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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干部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出，干部间的送礼同时沿着纵横两个方向进行。如果一个干部想保持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就不得不参加与其他村同级干部进行礼物交换的横向交换圈。因为这些礼物是在地位相近的同事间交换，通常互惠是均衡的。不过，由于频繁的职务升降，一些离开权位的干部可能会不履行先前的义务，从交换网络中退出。毕竟，这些网络严重地依赖于暂时的政治联盟，这意味着在同级干部间仍然存在很大的礼物单向流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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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在村干部和乡干部（偶尔涉及更高层次）之间存在着单向送礼。这可能会采取两种形式。近年来，村干部以村委会和村民的名义给他们的领导送礼已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则。据受访者所言，过去十年中的每一年，成百上千斤的鱼、肉、精米被送往乡政府主要领导的家中。这被当成公事来办，而村民们会被召去运送礼品。村干部解释这件事的堂皇之辞是，群众理解他们的领导如何为公事鞠躬尽瘁，因此他们愿通过微薄之礼聊表谢意。事实上，村民们指出，这种送礼与群众没什么关系，干部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他们的上级搞好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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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送礼的第二种形式存在于仪式交换中。正如村民们对他们的领导所为，村干部也在乡干部或更高级别的上级举行家庭仪式时向他们送礼，但不指望回礼。比如，我们在第5章分析过的村支书韩告诉我，1990年他算了算自己在随礼上的花销，总共是2600多元，这与其他家庭相比是高得惊人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向上随礼。据韩所说，自从他1981年当了下岬村的主要领导，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乡政府和其他村的干部随礼。但当他为二儿子举办婚礼时，只有低级别干部来参加。他强调他没有向乡政府的干部发出邀请，因为他不想提醒他们对下面的责任。然而他的上级在自家操办庆典时却从来没有忘记通知他和其他低层同事。他回忆说他参加过现任副县长儿子的婚礼；这场婚礼持续了四天，第三天是专门留给来自全县的村级干部的。在宴席上，他和好几个朋友自嘲道，他们是被召来赞助副县长家的庆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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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干部间等级化的礼物馈赠可能会采用一种更具强制性的形式。在一个我所目睹的例子中，下岬村长大的退休干部苏先生，正式邀请下岬的五个干部到乡里来参加他小儿子的婚礼。据受访者所言，苏明显居心不良——他想积聚财礼、炫耀名声，因为苏早在50年代初期离开下岬村后就不再和村里大多数人保持随礼关系。“这个人对人情一窍不通，”一位受访者说，“不管他当了多大的官，他不该忘记他的老家和同乡；此外，以前和我们没有往来和好感情，他怎么能想起要让我们给他送礼？但他就这么做了，真是恬不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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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决定参加婚礼并送分内的礼。为什么？他告诉我，苏的二儿子现在在乡政府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拒绝邀请是不明智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表示轻蔑的信号。“那是最坏的结果，你知道，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保住饭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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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受访者不是唯一做出理性决定的人——所有其他村干部都做了同样的事，希望以此保持与苏的二儿子的良好关系。显然，把社会等级纳入考虑之后，双方都做了理性计算。一方面，当苏向以前并无随礼关系的村干部们发出邀请时，他已经考虑到二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村干部们做出了同样理性的反应，使博弈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们把握住了与上级（苏的二儿子）培养关系的时机。但与此同时，他们抱怨苏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情感上的不满，并为自己的举动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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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民——干部、干部——上级间的关系，还有比较隐蔽和少见的等级化随礼。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激进时期，那些四类分子在礼物交换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事实上，他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公开给阶级成分好的村民或干部送礼，因为他们可能被指控为企图腐蚀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不送礼可能被理解成对以往礼物交换关系的否认或对人情伦理的侵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通过秘密渠道，事先向仪式的主人捎个信，问清他们是否应该参加仪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的礼物被当众拒绝，尤其如果主人恰好是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的话。1966年，一个地主子弟成分的人参加了他侄子的婚礼。他的礼物被当场拒绝，主人谴责他企图腐蚀革命村民。在下岬，公开的拒绝礼物仅此一次。随礼关系中这种内在的紧张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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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成分不好的人举办婚礼或葬礼时，他们也担心政治上的麻烦。他们以前送的一些礼绝不可能得到回礼，因为革命家庭中的人可能想与他们断交。由于他们举办家庭仪式的合理性都变得可疑，所以四类分子中很少有人还关心礼物的平衡问题。一个嫁给地主儿子的妇女告诉我，结婚那天去她丈夫家的路上，他们的婚车正好被一支批斗四类分子的游行队伍堵住了。她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的公爹是不是正在挨斗，这又会不会影响她丈夫。得知这批人来自另一个村后，她又转而担心她的婚礼，她说：“那时候，我只希望婚礼能平平安安地办完，谁敢想到礼物？我特别感谢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也不怪那些不来的人。至少，谢天谢地，没有人来扰乱我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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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对城乡迁移的限制和城乡间巨大的不平等，当村民们与城里的亲戚交换礼物时，村民们也处于不利的位置。