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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酒宴一样，正式邀请，即“请帖”，构成了主要庆典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与提供给所有参加仪式并随礼的客人的酒宴不同，请帖只送给那些近亲好友与住在村外的重要客人。正式邀请通常用毛笔写在红纸上，措辞礼貌而优美，近似文言文。请帖由信使传送，或者不太正式地由随便哪个凑巧准备造访对方所在社区的人捎去。跟我在河北和山东省访问的村庄比起来，下岬村以及周围地区的邀请程序和请帖都不够精致与正式。为求方便而用口信代替请帖的情况比较常见。更为重要的是，村庄社区内部不发邀请，主人仅仅通过闲聊这种非正式渠道来宣布举办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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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访者们提供了几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正式邀请社区里的客人。首先，村民们觉得没有什么现实理由要送请帖给就住在对门或者村子另一头的哪个人。家庭庆典是平常聊天时的中心话题，所以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别人家里有什么事或者要发生什么事。而且，由于拒绝邀请等于是终止它所基于的社会关系，请帖本身造成受请者必须参加仪式并随礼的义务。因此，发送请帖时的轻率被认为是不负责任和贪婪，即，他们为了敛集钱财而试图迫使别人参加庆典。为了避免这种指责，村民们发送请帖时总是慎重考虑。一位受访者指出，必须考虑到三种情况：（1）在主人和发送对象之间，以前是否存在送礼关系；（2）对方是否愿意收到请帖；（3）这人是否住在村外，因此需要用这种方式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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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下岬村民相信随礼的正当方式是积极地给予，而不是仿佛正在偿还一项债务。换句话说，理想的送礼应该基于馈赠者的给予意向，而不是请帖造成的社会压力，这实际上是为何在村庄社区内部不需要发送请帖的潜在逻辑。据村民们讲，如果人家真的对家庭庆典的主人有这份心意的话，他就会主动通过赠送礼物来表达它。一位受访者告诉我：“牛不喝水强摁头不好。人不应该从别人口袋里强取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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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多数庆典场合中，都有没料到的客人主动出席并且赠送礼物；这类客人越多，主人的面子就越大。这对本村的人很方便，因为他们本来就未期待会收到请帖。有时候，不请自来的客人太多了也可能会令主人尴尬，如果后者不能用合适的酒宴款待客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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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下岬村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有关家庭庆典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但仍有可能有人错过了仪式并因而未能随礼。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事后再拜访主人并送上耽搁了的礼物，在当地这叫“补礼”。所有受访者都同意，错过典礼是件尴尬的事；因此，为了弥补没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送礼的过失，应该增加补礼的价值。换句话说，补礼只是最糟糕的情况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所以下岬村民们总是留意着家庭庆典的日子，这又强化了那种社区内不必发放请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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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仪式化的送礼是和制作与保留礼单的习俗联系在一块儿的。礼单是红纸制成的册子（葬礼单用黄纸做），用毛笔书写，又称为礼账，是家庭仪典的主人收到的所有礼物的正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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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涉及礼物馈赠的重要仪式（诸如生日庆祝、婚礼和盖房）中，为了记录收入的礼物，要在正屋旁边一个方便的地方设置记账的桌子。该场所叫“账房”，通常由一个显眼的手写标志来指示。进入正屋之前，所有客人都要光顾记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上礼，并看着他们的礼物登记入册。共有三个人在账房工作。一个人负责收取送礼者的礼金，并大声宣布“某某某礼金20元”。第二个人（通常受过教育并善于书法）在礼单上写下赠礼者的名字和金额。第三个人（和主人关系亲近）从第一个人那里拿过钱来并放到一个盒子里妥善保管。到典礼结束的时候，三位记账员要向主人汇报礼物总额，并把礼金连同礼单转交给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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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记礼账可能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广为流传的习俗。1989年我在山东和河北省的村庄首次进行田野研究时就观察到这种习俗。