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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经常强调党和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中国人民有着最大的恩情。例如，1960年代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这样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文化意象使中国人民永远处在了欠情的地位，因而确保了共产党永恒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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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人的“恩”（on）观念也含有受惠者对施惠者终生欠情的意味。贝夫称：“在日本人眼中，一个受恩者，债务人，不可能通过给施恩者送礼而完全偿付恩情，因为实物礼物与创造恩情的恩惠和服务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后者远比前者要珍贵得多……它（礼物）是受恩者对施恩者谢意的表达，事实上它有强化既存等级关系的效应。”（Befu 1966-67：169）这种欠情关系可能延续到一个人死后，受恩者的后代继续为先前之恩而敬重、回报施恩者（参见Lebra 1969：129-38）。应当指岀的是，on这个词是汉字 “恩”的日语发音，在汉语中读作en。二者都与儒家伦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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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关于人情的一个尝试性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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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刻意地关注了人情的道德和感情方面，因为在早期研究当中，总的来说，它们（尤其是后者）是被忽略了（参见Hwang 1987；Jacobs 1979；M.Yang 1989）。这种忽略的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强调把人情看作是一种可交换的资源或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当然，我并不是说理性计算没有道德义务或情感联系重要，相反，我相信，下岬村民的确将个人利益纳入了他们每一项人情行为的考虑当中，并且在得失计算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在这一章中，我试图强调的是，村民们并不仅仅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相互往来，人情情结远不只是一种或得或失的权力游戏（参见Hwang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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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如下岬村民洞识和实践的，人情是个伦理体系，当一个人与他关系网中的他人相处时，它指导和规范他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上来说，人情依赖于报、沾光和面子等基本概念。从实践上来说，人情代表着社会接受的、正确的人际行为，对人情的触犯被视为严重的错误行为。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情这个词指的是人际关系，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King 1988a：78）。人情伦理只能适用于一个人的关系网络之内；关系的边界和人情的影响范围由多种形式的社会交换，尤其是礼物交换来界定。不过，中国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有趣社会现象是，人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人拉入他们的关系网，因而不得不将人情伦理运用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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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伦理体系有三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人情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结构因素变动不定的组合。尽管在涉及人情的所有社会往来中，这三个维度彼此共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实际的重点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极端理性，因而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仔细计算其每一个社会交换的行为，而另一个人则可能恰恰相反，注重道德义务或主要根据人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行事。再者，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根据特殊情形的特殊需要而改变其行为重点也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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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情的三个结构因素构形的变化，人情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虽然人们在具体行为中可能着重于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对下岬村村庄生活的观察已使我得出结论：至少在礼物赠送和社会交换的领域，道德义务更可能主导人的行为。毕竟，下岬村民生活在道义经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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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7 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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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表达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创建方面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却并不总是平衡的。礼物的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等级性社会关系背景当中。在许多情况下，非均衡的送礼牵涉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因而产生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声望。出于对等级情境下礼物交换的关注，我在本章中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谁从礼物交换中获得了声望和权力——是赠礼者还是收礼者？第二，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不对称的礼物朝向哪个方向流动——是朝向地位高者还是地位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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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早就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参见Malinowski 1984；Mauss 1967），并一直是个重要的论题。大多以往研究的结论认为，是赠礼者通过将收礼者变成债务人而获得声望和权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换中，礼物通常是沿着社会等级向下流动（参见Befu 1966-67；Raheja 1988；Sahlins 1972；A.Strathern 1971；Vatuk and Vatuk 1971）。