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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关系网络的第二类经济活动是私人融资。到最近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仍没有私人银行，所有的金融资源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然而，对于村民来说，融资帮助十分重要——尤其当他们要举办一个重要仪式或投资生产时。由于很少有村民能从地方的银行或信用社贷到款，他们只能依靠传统的信用和贷款体系，即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得到融资帮助。下岬村民区分了两种私人借款。一种称为“借钱”，不管借多长时间都不收利息；如果收利息，就叫“抬钱”，年利息从10%到50%不等。借入者和借出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为融资交易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要利息的贷款也需要私人联系。所有的交易都要靠借出者和借入者之间既存的相互信任，否则，就需要一个中介人负责联系双方，为其建立相互信任和道德义务。关系网络和它的道德价值充当着本地非官方金融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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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功能：饥荒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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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赠送和关系网络也是社会援助体系；它可能以两种方式帮助个体村民渡过生活危机：（1）个人遇到非常情况时，提供诸如食品和避难处等基本需求；和（2）在生命周期的危急时期提供社会援助。关于前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下岬村民们从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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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地遭受着饥荒的冲击（见Mallory 1926）。随之而来的苦难成了农民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传统中国就建立了许多旨在对付这些阶段性危机的机构，诸如公共的或宗族的粮仓（见Wong and Will 1991）。家庭和亲属组织也长期充当了对付饥荒及其他社会压力的重要机构（见Freedman 1966；Skinner 1971）。在过去，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社会交换对于饥荒时期的生存一直至关重要（见Li 1982）。后来这些传统机构消失了。结果，1959——1961年饥荒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非正常死亡（Ashton et al.1984：614-30；Bernstein 1984：350-69；Ding 1989：109-16；Jowett 1987；MacFarquhar 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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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到1960年，下岬的村民们和全国的农村居民一样，经历了最为激烈的生活变迁。下岬遭受的饥荒打击比其他临近社区都要严重，这是因为它在“大跃进”期间很不幸地成了典型村。而这是村支书的激进主义的结果。这个人紧跟每一个使村庄革命化的激进政策，他为了完成高征购额还强迫村民们把他们几乎所有的粮食都上缴给国家。他的工作深得上级赞赏，因而在1959年他作为一名基层代表被挑去参加北京的国庆典礼。村支书个人的荣耀意味着下岬村民们的灾难——他们在挨饿而其领导却正在北京大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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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村民们讲，下岬是1959年初冬该地区最早粮食告罄的村子。而且，由于所有的私人存粮连同其他财产在公社化期间已经归集体所有，当集体的粮食用尽时下岬的村民们马上就开始挨饿。这持续了几个星期，直至国家接济粮拨到才得到缓解。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私人关系网络显示了它们最为重要的社会援助功能。那些和别村的亲朋有着良好关系的村民从他们的关系网络中受益，而那些没有这类人情资源的村民则遭受了严重得多的饥饿，甚至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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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回忆说他妹妹多次饿得昏了过去，而他在饥荒期间也感到十分虚弱。然而，由于他那嫁到下岬以北40里的一个村子的姐姐的大力帮助，他们家遭灾情况没有别人家严重。尽管也受到饥荒威胁，他姐姐家还是借给了郭家180斤粮食。郭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姐夫来我们家的那个晚上，他在自行车上驮了一麻袋玉米。那救了我们全家。”在另一个个案中，一位村民荒年前在他家藏了一些粮食。当村民兵挨家挨户搜査粮食时，他由于和民兵队长的友谊而得以保住其粮食储存。这使他们家半年没有挨饿。我在1991年调查时，搜集了不下20个借助他们在下岬村外的关系网络帮助而得以受苦较少的个案，以及四个由于户主与村干部或民兵的私人关系而成功地隐藏了粮食的案例。毫无疑问，关系网络在帮助家庭渡过饥荒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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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那些没有村外关系网络的村民受尽了饥饿之苦。由于没有村外关系网络，一位59岁的妇女饿死了。[2]这些村民大部分是普通的政治积极分子，即，他们在土改和接下来的运动中积极地响应共产党的每一个号召，但他们既不是干部也接近不了干部所控制的资源。他们是贫穷的、缺乏竞争力的雇农，是从前乡村社会中的边缘分子；因此他们在土改时很容易被干部动员起来。