几位韩国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祖国的一些地方，村民们也记礼账。30年代时，西德尼·甘博报告过河北的类似实践：“一本‘婚礼的账簿’备好了，一个人担任文书，将收到的所有礼物都记入账簿。”（Gamble 1968：383）孔迈隆在台湾的一个村子里观察到相似的习俗：“客人来了后先要到一个桌子前，在那里一个人收下他的礼金并把金额记入一本小账簿中。”（Cohen 1976：159）[1]希达·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在其著作《邻里东京》（Neighborhood Tokyo，1989：200-205）中，详细描述了礼单在日本人葬礼的情境中是如何制作的。非常有趣的是，记礼账的习俗在檀香山的日裔美国人当中也很盛行：“在一个精确的账单中，仔细记录了收到的礼物，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机履行他回礼的义务。” （Johnson 197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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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礼单是主人在典礼之后要做的头一件事。主人想清楚地知道谁参加了、谁没有参加以及礼物的价值。换句话说，人际关系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礼单中反映出来。主人将把礼单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把它看作社会关系和所接受之人情的记录。当他需要决定自己在类似的情境中回赠给某人多少时，他还常常会以礼账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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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期间，绝大多数受访者很愿意和我一块数次翻阅他们的礼账。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回忆起在仪式当中发生的各种故事。我逐渐明白，礼单就像相册一样可以作为人们生活历程中的里程碑或者甚至是纪念碑。这一记忆功能也有助于说明礼单记录的仪式特征。由于一个里程碑具有仪式意义而且值得在多年以后回顾，它必须以相称的方式精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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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位的（etic）观点来看，礼账把仪式固定在所记录的时间里，而且记实性地描述了作为地方史一部分的日常生活的交换活动。因此，礼单是变化着的人际关系的资料库，也是送收双方私人的关照、恩惠、感情以及物质交换的监视器。在这一意义上，礼单可以被看作社会地图，它记录并显示了人际关系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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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主位（emic）观点看，礼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和理性计算的工具。在村民眼中，礼单赋予送礼活动以仪式意义和神圣性。账房的情景充满了文化象征：一位有教养的和受人尊敬的簿记员在使用红纸和毛笔。这些象征传递着文字书写的力量。众所周知，自中华帝国晚期起，中国已经是一个书写记录与文献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了实际重要性的社会。在农村社会，识字不仅被看作地方精英的权力与影响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成功的农业管理与商业的关键（见A.Smith 1970）。“书写材料彻底融入到了仪式的和宗教的活动当中；实际上，书写作品本身经常是宗教崇拜的对象。”（Cohen 1970：xv）先前只具有经济功能的现金，在礼金的范畴下进入礼单以后，就转化成了构成赠收双方之间社会债务的礼物，并因此而在村民们的私人生活中获得了社会涵义（见Parry and Bloch 1989：9-23）。此外，老是有一群人围坐在一块，抽烟、闲谈，有时还要对他们目击的送礼活动做一些品评。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人必须仔细算计他的礼物的合适与否，因为社会的奖惩正是通过现场的闲话而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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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下岬居民把礼单有无作为区分不同等级的送礼情境的一个标准，从而将一些仪式划为“大事”而另外一些则划为“小情”。在日常会话当中，询问是否要设置账房，是打听某次仪式的性质和决定自己如何随礼的一种委婉方式。因此，记礼账与设酒宴为我们划分下岬村送礼活动的类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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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十分感谢孔迈隆提醒我礼物记录习俗的跨文化存在及有关甘博和贝斯特著作的线索。在最近的一次交谈中，孔迈隆告诉我，他在上海郊区、河北和四川省都发现了写礼单的习俗。这个习俗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和韩国的盛行是否显示出一种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的基本文化要素，尚不得而知，却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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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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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下岬，计有十种仪式性的礼物交换场合。