葛里高利进一步断言，赠礼者的优越性是“全世界礼物交换体系的共同特征”（Gregory 19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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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这些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仍然保持着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在勾勒下岬村礼物不对称流动的概貌后，我将描述两种类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种源于家庭的发展周期，另一种源于社会地位的鸿沟。我的分析集中于后者，即在身份等级中，礼物从下层向上层的单向流动现象。我进而讨论支撑这种单向送礼的社会——文化机制，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下岬村的个案展示出与以往的研究大相径庭的特性。最后，我将论述对所有礼物交换研究来说简单然而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参加馈赠活动？下岬村随礼行为的模式表明，是收礼的荣誉驱动着村民们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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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礼物交换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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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许多村民抱怨随礼太多，令他们不堪重负。抱怨随礼开销太大的同时，他们又试图向我表明他们并不小气，相反，他们十分懂人情，在随礼时总是力求慷慨。结果，一半以上的下岬农户一年需要在随礼上花费500元甚至更多（参见第4章的调査结果）。谈到随礼上的经济负担，大多数村民坚称他们送出的礼要比收到的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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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么多的村民送出的礼比收到的礼多，那么这些礼物流向了何方？换句话说，有没有人收到的礼比送出的礼多？据普通村民所言，答案是“有，是干部”。他们把最近随礼风的兴盛归因于干部们的居心不良。下岬的一个教师说：“现在人们想方设法操办各种典礼，从中收礼，报纸上对‘送礼风’批评得越多，它刮得越厉害，为什么？因为这阵风是从上而刮下来。所有这些新风气是干部们和上面的其他人制造的，因为他们可以收礼，不用考虑回礼。”然而，当我向村干部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却全都否认他们曾经不回礼。一个干部坚称：“那会使我显得像个不知羞耻、不懂人情的人，没有人愿做这样的傻事，损害自己的名誉。”然而一些地方干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抱怨他们的上司：他们向乡里的或县里的国家干部送礼，但那些人却不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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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含混而矛盾的回答给了我很大启发，并引导我就礼物交换的平衡问题做了一项特殊的调查。我发现礼物的不对称流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家庭发展的周期和社会地位等级。前者是每个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过程，下岬村民们对此并未特别关注。后者只在收礼者和送礼者社会地位悬殊时才引起不对称的送礼，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大多是干部）确实只收礼而没有尽回礼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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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家庭的发展周期可能引起礼物的非均衡流动。分家后，年轻夫妇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他们也得判断要和谁建立长期的礼物交换关系。由于在孩子长大前，他们操办仪式的机会不多，至少十年内，他们只能涉身于单向的随礼。在这期间，年轻的夫妇是注定的送礼者。而且由于人际关系在长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变迁，他们的一些礼物会得不到回礼。每个家庭都要经历这个时期，但有些家庭要比其他家庭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一个人想在村里出人头地，他就需要尽可能大的社会关系网，因此，他必须冒险给那些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许也不会再有礼物交换关系的人随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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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发展的最后阶段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一对老夫妇在分家后独成一户，他们必须偿还家庭发展早期所欠的礼债，却难得有机会为自己操办仪式，除非是子女们为他们操办寿宴（据有些村民所言，在随礼中讨回“债务”正是近年来过生日越来越重要的原因）。结果，虽然老年夫妇也从子女那里收到孝敬礼，礼物还是从那些老年家庭单向地流回网络中的其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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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随礼与家庭庆典密切相关，单身汉和没有孩子的夫妇也被迫处于单向送礼者的位置。这里单身汉是指30岁以上并独立门户的未婚男子。1991年，下岬村有九个单身汉和三对没孩子的夫妇。此外，有三个30岁以上、将来也不太可能结婚的单身女子，但她们都要么与父母要么与兄弟住在一起，在社会生活包括礼物交换中没有自立门户。这九个单身汉不得不参与亲友的随礼仪式，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操办家庭庆典的机会。一个62岁的单身汉告诉我，过去30年中，他已经参加了上百次的礼物交换仪式（每年3——4次），但他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礼。他解释说，他努力把参加仪式的数目压缩到最小，但仍然不得不参加其中一些，比如侄子的婚礼或邻居生孩子的庆典。没有孩子家庭的情形也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操办任何家庭仪式，却仍然不得不给近亲们随礼。这些人实现平衡互惠的唯一途径是从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撤出来，但这反过来会削弱他们在村中本已低下的地位。除了给亲属随礼的义务，日常生活中物质扶持的需要和精神归属的需要，也驱动单身汉和没孩子的夫妇在礼物交换的博弈中充当着永久的送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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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环境下，地位差异会构成打破礼物流动平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在第3章，我讨论了称为孝敬的礼物，它是年轻一辈向老一辈送的礼，不求回赠。事实上，在代际馈赠中，相反的流向是不合理的。[1]这样的送礼象征着年轻人对老人的感激和尊敬，因此，一个人收到的礼物越多，他就越荣耀。老村民常常展示他儿子（女儿、侄子或其他小辈）近期送来的礼物，并乐于听见别人的溢美之辞。在这方面，礼物的单向流动以象征的方式再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辈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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