1949年革命以前他们的关系网络就比一般人的小，因为他们的经济困境使他们没有能力培养个人关系网。革命以后，他们是愿意接受共产党所倡导的新人际关系模式的第一批人。共产党批判传统的私人关系网络，而倡导一种新型同志关系模式（见Vogel 1965）。尽管这些村民以村党支部为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政治积极分子群体，但他们的私人网络却较过去小了。而且，由于在政治活动中的过激行为，他们也得罪了许多人，这使得他们在村中更加孤立。遭饥荒打击时，他们中的多数人才发现自己处于几近无助的境地：他们那基于同志关系的网络没给他们带来任何粮食或钱物的实际帮助，而又很少有私人关系可以求助。结果，他们除了等国家的救济粮外别无其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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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亲属网络对付饥荒的功能，在有关社会危机的学术探询中已经得到承认（如Dirks 1980；Jelliffe 1971；Prindle 1979：54；Torry 1979：520）。对1944——1945年荷兰饥荒的经验研究证明，在最困难的时期亲属和朋友网络可以在获取食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见Stein et al.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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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岬村的个案为说明亲属和朋友网络在应付社会危机方面的积极功能，进一步提供了经验的证据。这在道义经济中尤为重要。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在直系亲属以外存在的关系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的经济危机期间可能而且的确常常充当了减震器”（Scott 1976：27）。毫无疑问，所有在灾荒期间相互扶助的例子（如郭的个案），都是在那些先前与他们关系网里的其他人交往密切的人们中发现的。道德义务，连同先前的社会交换所造成的人情债务，创造了一种高度可靠的紧急援助机制。在郭的个案中，他姐家冒着自家挨饿的风险而帮助郭家，是因为他们在道义上和社会交换上有义务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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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Epstein 1967）和彼特·普林德（Prindle 1979）的研究都表明，印度农村的饥荒威胁增强了当地人的互惠联系；而且，扎马尼（Jajmani）体制也被危机时期对相互援助的需求强化了。与此类似，1959——1961年的饥荒经历教给下岬村民一个难忘的教训：关系网对于困难时期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个受访者所言：“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老百姓总是吃亏，除了实在亲友以外谁也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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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以后，传统的交换模式和仪式操办的复兴（如第8章讨论的订婚礼的精心置办）绝不是偶然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激进攻击期间，礼物馈赠和关系网的培养仍然活跃在农村生活之中。因此，下岬居民社会交换活动的持续和他们的饥荒经历之间的关联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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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功能：生命周期仪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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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婚礼与葬礼等生命周期仪式，构成了关系网充当社会支持系统的另一领域。某个人在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与位置，生动地显示在客人的出席数以及在仪式期间这些客人所展示的精神支持上。按照当地习俗，来参加的客人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主人的社会声望和“面子”就越大。看热闹的人们也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会让仪式显得更喜兴。客人们向主人赠送完礼物之后，理应尽可能地参与仪式的举行。他们还可能在仪式场合中彼此聊天，或者以某种方式帮主家的忙。最低限度，他们应该停留到足以表明对主家的精神支持时。这在葬礼中尤其重要，因为在那种场合没有为吊唁者准备的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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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的田野工作中，我得以观察了下岬村的三次葬礼。其中的两次按当地标准来说是正常而成功的，因为在为期三天的仪式的每个重要时刻，仪式场面上都满是客人、送葬者以及旁观的人们。第三个葬礼则被村民们认为是失败了。主人因对死者（他丈母）的慢待而名声不佳，其他村民认为他不懂人情。他意识到不会有太多的吊唁者来他家，因此把三天的葬礼仪式简化为两天，试图避免被亲朋忽视的尴尬场面。即使如此，葬礼也变成该村民的灾难，因为只有很少的人来送葬而且除了这家人外没人陪同去下葬死者。村民们表达他们对一个人行为的不满的典型方式，就是在重要场合故意地孤立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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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了我在1990年发生的另一个案。一个人不孝敬老母，甚至通过限制食物供应来虐待她。当他母亲在84岁时去世后，许多村民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他们在简单地吊唁完死者后就马上离开仪式场合，甚至不问候主人。据主人最好的朋友讲，在吊唁当天的几个小时中，场面上只有两个客人（其中包括他在内）。