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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许多礼物关系是无限度的（在图1中以箭头表示），尤其是婚礼和葬礼情境中的礼物馈赠关系。间接付酬与行贿礼提供了把村民们和村庄外部的人连接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机会。在很多村外的礼物馈赠情况中，市场交易和礼物交换混合在一起，这时货币礼物既作为报偿又表示感激，例如雇请民间乐队，或者找中医看病。通过这些交换以及其他市场交易，村庄和外部世界相连接。另一方面，个人关系网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在村界之内。因此，对多数村民的生活而言，关系是个人的地方性世界或者他们所说的“社会”。这种概括关系网络的本土方式，可以从人们对于“死门子”的态度中得到更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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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关系网对于下岬居民在村内确立他们自身来说至关重要，那么那些没有培养这种网络的人无疑被置于不利的地位。当地把这些人叫作“死门子”——与“走后门”这一著名术语一样，这里的“门”意指私人联系或关系。这些人一般被认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或者“不会做人”。后一指斥听起来更严重些，但含义是一样的，即：这个人未能在社会中确立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从而暴露出对于为人处世的无知。因此，“死门子”象征了这些人的无能和死板，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象征了他们在社会交换与网络建构领域中的社会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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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本土用语。在河北省的北部，那些极度内向、不能维持私人网络的人被叫作“死皮”，而在山东省的农村地区则叫“死性”。应该指出的是，“死”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被用作修饰词。考虑到中国人对冥府凶险的普遍信仰以及与此相关地对死者的畏惧（如，参见J.Watson 1988b），这些用语的否定性内涵就显而易见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网络建构方面积极而能干的人则被广泛地描述为“活”，其字面意思指灵活、活泼、朝气蓬勃。例如，说某某人“路子很活”，意思是指有很广泛的私人关系，因而是非常能干的、灵活的、重要的。在这里，汉字“死”和“活”构成了在死板与灵活、无能与能干以及最后在（社会性的）死亡与生存之间有趣的二元对立。关系网络的社会重要性，在这些描述性用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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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换和网络建构方面的失败，其不利不只限于口头上的表达，还有社会的制裁。通常，那些没能履行其礼物馈赠义务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的人在村里会受到大家的孤立，而在个人危机时期这种孤立就会变成严重的社会制裁。我曾目睹了一对夫妇极度尴尬的处境：妻子做了结扎手术，却没有一个人来探望她。一些村民认为这两口子是自作自受。因为妻子的高中学历，可能也因为丈夫经常在城市打工，他们不喜欢农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无止境的礼物交换过程。他们故意逃避参加村庄的典礼，并最终在他们的危机时期使自己受到了孤立。正如在第3章中所描述的，妇女结扎已经促发了一种新的仪式，经受了手术的妇女会被众人探访并收到礼金或实物类的礼物。该仪式旨在补偿妇女们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力量和气）的损伤。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情感慰藉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客人探访或赠送礼物就意味着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危机。这令那位妻子特别伤心，因为她是那么需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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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年长村民中也能发现类似情况。50多岁的陆先生，就是下岬的“死门子”之一。他话不多，也不和村民们来往。一些村民认为其怪僻是由于他家的地主成分，成分不好在集体化时期曾经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1991年春我到下岬村时，陆正为他儿子准备婚礼。两个月以后他还筹不够用于仪式的钱，而且他还担心能有多少人来参加。从外村人那里借了一笔高利贷后，他终于还是办成了这个典礼。然而，下岬村民们认为这是十分丢面子的事情；由于缺乏社会关系，陆只得诉诸最不光彩的筹钱方式。一般来说，很少有村民需要靠高利贷来操办一次婚礼：由于婚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亲朋好友通常有义务来帮忙；而且因为在婚礼期间会收到一笔可以预计的礼钱，婚礼借贷由于其迅速偿还的可能性而应该是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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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这一案例中，只有八十几个客人参加婚礼，这个数字还不及这种场合平均数的一半。由于怕丢面子，陆没有透露礼钱的总额。多数村民断定礼钱不会超过600块钱，因为礼金格外少——从四块到十块不等。这事在村里被议论了相当长的时间，说明关系网络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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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中“社会”原来是指（1）典礼情境中的表演活动，或（2）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小群体。