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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过，刘可以指望以后从他朋友那得到报偿——可能是以购买化肥的特别许可证的形式，因为后者掌管着地方的供销社。关于等级背景下礼物交换关系的详细讨论，参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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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礼物馈赠与行动中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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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开头所示，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早期学术论述，主要集中于个体行动者为了追求私人利益而运用人际关系的策略（例如Jacobs 1979）。关系培养被诠释为权力游戏（Hwang 1987），或创造个人关系网的艺术（M.Yang 1989，1994）。问题是：把礼物馈赠和关系建设仅仅视为个人和家庭为了所欲求的资源而展开的权力游戏是否恰当？即使假定私人利益的追求是主要动机，仍然有必要探究礼物经济怎样扮演这个角色，人们又怎样通过私人网络的机制交换资源。不过，下岬个案表明，乡村社会中私人网络的培养既是一种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关系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关系对于下岬村民的丰富意涵，在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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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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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居民对其关系网络的严重依赖，从经济上讲是由于农业生产和私人资金的需要——自从包产到户以来，还包括不同形式的相互帮助和合作的需要。集体化时期所有的村民不得不在干部的指导下，以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方式相互合作；现在，下岬村民必须独立解决所有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从春耕前的买种子到秋收后卖谷物。农忙时节，在以下六个关键性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阶段中，相互帮助是格外重要的：春耕、下种、夏季施肥、割玉米（当地主要作物），收获时节掰玉米棒子以及脱粒。所有这些工作需要劳动分工和效率，因为它们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段内完工。互助的形式有两种。两个家庭间劳力的直接交换在地方上被称为“换工”。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必须从他们的亲友处寻求帮助，以后再待机回报；这被称为“求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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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人人皆需的常规性互助场合，如果一个人要做生意或者从种玉米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则需要大规模的合作。比如，种西瓜在下种和收获的季节需要许多额外的帮手。做这样的规划时，一个人必须判断在这些关键时刻需要多少帮手。盖房子也需要帮工：通常至少需要100个工作日的帮工。对于那些没有众多关系的人来说，有时候这会带来巨大的困难。最近，把工作承包给专业建筑队已成为解决盖房子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但这只适用于房子的主架，仍有许多其他工作要靠帮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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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观点来看，互助对于主家绝不是无偿的。实际上它的花费并不比雇用有偿劳动力少。东道主必须供应好饭好菜、好烟好酒，对工作的质量和完工的时间，也很难控制，因为帮助是来自朋友而非雇工。而且，伙食的质量得不断提高，因为主家为了表达谢意，得对帮手们热情有加。这些转而提高了互助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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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求帮工花费可观，它仍是社会所接受的办事途径。受访者坚称，能从亲友处寻求帮助时，雇佣外来工是不得体、不可思议的。一些人告诉我，在村里单靠钱不能解决一切，而“这就把我们与什么都靠钱的城里人区别开了”。然而，也有宁愿以商业化方式来寻求帮助的村民，但他也必须遵从社区规则，因为他们是住在村里的。正如一个年轻人向我解释的，一个人雇人去干那些传统上是无偿帮忙的活儿是很尴尬的，因为那是在向世人表明，他在村里没有面子，他的关系几近于零。而且，多数人不会仅仅为了几元钱的报酬而干活，他们宁愿无偿帮忙，以便日后在类似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在一个关系紧密的乡村社会，私人网络在许多情况下比物质或金钱更珍贵；互助的需要强化了随礼的习俗和关系网络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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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关系网络的第二类经济活动是私人融资。