尽管随礼的记录最后显示至少有不下150位客人来吊唁过死者并赠送了礼物，然而却只有十几位客人参加了埋葬仪式。对主人来说这是极为尴尬的事情。客人们对葬礼的联合抵制，也让主人在社区里丢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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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一个我进行过短期调査的村子里，村民们以类似的方式惩罚了社区中一个最能干的企业家。这个人是个成功的建筑承包商，而且他依据非个人化原则与纪律组织他的建筑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改革弄潮儿。他的工人们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但是他并没有赢得乡亲们的赞誉。因为他对待工人们非常冷酷，并毫不留情地解雇不合适的工人而不顾及私人关系。结果，他在村里得罪了很多人，还毁掉了他的关系。这位企业家的父亲去世时，没有人参加葬礼或者在仪式中帮他的忙。即使他有钱并乐于付酬，但还是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把棺材运至坟地。最后，他只得拜见村里的长者并乞求原谅。自那以后，这个人离开了该村去为一个城建队工作，并永远放弃了在村里出人头地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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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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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礼物馈赠和关系网络在地方政治中以及在发生各种争端时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村干部来说，培养和上级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横向网络的建构有助于干部们行使他们的权力和维持官位，因为村干部们与每个地方的政治家一样都需要支持者和同盟。即使集体选举尚未涉及礼物交换（见Jacobs 1979），关系网络也能创造和毁灭某个政治联盟。第7章分析礼物交换与社会支配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会详细论及。在这里我将探讨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即关系对于普通村民而言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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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民们和村干部或者地方政府办事人员发生冲突时，一个比较大的私人关系网络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机制。那些拥有广阔而密集的关系网络的人，在村子里拥有比较高的地位。他们受到村干部的尊敬，并能够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例如，自1949年革命以来，一位裁缝始终单干。即使是在最激进的时期，他也被豁免了集体劳动和开会的义务。他的秘密武器很简单：他在村子里培养了最庞大的交换网络，以致村子里的所有干部和其他有影响的人都是他的关系网上的结点。他作为一名职业裁缝的独立地位，为他维持并扩展关系网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网络转而又保护他免遭政治批判，从而保障了他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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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几例村民们与地方干部发生冲突，但是通过调动他们的私人网络而获胜的情况。在一个我得以目击的有趣案例中，一位寡妇被人怀疑偷盗公家的树木。当两个地方警察试图没收她家的摩托车作为罚金时，双方发生了身体的冲撞。这个寡妇斥责警察打她，并宣布她将动用县公安局的私人关系惩罚这两个冒犯者。尽管没人知道她是否有掌权的亲戚，地方警察还是决定不去冒犯上级的权威，并怂恿村委会给寡妇50块钱作为赔偿。虽然如此，公安人员不想在村子里丢面子；两个星期后他们以赌博的罪名拘留了寡妇的儿子，还要求寡妇交300元罚款才放她儿子。寡妇看来是失败了；然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她去了县城，并带回来一张县政府某官员开的条子，上面要求当地公安局退还她的钱。这个案例说明，最重要的自我保护手段是培育一个比较大的个人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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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憾的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Ashton et al.1984：614），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确切的材料。然而，至少有一份报告1989年在中国出版，题目是《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该书基于地方政府档案、会议记录和未出版的调査报告写成，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汇编。关于“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饥荒，读者从中可发现关于群众动员、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深翻土地、饥荒、非正常死亡的详细记录（参见Wang et al.1989，尤其是164——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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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村民们说，那是可以直接归因于长期饥饿的三个例子中的一个。然而，有十多起死亡是由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的各种疾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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