参见《辞源》第2263页（商务印书馆，1981）。而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的“社会”则是来自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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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170543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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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关系网络的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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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的关系网是如何构造的呢？非常幸运的是，当地保留礼单的习俗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文献证据。在对住户的分层抽样基础上，我选择了43份礼单并将其变成一个总计有5286次个人礼物来往的计算机数据库。为了理解这些礼单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我走访了这些礼单的物主，并请求他们描述他们与馈赠者间关系的性质。这样我得到了43张生动地显示了下岬村中人际关系的内容和型构的社会关系图纸。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系图主要基于村民们自己对其私人关系的界定。我们将看到，这给我们对村庄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理解带来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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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集中分析1988年5月许先生次子婚礼的礼单，因为就牵涉的社会关系而言它是最复杂的礼单之一。1991年时许49岁，他被视为下岬最有才学、能干和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出生于下岬的一个小姓族群，更糟的是，他父亲在土改时被错划成了富农。尽管一年后纠正为上中农，他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受到亲戚们的孤立和其他村民的歧视。而且，他父亲内向、不谙世事的个性造成了一个异常小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使得许家更为孤立了。1963年他父亲开始盖房并请求集体帮助时，队领导拒绝了他的要求；再三恳求也换不来队友们的同情。这被理解为对他父亲不会为人、行为古怪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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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所遭受的社会压力，却成了许先生要在村子里出人头地的一个强烈动机。他在学校和在集体中都拼命干活，以期“爬上一个较好的社会位置”，他后来这样跟我解释。最终，他被认可是一名上进青年并被提拔为干部，这确保了他的政治地位，而且为他打开了扩张其关系网的大门。最后，他抵达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顶峰，当了九年的村党支书，1988年才从公职上退下来。他妻子从60年代中期起就是村小学老师，被认为是一个社交天才。她全权负责所有的礼物馈赠和邻里间的往来，并且在网络建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的成就的另一标志是，他大儿子在当地的供销社谋得了工作，而次子则参了军。因此，在1988年他的次子结婚时，许有足够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家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表4所展示的婚礼礼单，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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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许家婚礼礼单，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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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表4以及后面所有的表格都是以主家家长为中心来界定人际联系的，除非是另有说明。而且，所有的礼物均是以男性家长所代表的家庭的名义来登记的，比如姐夫或外甥姑爷。尽管女性参加的赠礼仪式并不比其丈夫少，礼物也是这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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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理论中，礼物可以被视为人际关系的标识或者如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所称的“纽带符号”（tie-signs）（1971：194），因为礼物来往即是馈赠者和接受者间关系之性质的证据。我在这里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许家社会网络的型构。我们先检査一下这份礼单，确定所涉关系的种类。礼单上一共有320位随礼人，分属22种不同的关系范畴。这些范畴又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私人联系类型：继承来的关系和创设的关系。前14种范畴所表现的是一个人从自己家或配偶家继承而来的主要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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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在的亲属关系不同，后七种私人联系是通过个体的努力而创建的——我把它叫作非亲属关系。在许的礼单中，第16个范畴“屯亲”的字面意思是“乡亲”；“屯”是当地对“村庄”的叫法，而“亲”的意思是“亲属”以及“亲近的”或“亲密的”。