一个村民可能以两种方式建立与城市的联系：（1）与那些在实行迁移限制之前搬到城里的亲戚保持好关系，或（2）由于女儿嫁给城里人而与城里人结成姻亲。无论哪一种情况，村民们都被看作低人一等，在送礼活动中，他们总是失多得少。一个村民抱怨，在他结婚前，他曾参加过三次城里侄子家的庆典，但他1971年举办婚礼时，他侄子却没来参加。为此，他感到十分屈辱，索性与侄子断交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当村里的一个姑娘嫁给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时，她的父母原以为这会提高他们在下岬村的地位并为此而自豪不已。很快，他们发现在城里的亲家那儿他们并不受欢迎。当他们带着土特产礼物送给亲家时，后者却只给了他们一些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家庭用品——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算是姻亲间恰当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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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2章概述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基于三类二元对立关系：干部与村民、城市与农村，以及红的与黑的（就阶级成分而言）。1979年以后，第三种对立已经取消了。经济改革已经削弱了干部权力，并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这两种对立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持续存在。因此，反映着社会主义等级特性的单向送礼模式在下岬村仍然具有生命力，非均衡互惠仍然是礼物交换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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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趣的是，一些村民指责赵最初不该发邀请，因为他们相信完全应当由干部来决定是否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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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非均衡互惠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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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平等互惠和不对称交换的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均持如下结论：单方送礼最终导致赠礼者权力和声望的增加。许多民族志研究表明，那些看起来基于单向、不对称原则进行的交换实际上受对称互惠原则的支配（参见Firth 1967a；Malinowski 1984；Mauss 1967）。萨林斯（Sahlins 1972）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模式，把非均衡交换纳入到一个连续谱当中，这个连续谱根据亲属关系远近和阶层高低区分，从一般（不均衡）互惠向均衡互惠再到否定性互惠变化。在非均衡互惠情况中，礼物向社会下层流动。“在原始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建立在经济平等之上。事实上，尊贵的地位往往只能靠慷慨施予来获得和维持：下层得到的是物质利益。”（Sahlins 1972：205）如果一件礼物没有带来严格对等的回礼，那么一定存在某种不可见的相应礼物来恢复均衡，比如对收礼者的政治控制或赠礼者声望的增加（参见A.Strathem 1971：10）。因此，“资本家的目的是积聚利润，而‘头人’馈赠礼物的目的却是获得一大批听命于他的追随者（礼物债务人）”（Gregory 19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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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通人向首领进贡的礼物构成了一个例外的单向向上送礼情况。马林诺夫斯基注意到首领有时欠着普通族人“库拉”礼物，而不是相反。“在内地库拉交易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双方相对的社会地位；低层的人向上层的人送礼，而且他们还得采取主动。”（Malinowski 1984：473）但许多人类学家声称，这种单向的送礼最终会被首领的仪式性炫耀和物品的再分配抵消。埃德蒙·利奇指出：“尽管一个地位高的人被界定为收受礼物的人，他仍处于多给少收的社会压力下，否则，他会被认为太吝啬，而一个吝啬的人则有失去地位的危险。”（Leach 1954：163）在萨林斯的模式中，这被称为“入伙”（pooling）或“再分配”。 “入伙是一种互惠的组织、互惠的体系——起源于首领庇护下的大规模再分配的事实。”（Sahlins 1972：188）所以我们又回到原处：即，正如头人社会（big-man society）的情况所示，一个首领的权威和地位是靠赠礼而非收礼实现的（参见Gregory 19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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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最初的非均衡交换产生了权力分化并造成单向服从义务的过程。理査德·爱默森（Emerson 1962，1972）认为，交换关系基于双方对彼此资源的可预见的依赖。如果A不愿自行出让B所渴望的资源，并能运用这种资源来胁迫、强制和诱使B的服从，这样A被认为对B具有权力。如乔治·霍曼斯所言：“当大多数人想要得到少数人能提供的东西，或大多数人恐惧失去少数人能撤回的东西时，这少数人就变得强大了。”（Homans 1974：197）再者，如爱默森在1962年指出的，如果A能垄断B所需的所有资源，A就会使B在一种“权力——依附关系”中依赖A的权力。这里的核心主题是，单向赠予确立了优势地位，这一点反过来会扯平交换关系中最初的非均衡。彼特·布劳指出：“权力的某种非均衡确立了交换中的互惠。单向的服务引发了权力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使得交换平衡。”（Blau 1964：28）“一个赐予他人贵重礼物或提供重要服务的人通过迫使他们听命于他而获得优越地位。”（196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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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下岬的个案对以往理论的结论提出质疑。就礼物的实物性流动而言，下岬的单向送礼显示出四个特征：（1）下级向上级送礼，但不期望同等的回礼；（2）由于社会等级的金字塔式结构，送礼者的数量超过了收礼者的数量，这导致了礼物在上层的积聚；（3）尽管收礼者不回礼，他们在社会上仍然是优越的、强大的；以及（4）礼物重复的单向流动在相邻阶层之间创造了交换价值制度化的失衡，而这转而被视为地位差异的另一个标志。所有这些特征看来都与既有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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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下岬村如此不同？这个问题显见而直接的答案是，下岬村代表了迥异于主导以往社会交换研究的那些社会的另一类社会。多数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分析基于对相对“简单”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在那里，政治国家的渗透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局部性的（参见Sahlins 1972：188）。