其中婚礼、生日庆祝、葬礼以及上梁系主要的典礼，它们都包含了礼单的书写和主家招待的一次大型酒宴。这类典礼中的馈赠，是一种公开而庄重的行为，或者用凡·吉内普（Gennep 1960：30）的术语说就是一种交换仪式。仪式性送礼给地位与关系的显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场所，是一个人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本的可见证明。与参加者更为亲近、数量也较少的非仪式性的馈赠场合不同，在仪式性的礼物交换中反映出来的网络，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某家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据几位关键受访者讲，一家的随礼花费中通常80%以上用于仪式性的场合中，这意味着仪式性礼物馈赠被认为在经济上比非仪式性礼物馈赠要重要。我请我的受访者列举礼物馈赠的场合时，许多人是由回顾生死婚丧而开始的。我在下面的描述遵循这一自然的事件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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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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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庆祝在当地叫作“下奶”。孩子出生后头一个月中的任何时间里，亲戚朋友来看望新出生的婴儿并给妈妈带一些礼物。在这种情形中馈赠的礼物，通常由村民们认为有营养的各种食品构成。在众多物品中，鸡蛋和红糖是最合适的；从娘家来的亲戚尤其喜爱赠送这类礼物，因为他们想确保礼品会让妈妈本人消费。此外，毛毯和婴儿衣服也是合适的。不过，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已经开始赠送礼金（1991年时一般是十块钱）。因为物价的上涨已经使得购买足够数量的传统礼物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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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典礼的礼物馈赠一般由妇女负责。当地居民相信，男人出入新生婴儿的屋子会影响母乳。拿着典型的男性用具（诸如马鞭或匠斧）的年轻男子，被认为对母亲和婴孩特别危险。据村民们讲，母亲和她的孩子都十分脆弱，很容易被男人（特别是年轻男子）的阳气所伤。用一位老婆婆的话说：“这个时候母亲很虚弱，很容易被某种不清楚的力量惊吓了而断了奶水。这就是人们说男人会带走母亲的奶水的原因。实际上，男人只是使奶水断了。”作为这种地方禁忌的结果，这一情境中的礼物交换形成了很大的一块妇女亚文化领域。通过产子庆典时的礼物馈赠活动，妇女有了建立她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机会。例如，我的房东甚至不知道他妻子有一个单独的“下奶”礼单，直到我和这对夫妻讨论起这件事来才发现这本礼账。在这个意义上，生育庆典可以视作仪式参与中一种性别专门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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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与妇女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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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村民们记事起就已存在的生育庆典不同，针对流产和妇女绝育的礼物馈赠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70年代末期，个别针对流产的礼物馈赠行为在下岬出现，并很快变成一个地方风俗。进入80年代，针对妇女绝育的礼物馈赠很快开始了。这两种礼物馈赠诉诸的是补偿性的仪式，而不是庆典（在结论一章中对新仪式的创造会作进一步的讨论）。作为社会实践，它们尚如此之新，以至于还没有合适的本地名称。村民们一般叫它们“流产”和“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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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受访者讲，除了婴儿衣服，在这两种情境中所赠礼物的类型和生育典礼的一样。而流产情形中涉及的社会关系（礼物馈赠者）范围，也和生育庆典差不多。村民们有时也把针对流产的礼物馈赠叫作“小下奶”，这个说法来自当地惯用语“小产”，意思是流产。相比起来，女性绝育被视作更为正式的礼物交换情境，而且有更多的人卷入随礼事宜。尽管妇女仍是主体，不过男人们也开始加入到妇女绝育的礼物馈赠当中来了。1991年春我住在下岬村时，有21个妇女做了绝育手术。后来有一次不寻常的礼物馈赠浪潮，所有21户的典礼都集中在同一个星期里。我见了多次男人馈赠礼物的情形。其中一次，一个男性村民带了不下十件礼物并一户接一户地把它们赠送出去，仿佛他正在送信似的。在这一送礼情境中，男人的参与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解释，即，绝育不仅象征着女性生育能力的终止，而且影响了男性的香火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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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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