不是每个同村人都能算作屯亲，只是那些或多或少被视为熟友的人才算。在这一意义上屯亲不同于纯粹的共同体关系，它仍是一种通过个人培育而创设的私人关系，而非每个生养于社区中的人的一种先在的成员资格。当地在过去把纯共同体关系叫作“同屯”，集体化时期则叫“社员”或者“队友”。如果屯亲译成“亲密的同村人”，最初的涵义就有部分的遗失，即乡亲关系与亲属关系的相似性。第17至22种范畴指涉通过各种渠道建立的友情关系。在人类学的文献中，村庄共同体中的友情常常被认为是比亲属次要的关系。然而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当代下岬社区中，友情仅在这一意义上是第二位的，即它是通过个体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代代相传。在功能上，志愿建构的友情和屯亲关系与先在的亲属关系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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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个范畴“干亲”介于以上两种基本类型之间。考虑到干亲是以家庭或个人之间友情关系为基础确立的，我便把它归入了朋友关系或非亲属关系这个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阶段，拜干亲的习俗逐渐在这个地区绝迹了。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文革”以后，结交朋友成了在青年一代中被广为接受的社会习俗。恰如所料，朋友们彼此赋以亲属关系的称呼。一些年长村民在被问及当地的干亲习俗时说：“干亲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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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礼单构成显示出两类基本的私人关系之间不均衡的比率。如表4所示，94人和许有各种亲属联系，这仅占全部323位客人总数的29%。而且，69人系姻亲，因此占绝大多数；而父系亲属则相对较少（总数的6%）。与被视为一家人并且是靠天然的和道义的纽带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宗亲不同，姻亲们可以轻易地调整和操纵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姻亲关系需要更多的努力来维持和发展。在许的礼单上姻亲的数目很大，这表明许和他的姻亲们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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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有229名客人和许家系非亲属关系。即使我们保守一点而不把干亲算在朋友关系范畴里，非亲属的客人也有219名，差不多是有亲属关系的客人的2.5倍。而且，其中有129位是屯亲。非亲属客人的数目如此庞大，确证了许的说法：他们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开始建构交换网络的，而他们的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非父母的遗赠。根据许的案例，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人在发展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成就可以通过礼单从三个方面来判别：交换网络的规模、姻亲的比例以及亲属与朋友关系间的比率。这些假定将由下面更多的案例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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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转到许的礼单中反映出的另一特点，即几种非传统的私人关系类型的出现。除屯亲以外，有90位客人是许和他妻子的朋友或同事，几乎与他们的亲戚一样多。如表4所示，许在下岬村确认了11个朋友，并把他们从屯亲这一比较模糊的叫法中区分了出来。事实上，当许和我讨论他的礼单时，他十分小心地界定朋友范畴，犹豫了好一阵子后才把两个人的位置从朋友改成屯亲，然后又改成朋友。许答复我关于这二者之间的不同的问题时说，朋友比屯亲更亲近也更可信赖。因为一个人跟朋友的联系不仅是靠义务，而且是靠相互的理解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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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也值得指出来，许有35个住在别村或城里的朋友。其中两个是许的中学同学。那时他是学生会的主席，他们是他的好朋友。当然，许在村外的朋友多数是通过同事关系认识的——许20年村干部生涯的一个副产品。例如，上了100元钱礼的那个人，是当地镇的前党委书记，现在是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差距很大，两人的友情却多年不变。礼单上还显示，六名城市里的朋友出席了婚礼。由于城乡之间加剧了的不平等，以及直至80年代中期的对农民向城市迁移的法律限制，[1]与城市亲戚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村民中不仅被认为必要，而且是一种荣耀。城市朋友被视为是积累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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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社会中，同事构成了另一非传统的范畴。据我的观察，集体化在下岬村和在大多别的地方一样，导致体力劳动特别是农活的贬值（Yan 1992a：6）。结果，普通的村民并不把一块干活的人视为同事，而村干部则彼此以同事相视。因此，声称自己有同事一般暗示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像许的情况。在他从礼单中确认的12个同事当中，有十名是邻村或当地镇政府的干部。其余两人则是年轻时跟他一起干活的民间乐手。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作为自改革以来农村经济多样化的一个结果，许多村民已经从事不同的非农职业，而同事的观念正开始传播开来。比如，一位受访者认为他的几个朋友是同事，因为他们都拥有小型拖拉机并从事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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