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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受访者不是唯一做出理性决定的人——所有其他村干部都做了同样的事，希望以此保持与苏的二儿子的良好关系。显然，把社会等级纳入考虑之后，双方都做了理性计算。一方面，当苏向以前并无随礼关系的村干部们发出邀请时，他已经考虑到二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村干部们做出了同样理性的反应，使博弈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们把握住了与上级（苏的二儿子）培养关系的时机。但与此同时，他们抱怨苏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情感上的不满，并为自己的举动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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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民——干部、干部——上级间的关系，还有比较隐蔽和少见的等级化随礼。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激进时期，那些四类分子在礼物交换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事实上，他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公开给阶级成分好的村民或干部送礼，因为他们可能被指控为企图腐蚀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不送礼可能被理解成对以往礼物交换关系的否认或对人情伦理的侵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通过秘密渠道，事先向仪式的主人捎个信，问清他们是否应该参加仪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的礼物被当众拒绝，尤其如果主人恰好是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的话。1966年，一个地主子弟成分的人参加了他侄子的婚礼。他的礼物被当场拒绝，主人谴责他企图腐蚀革命村民。在下岬，公开的拒绝礼物仅此一次。随礼关系中这种内在的紧张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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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成分不好的人举办婚礼或葬礼时，他们也担心政治上的麻烦。他们以前送的一些礼绝不可能得到回礼，因为革命家庭中的人可能想与他们断交。由于他们举办家庭仪式的合理性都变得可疑，所以四类分子中很少有人还关心礼物的平衡问题。一个嫁给地主儿子的妇女告诉我，结婚那天去她丈夫家的路上，他们的婚车正好被一支批斗四类分子的游行队伍堵住了。她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的公爹是不是正在挨斗，这又会不会影响她丈夫。得知这批人来自另一个村后，她又转而担心她的婚礼，她说：“那时候，我只希望婚礼能平平安安地办完，谁敢想到礼物？我特别感谢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也不怪那些不来的人。至少，谢天谢地，没有人来扰乱我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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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对城乡迁移的限制和城乡间巨大的不平等，当村民们与城里的亲戚交换礼物时，村民们也处于不利的位置。一个村民可能以两种方式建立与城市的联系：（1）与那些在实行迁移限制之前搬到城里的亲戚保持好关系，或（2）由于女儿嫁给城里人而与城里人结成姻亲。无论哪一种情况，村民们都被看作低人一等，在送礼活动中，他们总是失多得少。一个村民抱怨，在他结婚前，他曾参加过三次城里侄子家的庆典，但他1971年举办婚礼时，他侄子却没来参加。为此，他感到十分屈辱，索性与侄子断交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当村里的一个姑娘嫁给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时，她的父母原以为这会提高他们在下岬村的地位并为此而自豪不已。很快，他们发现在城里的亲家那儿他们并不受欢迎。当他们带着土特产礼物送给亲家时，后者却只给了他们一些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家庭用品——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算是姻亲间恰当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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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2章概述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基于三类二元对立关系：干部与村民、城市与农村，以及红的与黑的（就阶级成分而言）。1979年以后，第三种对立已经取消了。经济改革已经削弱了干部权力，并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这两种对立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持续存在。因此，反映着社会主义等级特性的单向送礼模式在下岬村仍然具有生命力，非均衡互惠仍然是礼物交换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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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趣的是，一些村民指责赵最初不该发邀请，因为他们相信完全应当由干部来决定是否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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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非均衡互惠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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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平等互惠和不对称交换的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均持如下结论：单方送礼最终导致赠礼者权力和声望的增加。