
1705438223
1705438225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身份群体及其近来的变化
1705438226
1705438227
尽管土改彻底改变了先前的社会地位结构，社会平等却不是轻易能实现的。将人们纳入不同等级的阶级成分体制，提供了各种获取稀有资源的途径，从而不可避免地制造出社会的不平等（见Parish and Whyte 1978；J.Watson 1984；Whyte 1981）。农村干部显然拥有更多的特权，而且他们的不当行为也常常无人追究。直到近年为止，中国的社会等级和别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样，都并非基于市场的“阶级秩序”体系（见Walder 1986）。所以，遵循韦伯的方法（1978：305-7）来识别社会主义集体中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是恰当的。在下岬个案中，根据他们的声望、特权以及获取官方再分配体制中资源与机会的能力，可以识别出四个身份群体：（1）干部，（2）四属户，（3）普通村民，（4）“四类分子”。
1705438228
1705438229
干部无疑处于集体化时期社会分层体系的顶层。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前夕的1982年，下岬大队中有13个脱产干部，生产队一级有20多个半脱产干部。[1]因为干部们控制着农村集体内物质利益和生活机会的分配，他们享受着大量的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和社会特权。如同在其他地方，他们对特定的村民们——他们的受庇护者（client）扮演着庇护人（patron）的角色（参见Oi 1989）。此外，还有十多个集体化时期已经离退职的前干部。这些前干部不像在职的干部那样享受同样的特权，但他们仍受到尊重，在生产队中有机会得到最好的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党员，所以对村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力。
1705438230
1705438231
另一个叫四属户的群体，也排在农村等级体系的上层。这个源自户籍制度和城乡不平等的身份范畴，很少受到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学者们注意。四属户包括国家干部、工人、教师和军官的配偶与子女。这些人供职于政府，因而根据行政分类体系归为城市居民，但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仍属于农村居民。这件事比较复杂，需要做点解释。
1705438232
1705438233
正如孔迈隆（Myron Cohen 1993）正确指出的，从20世纪早些年代起，中国城市精英就开始把农村人口称为农民。这是一个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术语，有着诸如落后和迷信的贬义。[2]然而，这个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概念在解放后还有着行政含义，成为一个官方术语。根据50年代末建立的户口制度，中国人被分为农民和工人或城镇居民这一更有包容性的范畴。城市居民的身份意味着可以买到某些补贴价的商品，拥有一份有退休和医疗保障的工作，并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相反，农村居民则享受不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权益。城／乡身份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直到十年前，未经官方许可而从农村向城市移民是非法的。因而，许多嫁给城市居民的农村妇女仍然只能是“农民”，她们的子女也一样（参见Cohen 1993；Potter and Potter 1990）。
1705438234
1705438235
作为城乡间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农村中那些有城市关系的人比那些没有城市关系的人地位要高，那些城市居民的配偶地位自然最高。因而出现了四属户这一特殊群体。四属户同时享受着国家和集体的好处。一方面，既然户主在政府供职，这些家庭就有国家发放的有保障的现金收入；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不参加集体劳动，他们却可以从集体分配体制中得到粮食份额和其他低价物品。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被称为“队老绅”。[3]
1705438236
1705438237
在该等级制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免除体力劳动的特权。例如，大队干部们几乎从不干农活，而生产队长们也只是偶尔为之。由于下岬的村民一直顶着太阳耕田，因而他们叫自己“黑爪子”。特权者们则被叫作“白爪子”，因为他们可以不必由于干农活而把手晒黑。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和歧视——从手之黑白的区别中可略见一斑——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严重问题。
1705438238
1705438239
干部和四属户占据了下岬村社会等级的上层，而普通村民则处在中间。按照阶级理论，贫农是农村地区唯一可靠的革命力量；特殊的机会（如干部或教师的职位）应该留归他们。由于贫农阶级成分可能带给即使是普通人以某些利益——诸如让他们觉得比别人优越以及保证他们在生产队的工作安排中讨价还价的权力，进一步将这些村民和中农成分的村民分开来是恰当的。
1705438240
1705438241
如人们所料，前地主和富农（下岬没有反革命和坏分子）位居底层。他们被视为阶级敌人，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受到歧视。他们被置于群众的控制之下，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头号目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接受最差的工作安排，报酬却最低。在已确立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他们无望提高自己的地位。
1705438242
1705438243
