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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提及的生活仪式以外,还有一些礼物馈赠的偶然情境,即对不寻常的喜事的庆贺。这类庆贺中,最常见的是为获得向上流动机会——如被大学录取或参军——的年轻村民举行的庆典。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任何一个离开农村的机会都被认为是一个重要成就。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等级体系当中,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被认可为国家干部,并且直至最近,多数退伍军人可以被分配工作。在农村社会,有一个孩子上大学或者参军会提高父母的社会地位。因此,主家通常要举行一个庆贺仪式,来的客人可能和订婚仪式一样多。主人一般可收到礼金,都记在礼单上,而且要举办一个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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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大学录取和参军是最常见的庆贺理由,其他的事情也值得引起注意。我知道的最古怪的情况是,一位村民在他的母牛下崽时举办了一次庆典。尽管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礼物交换的仪式化情境可以为出于私人目的的个体村民所创造或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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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秧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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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地欢庆春节时的“秧歌舞”也是一个仪式化的礼物馈赠场合。在旧历新年的第三天,秧歌队要拜访社区里的每户人家并在门前表演秧歌。这被视作一种特殊的拜年形式。户主要在他们的门前迎接秧歌队的队长,并赠送给秧歌队一些小礼物(香烟或者现金)以表酬谢。村民们相信秧歌能给他们家带来好运,所以每个人都愿意送礼物给舞蹈人员。和以上提及的仪式——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长期互惠——不同,这种情境中的礼物馈赠创造了一种共同体情感、团结以及村民之间的相互关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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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中国婚礼仪式方面的分析,参见弗里德曼(Freedman 1979)、华若碧(Rubie Watson 1981a)。孔迈隆就婚姻中礼物交换和其他形式的财产配置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并重点分析了新婚家庭作为一种产权单位的形成过程(参见Cohen 1976:1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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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下岬时,曾加入秧歌队,但不是跳舞的,而是负责管理队长收到的礼烟。我们队长认为我最适合这项工作,因为我不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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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非仪式性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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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非仪式性礼物馈赠”这一术语,指并不涉及任何正式的典礼但已成为日常生活常规的礼物交换活动。在当地关于大事与小情的两分中,非仪式性礼物属于后者。然而,对于社会关系的维持而言,小情绝非无关紧要或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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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间的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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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的居民把亲戚间的互访叫作“走亲戚”。近来,更多的村民也已经开始拜访朋友了。村民们把对亲戚和朋友的拜访视作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最佳的拜访时间是旧历新年期间和农闲时期。如果考虑到礼物馈赠,则旧历新年的拜访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此时人们绝不能空手而来。这类拜访和礼物馈赠实际上也是仪式性的,因为人们在这期间不是因一时冲动而互相拜访;他们清楚地知道需要去拜访谁以及送什么礼物合适。这一情境下赠送的礼物主要是实物而非现金,包括白酒、罐头、香烟、糕点、新鲜水果以及其他。这些礼物本身没有等级次序;某个特定馈赠的等级是通过它包括多少类物品来判断的。其范围从两种(如白酒和香烟)到八种礼物的合成:酒、烟、罐头和糕点,它们都以双数赠送以示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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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和河北的村庄(我于1989年在那里进行过田野研究),人们依照安排好了的日程互相拜访。农历正月初一是宗亲之间内部拜访的日子(见Cohen 1990)。正月初二拜姥爷姥姥和舅舅这些母亲家最近的亲戚。姑姑姨姨则在初三拜访,而岳父岳母则要等到初四了。相比起来,在下岬村及周围地区,除了第一个要拜的亲戚必须是岳父岳母以外,没有这种拜访的安排日程。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正如在第2章所说明的,由于历史原因,姻亲联系在下岬村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旧历新年期间的拜访中,丈人丈母所享受的优先权也证明了姻亲纽带的中心地位。因此,赠送给岳父岳母的礼物也是在这一特殊情境下所交换的礼物中最拿得出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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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新年和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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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新年期间各种类型的拜访者当中,新婚夫妇是特殊的客人。