许多民族志研究表明，那些看起来基于单向、不对称原则进行的交换实际上受对称互惠原则的支配（参见Firth 1967a；Malinowski 1984；Mauss 1967）。萨林斯（Sahlins 1972）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模式，把非均衡交换纳入到一个连续谱当中，这个连续谱根据亲属关系远近和阶层高低区分，从一般（不均衡）互惠向均衡互惠再到否定性互惠变化。在非均衡互惠情况中，礼物向社会下层流动。“在原始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建立在经济平等之上。事实上，尊贵的地位往往只能靠慷慨施予来获得和维持：下层得到的是物质利益。”（Sahlins 1972：205）如果一件礼物没有带来严格对等的回礼，那么一定存在某种不可见的相应礼物来恢复均衡，比如对收礼者的政治控制或赠礼者声望的增加（参见A.Strathem 1971：10）。因此，“资本家的目的是积聚利润，而‘头人’馈赠礼物的目的却是获得一大批听命于他的追随者（礼物债务人）”（Gregory 19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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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通人向首领进贡的礼物构成了一个例外的单向向上送礼情况。马林诺夫斯基注意到首领有时欠着普通族人“库拉”礼物，而不是相反。“在内地库拉交易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双方相对的社会地位；低层的人向上层的人送礼，而且他们还得采取主动。”（Malinowski 1984：473）但许多人类学家声称，这种单向的送礼最终会被首领的仪式性炫耀和物品的再分配抵消。埃德蒙·利奇指出：“尽管一个地位高的人被界定为收受礼物的人，他仍处于多给少收的社会压力下，否则，他会被认为太吝啬，而一个吝啬的人则有失去地位的危险。”（Leach 1954：163）在萨林斯的模式中，这被称为“入伙”（pooling）或“再分配”。 “入伙是一种互惠的组织、互惠的体系——起源于首领庇护下的大规模再分配的事实。”（Sahlins 1972：188）所以我们又回到原处：即，正如头人社会（big-man society）的情况所示，一个首领的权威和地位是靠赠礼而非收礼实现的（参见Gregory 19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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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是最初的非均衡交换产生了权力分化并造成单向服从义务的过程。理査德·爱默森（Emerson 1962，1972）认为，交换关系基于双方对彼此资源的可预见的依赖。如果A不愿自行出让B所渴望的资源，并能运用这种资源来胁迫、强制和诱使B的服从，这样A被认为对B具有权力。如乔治·霍曼斯所言：“当大多数人想要得到少数人能提供的东西，或大多数人恐惧失去少数人能撤回的东西时，这少数人就变得强大了。”（Homans 1974：197）再者，如爱默森在1962年指出的，如果A能垄断B所需的所有资源，A就会使B在一种“权力——依附关系”中依赖A的权力。这里的核心主题是，单向赠予确立了优势地位，这一点反过来会扯平交换关系中最初的非均衡。彼特·布劳指出：“权力的某种非均衡确立了交换中的互惠。单向的服务引发了权力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使得交换平衡。”（Blau 1964：28）“一个赐予他人贵重礼物或提供重要服务的人通过迫使他们听命于他而获得优越地位。”（196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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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下岬的个案对以往理论的结论提出质疑。就礼物的实物性流动而言，下岬的单向送礼显示出四个特征：（1）下级向上级送礼，但不期望同等的回礼；（2）由于社会等级的金字塔式结构，送礼者的数量超过了收礼者的数量，这导致了礼物在上层的积聚；（3）尽管收礼者不回礼，他们在社会上仍然是优越的、强大的；以及（4）礼物重复的单向流动在相邻阶层之间创造了交换价值制度化的失衡，而这转而被视为地位差异的另一个标志。所有这些特征看来都与既有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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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下岬村如此不同？这个问题显见而直接的答案是，下岬村代表了迥异于主导以往社会交换研究的那些社会的另一类社会。多数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分析基于对相对“简单”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在那里，政治国家的渗透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局部性的（参见Sahlins 1972：188）。相反，社会交换的社会学理论则着重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互动，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民主政治体系、基于经济阶级的社会分层和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下岬村不同于这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在过去40多年中，像中国的其他社区一样，下岬村一直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居民们生活在伴有国家再分配体系的计划经济当中，经历着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地位等级制的形成。