到最近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仍没有私人银行，所有的金融资源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然而，对于村民来说，融资帮助十分重要——尤其当他们要举办一个重要仪式或投资生产时。由于很少有村民能从地方的银行或信用社贷到款，他们只能依靠传统的信用和贷款体系，即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得到融资帮助。下岬村民区分了两种私人借款。一种称为“借钱”，不管借多长时间都不收利息；如果收利息，就叫“抬钱”，年利息从10%到50%不等。借入者和借出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为融资交易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要利息的贷款也需要私人联系。所有的交易都要靠借出者和借入者之间既存的相互信任，否则，就需要一个中介人负责联系双方，为其建立相互信任和道德义务。关系网络和它的道德价值充当着本地非官方金融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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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功能：饥荒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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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赠送和关系网络也是社会援助体系；它可能以两种方式帮助个体村民渡过生活危机：（1）个人遇到非常情况时，提供诸如食品和避难处等基本需求；和（2）在生命周期的危急时期提供社会援助。关于前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下岬村民们从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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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地遭受着饥荒的冲击（见Mallory 1926）。随之而来的苦难成了农民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传统中国就建立了许多旨在对付这些阶段性危机的机构，诸如公共的或宗族的粮仓（见Wong and Will 1991）。家庭和亲属组织也长期充当了对付饥荒及其他社会压力的重要机构（见Freedman 1966；Skinner 1971）。在过去，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社会交换对于饥荒时期的生存一直至关重要（见Li 1982）。后来这些传统机构消失了。结果，1959——1961年饥荒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非正常死亡（Ashton et al.1984：614-30；Bernstein 1984：350-69；Ding 1989：109-16；Jowett 1987；MacFarquhar 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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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到1960年，下岬的村民们和全国的农村居民一样，经历了最为激烈的生活变迁。下岬遭受的饥荒打击比其他临近社区都要严重，这是因为它在“大跃进”期间很不幸地成了典型村。而这是村支书的激进主义的结果。这个人紧跟每一个使村庄革命化的激进政策，他为了完成高征购额还强迫村民们把他们几乎所有的粮食都上缴给国家。他的工作深得上级赞赏，因而在1959年他作为一名基层代表被挑去参加北京的国庆典礼。村支书个人的荣耀意味着下岬村民们的灾难——他们在挨饿而其领导却正在北京大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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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村民们讲，下岬是1959年初冬该地区最早粮食告罄的村子。而且，由于所有的私人存粮连同其他财产在公社化期间已经归集体所有，当集体的粮食用尽时下岬的村民们马上就开始挨饿。这持续了几个星期，直至国家接济粮拨到才得到缓解。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私人关系网络显示了它们最为重要的社会援助功能。那些和别村的亲朋有着良好关系的村民从他们的关系网络中受益，而那些没有这类人情资源的村民则遭受了严重得多的饥饿，甚至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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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回忆说他妹妹多次饿得昏了过去，而他在饥荒期间也感到十分虚弱。然而，由于他那嫁到下岬以北40里的一个村子的姐姐的大力帮助，他们家遭灾情况没有别人家严重。尽管也受到饥荒威胁，他姐姐家还是借给了郭家180斤粮食。郭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姐夫来我们家的那个晚上，他在自行车上驮了一麻袋玉米。那救了我们全家。”在另一个个案中，一位村民荒年前在他家藏了一些粮食。当村民兵挨家挨户搜査粮食时，他由于和民兵队长的友谊而得以保住其粮食储存。这使他们家半年没有挨饿。我在1991年调查时，搜集了不下20个借助他们在下岬村外的关系网络帮助而得以受苦较少的个案，以及四个由于户主与村干部或民兵的私人关系而成功地隐藏了粮食的案例。毫无疑问，关系网络在帮助家庭渡过饥荒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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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那些没有村外关系网络的村民受尽了饥饿之苦。由于没有村外关系网络，一位59岁的妇女饿死了。[2]这些村民大部分是普通的政治积极分子，即，他们在土改和接下来的运动中积极地响应共产党的每一个号召，但他们既不是干部也接近不了干部所控制的资源。他们是贫穷的、缺乏竞争力的雇农，是从前乡村社会中的边缘分子；因此他们在土改时很容易被干部动员起来。