相反，社会交换的社会学理论则着重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互动，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民主政治体系、基于经济阶级的社会分层和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下岬村不同于这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在过去40多年中，像中国的其他社区一样，下岬村一直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居民们生活在伴有国家再分配体系的计划经济当中，经历着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地位等级制的形成。因而，现有的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不适于下岬的现实生活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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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的权威是基于它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并由新的干部阶层来维持和强化（Djilas 1957；Szelenyi 1978）。这种垄断导致了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依附于官员；这个现象被魏昂德（Walder 1983；1986）描述为“组织化依附”的一种形式。正是资源的再分配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整合原则，确立了在再分配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纵向关系（参见Kornai 1986；Nee 1989；Szelenyi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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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会的层面，基层干部控制着再分配体系，因而可以迫使村民们依附于干部手中的资源。我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那些村民们需要和渴求的物质和服务，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资源。在集体化时期，下岬村民们在干部领导下劳动，他们最基本的需要由集体来进行年度分配。就经济资源而言，干部们通过分粮派活、监管家庭副业的发展以及批准社会福利来控制村民。[1]政府对城乡迁移的限制进一步将村民禁锢在集体中，从而增强了地方干部的权力。在最激进的时期，参加集体以外的社会活动——比如到亲戚家串门或去附近的集市——都要向干部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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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权力——依附关系中（Emerson 1962），干部的优越地位排除了平等交换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再分配者，干部可能感觉不到向他的下属——依赖于其所控制资源的人——回礼的义务，因为不回礼也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村干部的礼物也不会对其上司产生强制力，因为后者为前者保住权力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关系。换言之，互惠回报的义务这一各种形式的礼物馈赠的基础（Mauss 1967）在双方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社会关系的既定结构取消了互惠的义务。正如布劳指出的：“单向的送礼导致以前同等的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但一旦优越地位是高枕无忧地建基于社会结构之上，其占据者就可以要求单向的服务而不危及他的地位。”（Blau 1964：110）[2]进一步说，因为干部对资源的控制常常导致依附的村民们之间向上送礼的攀比，后者的礼物贬值了，或者以人类学的语言来说，他们给领导的礼物是等级低的礼物。在仪式性场合，村民给干部送礼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构成必须偿还的潜在社会债务。在这种等级背景下，送礼只能充当一种消极的策略：低层的人通过这种策略保护自己免遭上级的歧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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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示，向上送礼体现了位卑者对位尊者的尊重和忠诚，反映了后者在他们的下属中的权力和威信。干部们常常相互攀比家庭庆典的到客人数，将此作为他们的权威和成就的体现。因此，一个人没送礼可能被理解为对领导的冒犯；由于仪式性交换具有公共性质，这种事可能被非常严肃地看待。村干部与上级的关系也是如此。干部有许多办法来向那些没有向其送礼的人表达怨气，比如在集体劳动中分配一个糟糕的工作给他，或者，如果是在官僚机构中，不再扶持其下级干部。与上司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已经对下级构成了一种制裁，并足以使他们就范于向上送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指望得到具体的回礼，却仍继续给领导送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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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于等级化送礼中的制裁也反映在干部对客人到场情况的反应上。一个司仪告诉我，当一个普通家庭举办婚礼或其他仪式时，主人总是关照每一个到场的客人。仪式之后核查礼单时，他也总是十分关心是哪些人参加了仪式。相反，由于人数众多，干部或其他地位高的人却并不总是招呼每一位客人。核査礼单时，干部总是试图弄清谁没来以及为什么没来参加仪式。这个受访者说，作为司仪，在为大户人家操办庆典时，他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主人仅仅招待那些尊贵的客人，而把其他的客人交给他和他的帮手。显然，和把所有客人的到席都看作人情的普通村民不一样，干部（或他们的上级）视下面送来的礼物为理所当然，因而只想知道“谁没有参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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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下级超出常规性的送礼，与上级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时，才会得到积极的回报。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常常会牵涉进来，比如持之不懈地向领导提供个人服务或为开后门而呈送贵重的工具性礼物。在这些情况下，上级在利用职权分配资源时可能会向送礼者倾斜，从而将礼物交换转变为一般社会交换。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下岬村民把这种社会交换称为“拉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关系这个词比在其他用法中多了一层贬义。村民们常常说起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人怎样与干部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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