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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的孝敬与印度的檀施在礼物的功能、礼物的非对称性等方面极为相似，但在社会奖惩方式、受礼者的地位等方面又迥然不同。其中，最根本的差别当然还在于孝敬是“自家人”范围之内的个人化的人情往来，而檀施却是在“外人”（即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社会化的义务性交换。无论同与异，都是由孝敬和檀施各自所属的中、印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所看到的仍是中印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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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如果我们以孝敬、檀施以及它们所属的儒家名分伦理和种姓制意识形态为一方，以西方社会的礼物馈赠为另一方，展示于我们眼前的又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方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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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倡导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以经济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差异，另一方面个体独立性、个人之间关系平等的文化观念又深入人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绝无长幼尊卑之序，追求平等友爱的朋友式关系。这体现在礼物文化上，便是互惠式即投桃报李式的往来，如圣诞节期间互赠小礼物的习俗。但是，跨阶级的礼物馈赠却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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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差异，但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即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以中国为例，上层文化中所谓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的双重伦理标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社会规范，都明确肯定了社会成员的不平等关系。下层文化则通过“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类俗谚表现着个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无所不在，家庭也不例外。作为小媳妇，位卑言轻，就必须处处孝敬别人；而一旦通过辈分升迁和年龄增长这两条社会流动的途径熬成婆婆，便可放心享受他人的孝敬。因此，在礼物馈赠文化方面，便会出现礼物单向流动，受礼者地位高于送礼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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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礼物研究理论，先是由人类学家分析氏族社会所得，后又为社会心理学家验证于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在氏族社会中，阶级分化尚未完成，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是以“原子”的形式，平等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工业社会，又如上所示，个人主义的平等原则占据着统治地位。自然而然地，礼物必须双向流动和送礼者是债权人、地位高于受礼者这两条原则便得到反复证实，并逐渐为学者们所接受。但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社会既不同于氏族社会又有别于西方社会，在社会关系结构和人际往来模式方面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本文的分析已经证明孝敬与檀施都是无须回礼、单向流动的礼物馈赠类型；而且，中国的孝敬还是自下而上的礼物流动，受礼者的地位高于送礼者。这表明上述西方人类学礼物研究的二原则无法应用于中印非对称性礼物馈赠的研究，其普遍性应该重新验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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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第789——800页，李铮、蒋忠新、段晴、钱文忠（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檀施”一词的译法，系蒙季羡林先生所赐；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再恰当不过，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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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孝通曾探讨过这一现象，在解释为什么本来相邻而居的农民却要跑到集市上去交换产品时，他指出：“因为在门前是邻居，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辞场算清是陌生人的行为，不能牵涉到其他社会关系的。”《乡土中国》，第82页，上海：观察社，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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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兰达曾经建议在分析任何社会制度或体系时，都应注意现察功能、角色、权力分配、等级差异、行为动机、规范与规则，以及制裁方式等因素。参见P.Kolenda，1963，“Toward a Model of the Hindu Jajmani System”，Human Organization，Vol.22，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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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Parsons，1937，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Free Press，p.551.又，帕森斯认为西方基督教伦理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m），即一个人的待人接物之道是固定的，不因私人关系的变化而有差序等次之分。一个有意思的小例子便是中国人似乎总不能理解西方的父母向寄居家中的成年子女索取房租的 “奇事”——太不讲情面了嘛！而西方人却认为住房交租是天经地义的，天王老子也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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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94页，香港：集成图书公司，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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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人类学家杨美惠曾发表过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关系学策略和建立关系的五个阶段，见Yang（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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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友兰：《新世训》，第4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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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代表这种思想的一个经典范例是埃文斯-普里查德关于非洲努埃尔人的亲属关系与政治组织的研究。详见Evans-Prichard，1940，The Nu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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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6页，上海：观察社，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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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冯友兰：《新世训》，第4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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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先缙恐怕是第一个对中国的“面子”概念进行分析的学者，她认为面子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脸与面了。“脸”指伦理道德方面的声誉，而“面子”却是由身份成就而带来的社会名望，每个人都必须有“脸”，但只有地位高者才有面子。详见Hu（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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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P.Kolenda，1963，“Toward a Model of the Hindu Jajmani System”，Human Organization，Vo1.22，No.1，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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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扎马尼制度的特点，除了上引科兰达文，还可参见E.Harper，1959，“Two Systems of Economic Exchange in Village Indi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1.61，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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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第100——106页，黄思骏、刘欣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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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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