他们的拜访在当地叫作“拜新年”,它以迅速的礼物回报为特征。按照习俗,新婚夫妇必须拜访女方和男方所有主要的亲戚,而且要向他们拜访的亲戚赠送实物礼物(诸如上面描述的食品)。被访者则必须给新人现金回礼,表示对他们的婚姻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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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拜新年的习俗类似,“挂线”是新婚夫妇接受礼物的另一时机。这对夫妇有了孩子以后,妈妈会抱着孩子去拜访主要的宗亲和近亲。受访的人们必须把一条由五彩线(红、黄、蓝、白与黑色,这些在中国的宇宙观中与“五行”的观念密切相关)组成的绳子挂在婴儿的脖子上,这被认为可以防止婴儿的灵魂让野鬼偷走。此外,他们还要送给那个母亲现金礼物(一般20块钱)以感谢她的拜访。值得指出的是,族亲也卷入了这一礼物馈赠的情境当中。婴儿象征着一族香火的延续,因此他们应该向新族亲的妈妈表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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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敬礼和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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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有两种特殊的礼物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交换。第一种一般叫作“孝敬”,意思是“向长辈赠送礼物”。长辈是一个包括父母、年长的亲戚和别的权威形象(比如老师)的范畴。孝敬由两个汉语词组成:孝和敬。因此,这个词在词源上意味着在某种等级情境中礼物的向上流动。孝敬礼是不求回报的,而且接受者总是比赠送者优越。这样一种不对称的、向上流动的礼物,已经获得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并发展成亲属圈外的等级性礼物馈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和印度人单方面的礼物馈赠,即檀施(dana),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详见本书附录,Yan 1991)。我将在第7章中把下岬的个案置于人类学对一般意义上礼物的研究的情境下,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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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生活中,孝敬的礼物主要是高档食品、新衣服以及诸如成年孩子送给其上了年纪的父母或主要族亲的烟斗之类的小物什。孝敬礼完全地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惯制中,不过还是可以通过细致的观察及从村民们的谈话当中发现孝敬礼的流动。上了年纪的人通常喜欢接受他们自己并不享用的礼物,并转而把这些礼物送给他们的孙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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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是成人在除夕送给孩子的钱,这个古老的习俗可以一直追溯至汉代(Ye and Wu 1990:32)。“压”的意思是“压制”,而“岁”最初的意思是“魔鬼”或“幽灵”。因而,礼物(开始是铜钱)用于保护孩子免遭夜游神的侵害。然而在今天的实践当中,村民们已经把第二个字“岁”诠释为一个异音同义字“年”了,他们认为送给孩子的现金礼物是新年好运的象征。像孝敬礼一样,压岁钱也是一种单向的、代际的礼物,它并不暗含着对回礼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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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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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病人是涉及礼物馈赠的又一情境。据受访者们讲,不去探病会严重破坏双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境当中,礼物馈赠的表达性是主要的,村民们强调通过向病人赠送礼物而表达的私人感情。针对这种情境的礼物常常是病人会喜欢的食品,比如水果、罐头以及糕点。礼金是不合适的,除非是由于住得太远而不能亲自来赠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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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食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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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在中国的社会交换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礼物的食品可以分为两类:(1)上佳的食品,它是在上文所提到的各种仪式性或习惯性的礼物交换情境中赠送的;和(2)妇女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换的各种食物。前者限于通常是在商店里购买的传统食品,按村民们的生活标准来说是相当奢侈的:糕点、酒、罐头、糖以及酱肉(还包括鸡蛋,它是生育典礼的主要礼物)。由于这类礼物是用现金购买的,它的价值很容易就可以由其市场价格来判定。相比起来,给日常生活中交换的食物礼物估一个货币价格就很困难了。它们通常是家里做的准备日常消费的普通食品。它们体现了其制造者(当地的家庭主妇们)的心灵手巧和个人特点,因此是一种表达感情联系和友谊的个性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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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在一部颇有见地的著作中认为,食品的社会功能是促成中国人精美的烹饪的一个关键因素。他指出:“美食是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对农民们来说也是如此。”(Anderson 1988:36)实际上,村民们在平常闲谈时喜欢讨论跟食品有关的话题,还不厌其烦地争论他们中间谁的老婆是村里烹饪手艺最好的。成长在一个烹饪受到赏识的文化环境当中,许多妇女发展了她们的专长,而且她们渴望通过显示烹调技巧来获得社会认可与尊敬。显然,食物交换是展示烹饪技术最为方便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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