1949年革命以前他们的关系网络就比一般人的小，因为他们的经济困境使他们没有能力培养个人关系网。革命以后，他们是愿意接受共产党所倡导的新人际关系模式的第一批人。共产党批判传统的私人关系网络，而倡导一种新型同志关系模式（见Vogel 1965）。尽管这些村民以村党支部为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政治积极分子群体，但他们的私人网络却较过去小了。而且，由于在政治活动中的过激行为，他们也得罪了许多人，这使得他们在村中更加孤立。遭饥荒打击时，他们中的多数人才发现自己处于几近无助的境地：他们那基于同志关系的网络没给他们带来任何粮食或钱物的实际帮助，而又很少有私人关系可以求助。结果，他们除了等国家的救济粮外别无其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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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亲属网络对付饥荒的功能，在有关社会危机的学术探询中已经得到承认（如Dirks 1980；Jelliffe 1971；Prindle 1979：54；Torry 1979：520）。对1944——1945年荷兰饥荒的经验研究证明，在最困难的时期亲属和朋友网络可以在获取食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见Stein et al.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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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村的个案为说明亲属和朋友网络在应付社会危机方面的积极功能，进一步提供了经验的证据。这在道义经济中尤为重要。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在直系亲属以外存在的关系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的经济危机期间可能而且的确常常充当了减震器”（Scott 1976：27）。毫无疑问，所有在灾荒期间相互扶助的例子（如郭的个案），都是在那些先前与他们关系网里的其他人交往密切的人们中发现的。道德义务，连同先前的社会交换所造成的人情债务，创造了一种高度可靠的紧急援助机制。在郭的个案中，他姐家冒着自家挨饿的风险而帮助郭家，是因为他们在道义上和社会交换上有义务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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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Epstein 1967）和彼特·普林德（Prindle 1979）的研究都表明，印度农村的饥荒威胁增强了当地人的互惠联系；而且，扎马尼（Jajmani）体制也被危机时期对相互援助的需求强化了。与此类似，1959——1961年的饥荒经历教给下岬村民一个难忘的教训：关系网对于困难时期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个受访者所言：“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老百姓总是吃亏，除了实在亲友以外谁也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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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以后，传统的交换模式和仪式操办的复兴（如第8章讨论的订婚礼的精心置办）绝不是偶然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激进攻击期间，礼物馈赠和关系网的培养仍然活跃在农村生活之中。因此，下岬居民社会交换活动的持续和他们的饥荒经历之间的关联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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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功能：生命周期仪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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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婚礼与葬礼等生命周期仪式，构成了关系网充当社会支持系统的另一领域。某个人在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与位置，生动地显示在客人的出席数以及在仪式期间这些客人所展示的精神支持上。按照当地习俗，来参加的客人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主人的社会声望和“面子”就越大。看热闹的人们也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会让仪式显得更喜兴。客人们向主人赠送完礼物之后，理应尽可能地参与仪式的举行。他们还可能在仪式场合中彼此聊天，或者以某种方式帮主家的忙。最低限度，他们应该停留到足以表明对主家的精神支持时。这在葬礼中尤其重要，因为在那种场合没有为吊唁者准备的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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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的田野工作中，我得以观察了下岬村的三次葬礼。其中的两次按当地标准来说是正常而成功的，因为在为期三天的仪式的每个重要时刻，仪式场面上都满是客人、送葬者以及旁观的人们。第三个葬礼则被村民们认为是失败了。主人因对死者（他丈母）的慢待而名声不佳，其他村民认为他不懂人情。他意识到不会有太多的吊唁者来他家，因此把三天的葬礼仪式简化为两天，试图避免被亲朋忽视的尴尬场面。即使如此，葬礼也变成该村民的灾难，因为只有很少的人来送葬而且除了这家人外没人陪同去下葬死者。村民们表达他们对一个人行为的不满的典型方式，就是在重要场合故意地孤立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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