因而，现有的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不适于下岬的现实生活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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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的权威是基于它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并由新的干部阶层来维持和强化（Djilas 1957；Szelenyi 1978）。这种垄断导致了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依附于官员；这个现象被魏昂德（Walder 1983；1986）描述为“组织化依附”的一种形式。正是资源的再分配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整合原则，确立了在再分配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纵向关系（参见Kornai 1986；Nee 1989；Szelenyi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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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会的层面，基层干部控制着再分配体系，因而可以迫使村民们依附于干部手中的资源。我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那些村民们需要和渴求的物质和服务，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资源。在集体化时期，下岬村民们在干部领导下劳动，他们最基本的需要由集体来进行年度分配。就经济资源而言，干部们通过分粮派活、监管家庭副业的发展以及批准社会福利来控制村民。[1]政府对城乡迁移的限制进一步将村民禁锢在集体中，从而增强了地方干部的权力。在最激进的时期，参加集体以外的社会活动——比如到亲戚家串门或去附近的集市——都要向干部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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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权力——依附关系中（Emerson 1962），干部的优越地位排除了平等交换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再分配者，干部可能感觉不到向他的下属——依赖于其所控制资源的人——回礼的义务，因为不回礼也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村干部的礼物也不会对其上司产生强制力，因为后者为前者保住权力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关系。换言之，互惠回报的义务这一各种形式的礼物馈赠的基础（Mauss 1967）在双方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社会关系的既定结构取消了互惠的义务。正如布劳指出的：“单向的送礼导致以前同等的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但一旦优越地位是高枕无忧地建基于社会结构之上，其占据者就可以要求单向的服务而不危及他的地位。”（Blau 1964：110）[2]进一步说，因为干部对资源的控制常常导致依附的村民们之间向上送礼的攀比，后者的礼物贬值了，或者以人类学的语言来说，他们给领导的礼物是等级低的礼物。在仪式性场合，村民给干部送礼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构成必须偿还的潜在社会债务。在这种等级背景下，送礼只能充当一种消极的策略：低层的人通过这种策略保护自己免遭上级的歧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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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示，向上送礼体现了位卑者对位尊者的尊重和忠诚，反映了后者在他们的下属中的权力和威信。干部们常常相互攀比家庭庆典的到客人数，将此作为他们的权威和成就的体现。因此，一个人没送礼可能被理解为对领导的冒犯；由于仪式性交换具有公共性质，这种事可能被非常严肃地看待。村干部与上级的关系也是如此。干部有许多办法来向那些没有向其送礼的人表达怨气，比如在集体劳动中分配一个糟糕的工作给他，或者，如果是在官僚机构中，不再扶持其下级干部。与上司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已经对下级构成了一种制裁，并足以使他们就范于向上送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指望得到具体的回礼，却仍继续给领导送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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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于等级化送礼中的制裁也反映在干部对客人到场情况的反应上。一个司仪告诉我，当一个普通家庭举办婚礼或其他仪式时，主人总是关照每一个到场的客人。仪式之后核查礼单时，他也总是十分关心是哪些人参加了仪式。相反，由于人数众多，干部或其他地位高的人却并不总是招呼每一位客人。核査礼单时，干部总是试图弄清谁没来以及为什么没来参加仪式。这个受访者说，作为司仪，在为大户人家操办庆典时，他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主人仅仅招待那些尊贵的客人，而把其他的客人交给他和他的帮手。显然，和把所有客人的到席都看作人情的普通村民不一样，干部（或他们的上级）视下面送来的礼物为理所当然，因而只想知道“谁没有参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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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下级超出常规性的送礼，与上级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时，才会得到积极的回报。