总的来说，三个基本因素构成了下岬村的社会等级制。第一个因素是集体对村民生活的控制。社会分层是基于官僚等级的等级制，干部自然拥有比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第二个因素是自50年代末以来就已由官方支持的户籍制度中城乡地位间的划分及其造成的不平等。这一划分使得享受国家工作“铁饭碗”的四属户优越于单单依靠“泥饭碗”（比喻种田）过活的普通村民。第三个因素是“阶级路线”，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流动的意识形态标准。阶级路线视四类分子为社会等级中实质上的贱民；它还保证了贫农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精神优越性（见Unger 1984）。
1705438244
1705438245
因此，身份群体基于三组二元对立的关系，即干部——村民、城市——农村以及红的——黑的（阶级出身方面）。[4]值得充分注意的是，这三组对立同时得到国家（由地方政府与基层干部代表）和村民有意识的认可。在官方术语中，人们被依照领导与群众、城与乡以及敌我之间的关系来分类。在普通农民的眼中，前两者等同于白爪子和黑爪子的对照，后者则是好成分和坏成分的对立。
1705438246
1705438247
70年代末，这一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冲击下开始变化。首先，阶级成分连同对政治斗争的强调于1979年被官方废止了。结果，四类分子得以重获社会与政治权利。其次，尽管农民仍无法得到城市户口，但被允许在城市找临时工作。改革还削减了市民的特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间的鸿沟。此外，包产到户打破了干部对资源的垄断，并因而削弱了他们对普通村民生活的控制。结果，大量的普通村民，包括一些以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既在经济上又在社会上受益于此。中农出身的村民表现得尤为出色，挑战了干部和四属户的优越地位。从前的社会等级也因而被一种双重的社会分层体制所取代；这种体制以官僚等级与基于市场经济的秩序的共存为特征。关于下岬村及其他地方的这些变化的详细讨论，可参见笔者的有关研究（Yan 1992a，1994和1995）。
1705438248
1705438249
[1] 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干部的数量显著减少；到1989年春天，下岬村只剩下五个专职干部。
1705438250
1705438251
[2] 孔迈隆认为，“农民”一词进入汉语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农”（peasant）的认识有关，“以这种新颖的有时又是极具贬义的用法来称呼中国农村人口，由此施加西方文明遗产的强大影响力”（1993：156）。这一中国式的农民概念，转而又对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产生了影响（1993：160）。依照孔迈隆的见解，我在本研究中，仅仅在行政术语的意义上使用“农民”这个词，即，用以表明一个人的定居状况。在其他场合，我使用一些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比如村民或农村居民。
1705438252
1705438253
[3] 在农村改革早期，中国领导人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四属户会不会变穷。为了论证改革的合法性，改革积极分子们千方百计表明，四属户和其他村民一样确实从改革中受益了。
1705438254
1705438255
[4] 集体化时期，家庭中劳力／人口的比例（还有生命的周期）显然是导致村内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在大多数社会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所以不能被视为下岬村的社会等级制中一个独特的因素。在本研究中，我不打算对它进行讨论，尽管我充分意识到能干的劳动力对家庭兴旺的重要意义。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帕里什和怀特（Parish and Whyle 1978）和谢尔登（Selden 1985）。
1705438256
1705438257
1705438258
1705438259
1705438261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亲属结构
1705438262
1705438263
最后，在转到人际关系这一话题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当地的亲属制度。作为贯穿其历史的持续移民的结果，下岬的亲属结构呈现为孔迈隆所称的“显著的宗亲异质性”（pronounced agnalic heterogeneity）（Cohen 1990：511）。今天的下岬村由38个宗亲群体组成，其中包括33个姓。最大的群体是夏家。1991年时，共有104户夏姓人家。除夏家，有七个超过了15户的群体。剩余32个当地叫“独门小户”的小群体，有半数包括三户或更少的家庭。如果我们向前追溯这些小群体两代的历史，其中多数是单户。
1705438264
1705438265
在下岬村的社会生活中，父系宗族组织的角色显得不是十分重要。1949年以前，组织有序的宗族只能在较大的宗亲群体中找到；这些群体中的宗亲凝聚力，在清明节和农历新年期间的年度仪式上展示出来并一再被强化。比如，夏姓宗族集体拥有树林和祖坟附近的一小块地。清明节期间，夏家的男子集中起来祭扫离村子六里远的祖坟。祭扫完毕后，族长在家里准备宴席。这些活动的当地说法是吃会。类似的聚会也在农历新年举行，祖先宗谱挂在每一房辈分最高的男子家中的正厅。该房所有子孙要拜祭他们的先祖，但没有酒宴提供，这和清明的聚会不同。其他像许姓和刘姓这些宗亲群体也进行类似活动，不过规模要小一点。对多数属于小宗亲群体的村民来说，宗亲纽带只存在于家庭内部互动的情境中，没有庆祝父系继嗣的精细仪式和别的制度性安排。
1705438266
1705438267
1949年后，特别是在50年代后期激进的集体化高潮以后，宗亲组织在下岬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一座公墓在村子的东南口外建了起来。夏家以及其他祖坟离下岬比较远的族群，开始在公共墓地埋葬死者。清明时对祖坟的祭扫以及伴随的吃会都逐渐消失。旧历新年对祖先的拜祭一直持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断之后又在80年代早期得到恢复。不过它主要是家庭内部对死者的崇拜，宗亲间有组织的活动没有保留下来（见Cohen 1990）。
1705438268
1705438269
与宗亲组织相对弱小的角色成对照，村民把姻亲纽带看得很重。在诸如婚事、寿诞及房建等的重要庆典中，姻亲被当作贵宾看待。而且在这些场合中，对姻亲的颂扬往往遮蔽了对宗亲的热情（应该指出，葬礼是由宗亲观念主导的）。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扶助、农业生产或买卖中的长期合作以及政治联盟，更经常是基于姻亲而非宗亲。
[
上一页 ]
[ :1.7054382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