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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礼物馈赠和关系网络在地方政治中以及在发生各种争端时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村干部来说，培养和上级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横向网络的建构有助于干部们行使他们的权力和维持官位，因为村干部们与每个地方的政治家一样都需要支持者和同盟。即使集体选举尚未涉及礼物交换（见Jacobs 1979），关系网络也能创造和毁灭某个政治联盟。第7章分析礼物交换与社会支配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会详细论及。在这里我将探讨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即关系对于普通村民而言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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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民们和村干部或者地方政府办事人员发生冲突时，一个比较大的私人关系网络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机制。那些拥有广阔而密集的关系网络的人，在村子里拥有比较高的地位。他们受到村干部的尊敬，并能够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例如，自1949年革命以来，一位裁缝始终单干。即使是在最激进的时期，他也被豁免了集体劳动和开会的义务。他的秘密武器很简单：他在村子里培养了最庞大的交换网络，以致村子里的所有干部和其他有影响的人都是他的关系网上的结点。他作为一名职业裁缝的独立地位，为他维持并扩展关系网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网络转而又保护他免遭政治批判，从而保障了他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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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几例村民们与地方干部发生冲突，但是通过调动他们的私人网络而获胜的情况。在一个我得以目击的有趣案例中，一位寡妇被人怀疑偷盗公家的树木。当两个地方警察试图没收她家的摩托车作为罚金时，双方发生了身体的冲撞。这个寡妇斥责警察打她，并宣布她将动用县公安局的私人关系惩罚这两个冒犯者。尽管没人知道她是否有掌权的亲戚，地方警察还是决定不去冒犯上级的权威，并怂恿村委会给寡妇50块钱作为赔偿。虽然如此，公安人员不想在村子里丢面子；两个星期后他们以赌博的罪名拘留了寡妇的儿子，还要求寡妇交300元罚款才放她儿子。寡妇看来是失败了；然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她去了县城，并带回来一张县政府某官员开的条子，上面要求当地公安局退还她的钱。这个案例说明，最重要的自我保护手段是培育一个比较大的个人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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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憾的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Ashton et al.1984：614），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这主要是因为缺乏确切的材料。然而，至少有一份报告1989年在中国出版，题目是《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该书基于地方政府档案、会议记录和未出版的调査报告写成，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汇编。关于“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饥荒，读者从中可发现关于群众动员、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深翻土地、饥荒、非正常死亡的详细记录（参见Wang et al.1989，尤其是164——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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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村民们说，那是可以直接归因于长期饥饿的三个例子中的一个。然而，有十多起死亡是由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的各种疾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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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5 乡村社会中的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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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交换方式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1]受莫斯启发的交换理论，将礼物馈赠视作一种创造、维持并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这些社会关系可以是合作性的、竞争性的抑或敌对性的（Mauss 1967）。因此，在社会整合的辩证过程中，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是紧密相关的。正如萨林斯所概括的：“实物流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Sahlins 19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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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循这一理论传统，下面的探讨将从下岬村民的关系概念开始。关系是地方世界的动态结构，它可以通过无止境的礼物交换过程来加以最好的说明。接下来，通过分析礼单所记录的人际关系模式，来考察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最后，我将讨论姻亲联系和社区关系在下岬村民的关系网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的发现对宗族范式在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适用性构成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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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夫在其对交换理论的总评中，区分了结构主义视角和动机分析视角。前者主要与人类学家相关，后者则主要在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流行（参见Befu 1977：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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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本土的关系概念与地方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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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都为下岬村民们感觉其关系网络的方式所吸引。每当我讨论礼物馈赠主题或者别的社会交换形式时，村民们就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 “社会”这个说法。一位受访者把他家关系网络的扩展解释为“在社会上混得好”的征兆。私人关系被叫作“社会关系”，而那些在社会交换的情境（诸如婚礼或社区仪式）中活跃的人们则被称为“社会上的人”。[1]应该指出，对于村民们来说社会这一范畴并无清晰的界限。在关于北京或者村外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讨论当中，社会一词可能是指整个国家。当村民们在讨论社区事务时，这个术语又被用于指称他们的村子。然而在多数情况中，社会可能是意指围绕某一个体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网络。这是身处地方性世界之中的村民们理解关系的通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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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某一关系网络中不同私人关系之特点的地方范畴有三个：（1）“实在亲戚”，（2）“靠得住的”和（3）“一般亲友”。根据当地的定义，我把这些术语分别译成关系网的“核心区域”（personal core）、“可靠区域”（reliable zone）和“有效区域”（effective zone）。“实在亲戚”由一个人的家庭成员组成——亲近的族亲与姻亲——比如兄弟姐妹、亲姑舅表亲以及妻子的兄弟姐妹。这一群体也是一个人的亲属网络的中心，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既通过血缘同时也通过相互的责任与权利而联系在一起。“靠得住的”由一个人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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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组成。核心区域与可靠区域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最好的朋友可能被认为较亲戚还要亲近，从而可能进入一个人私人关系的核心。与前两个范畴不同，“一般亲友”包括了更多的人，而且在吸收新成员方面也更为开放。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以及一些屯亲，都包括在一般亲友之内。一般亲友在理论上可以扩展到整个村庄社区的范围，因为乡邻关系（coresidence）以及成员意识也提供了相互扶助和其他交往的必要渠道。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把整个村庄纳入到他们的私人网络之中，因此村民们通常把乡村社区视为私人关系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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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访谈和礼单分析，我在图1中呈示出关系网络的结构布局。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关系区域的划分在实践中只存在于社会互动——特别是礼物交换——的动态过程之中。图1实际上再现了一个象征空间，它依据私人关系可靠性程度的不同而被划分成几个区域。一个个体村民的地方世界，由核心区域、可靠区域、有效区域以及村庄共同体组成。越过这些区域，这个人将进入外部世界。原先的关系在那里几乎毫无用处，他（或她）不得不求助于短期的、工具性送礼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变成了一种办事的手段；而在村庄边界内则不能这样做。这一基于可靠性的象征空间不仅包括了亲属关系，而且包括其他的个人纽带。因此，它不同于萨林斯著名的原始交换模型。萨林斯（Sahlins 1972：199）将亲属距离作为决定三种互惠类型的主要社会变量，这三种互惠类型是：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该模型的主要问题是，亲属的亲近度（proximity）并不总是必须导致慷慨的行为；而且，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会对客人们、生人乃至潜在的敌人表露出非同寻常的热情。莱博若批评萨林斯道：“他把亲属距离、社交能力和慷慨这三个变量看作是完全重叠的部分，仿佛它们必须彼此聚合在一起；而这三个变量本来应该被看作是部分地重叠。”（Lebra 197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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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礼物馈赠关系与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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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箭头表示在每一送礼场合中所牵涉的私人关系的跨度。关系依据可靠程度分组，从最可靠的（核心区域）到可靠性最低的（村庄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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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些送礼场合及其情境，除了祖先祭祀以外均已在第3章中详细地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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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度的游行，其间下岬村民们要向游行参与者赠送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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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种要求新婚夫妇在旧历新年期间拜访近亲的地方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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