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常常会牵涉进来，比如持之不懈地向领导提供个人服务或为开后门而呈送贵重的工具性礼物。在这些情况下，上级在利用职权分配资源时可能会向送礼者倾斜，从而将礼物交换转变为一般社会交换。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下岬村民把这种社会交换称为“拉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关系这个词比在其他用法中多了一层贬义。村民们常常说起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人怎样与干部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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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涉及一个现在在哈尔滨市当老师的年轻男子。1974年，上面要下岬村推荐一个年轻村民上大学。[3]被提议的候选人是村内的妇女主任。为了得到这个好机会，那个年轻男子和他的父母动员了他们村里村外所有的私人关系，传说他们送了500多元的贵重礼物给所有相关的干部和一些政治积极分子。最后，这个男子战胜了原来的候选人，得到了提名，在1974年的秋天上了大学。几个月后，那个失败的候选人精神失常，再也没有好转过来。据我的讲述者所说，当她得知她没被选上不是因为对手的优势而是因为他给干部送了礼时，她就疯了。这是一个工具性送礼的典型例证，在这个例子中，向上送礼的回报是领导赐予的恩惠，地方上称为“上油”，这种情形近年来越来越普遍。在另一个例子中，邻村的一个村干部由于生了第五胎——是期盼已久的儿子——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撤了职。不到两年，他又被提升为村里的党支书，还得了一个绰号“牛支书”——为了恢复职位，他给乡政府中所有的主要领导送了礼，包括给书记送了一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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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具有两方面的启示性。第一，尽管上级最终会回偿下级的单向送礼，但不是以“礼”还“礼”，毋宁说，上级通过运用他们的职务权力、通过安排工作份额或职务升迁来回礼。和实物礼物的赠送不同，工具性资源的给予，不会引起既定资源总额的直接损失。无论如何，干部们总得分配由他们掌握的资源，不同之处只在于分配给谁以及为什么利益而分。更重要的是，在交换之后，由于上级的私人财富增加了，双方之间以前的等级关系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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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博若指出，“每个文化都提供一种机制，这个机制能将由均衡与不均衡间相互制约而产生的社会紧张限制在一个界限之内”（Lebra 1969：130）。送礼者在等级背景中的不利位置被中国文化中的主导观念平衡过来。比如，中国文化中对名分和角色差异的强调为单向送礼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的基础。忠、孝、节、义历来被推崇为中国文化中为人最重要的美德。在这些美德中，对村庄社会而言，孝敬又格外重要。对父母、长辈和社会上层的尊重、顺从和尽心尽力会被当作善事受到乡村社会的奖励。因为同样的原因，不孝可能会摧毁一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信誉。比如，中国人相信“不孝之子必是奸商，因为他对父母都不讲信义”（L.Yang 1957：302）。作为颂扬忠孝的一个结果，“统治者或父母的位置本身，就确保了受到下属或子女的尊重和服侍的特权”（1957：308）。村干部的位置本身为接受村民们的敬重和礼物提供了合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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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单向送礼方面，“面子”这一观念具有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面子被界定为“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可察觉的社会位置与声望的函数”（K.Hwang 1987：961），它总是属于那些处于上层或高位的人。当他们接受一个下属的礼物时，收礼本身被认为是给送礼者面子。与指涉基本道德特性的道德性脸面（脸）不同，社会性脸面（面）“可以被借用、争取、增加、填补——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面子在量上的缓慢增加”（Hu 1944：61）。增进一个人社会脸面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地和有权势有名望的人建立关系，因为私人联系被认为是一个人资源和声望的组成部分。村民们常常炫耀他们参加了某个有权势的人家的庆典，与这样的人有随礼关系。尽管一个普通村民并不期望从一个上级收礼者那里得到回礼，后者的收礼举动本身就会被送礼者视为自己的社会资本。一个人可以借此增进自己的面子，然后转而享受那些地位更低的人的尊敬和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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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干部中向上送礼的链条。一个干部向其上级赠送单向的孝敬型礼物的同时，可以指望来自下层（无论是低层干部还是村民）的类似礼品作为补偿。此外，因为与上级的密切关系，他可能对其下级具有更大的强制力。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所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一种非均衡的交换链条超出了送礼者与收礼者的两方关系，至少牵涉到一个等级制中的第三方，以便最终实现均衡的互惠。莱博若曾把日本社会中类似的状况概括为“线状传递的互惠”（lineal transferred reciprocity）（参见Lebra 1975：5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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