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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的形成，大致可概括为4个时期。在古代社会经历了从血缘婚到对偶婚的嬗变，到南诏大理国时期逐渐形成一夫一妻制，元明清时期白族婚俗受汉文化影响更加深刻，近代白族的婚俗受商品经济影响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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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社会的白族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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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使用简陋的石器、木器和骨器改造自然。为了生存，人们自发地群居共处，人的意识还处在纯粹动物状态，人际关系完全处于天然状态，原始本能的杂乱性交关系是普遍形式。根据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婚姻发展的线索分析，母系氏族时代血缘婚、普那路亚婚（群婚）和对偶婚是人类最早的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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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群落分裂成若干个血缘小集团。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产生了人类的第一种家庭形态，即血缘家庭。这意味着男女交配逐渐排除了杂乱的性交关系。在血缘集团内部，不同辈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不能婚配，只有同辈之间的异性可以成为夫妻。这就是血缘群婚或集团内婚制。这种远古时代的同辈血缘婚，可以从白族民间故事中找到依据。如《人类和万物的起源》、《鹤拓》[43]、《氏族来源的传说》[44]关于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神话故事传说。《人类起源》讲述了洪水过后，人类兄妹只得婚配，繁衍后代，发展至今。《鹤拓》讲述了大理坝子原来是一片汪洋，水退后白鹤引导一对兄妹从苍山顶上迁下来。为了繁衍子孙后代，由白鹤撮合，兄妹成婚。一家变成千万家，越来越繁荣兴旺。广泛流传于大理州鹤庆、剑川等地，白族群众中古老的“打歌”体创世史诗《创世歌》（又名《刀薄劳苔与刀薄劳谷》，是白语女始祖、男始祖之意），讲述了人类始祖十对儿女结为夫妻的故事，就是人类血缘婚的缩影。血缘家庭是家庭的最初阶段，这个阶段的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作区分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家庭范围以内所有的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作自然而然的事。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如此，也互为夫妻。”[45]这种典型的血缘家庭在白族中虽已绝迹，但亚血缘婚的残余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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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分析显示，旧石器时代初期向旧石器时代中期过渡之际，也是人类社会由血缘群婚向氏族外婚转变的时期。但婚姻形态的转变并非整齐划一而且十分缓慢、滞后，许多残余在一些地方一直保留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期的血缘内婚，自然给后代和本氏族的繁衍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人类经过漫长的婚姻、生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才认识到其危害。在排除、限制血亲婚配之后，人类逐渐转变为普那路亚婚——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一个氏族集团内部，同辈男女之间不能通婚。这种禁忌约束的出现，说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已经逐渐认识到血缘相近会影响种的繁衍，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婚姻形态源自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不再互称为兄弟，他们也不必再成为兄弟了，而是互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associé（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46]这种婚俗在白族中曾有过，并遗留了与之相联的风俗。白族传统的歌舞盛会，如大理的“绕三灵”、剑川的“耍海会”和“石宝会”、鹤庆的“扫火塘会”、云龙的“澡塘会”等，都有普那路亚婚的遗迹。在白族“绕三灵”的三天活动中，白天行路、歌舞；夜晚老人们祭神，来自不同村寨的青年男女情歌对唱，唱中意就双双结偶野合，多数为临时偶合。这种偶合关系在白族语中叫“架尼”或“活嗯”，意为亲密的情婚伴侣。“架尼”或“活嗯”一经交上，两人可以每年都相约相会。这种“架尼”的关系在白族地区比较多，尤其是在文化较滞后的山区。白族的“绕三灵”活动是穿着宗教外衣，“从广泛流行的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47]也是一种氏族外群婚方式。目前学者都认同“绕三灵”习俗表明白族对古代先民的群婚还保存着朦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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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又产生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这就是对偶婚。恩格斯指出：“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在对偶婚期间，婚姻关系比较松散，“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48]对偶婚产生于母系氏族的全盛时期，因而带有若干母系家庭的遗迹，子女只属于母亲。这种习俗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大理州洱源县西山区的白族之中还有遗留。[49]据学者调查发现，在西山白族村落，一般以一个姓氏家族聚居的较多。青年男女到婚嫁年龄，虽然结成对偶夫妻，在一个家庭里生活，但已婚夫妇却很少一室同居。婚后男女双方都可以去寻找自己称心如意的情人。男子有帮助情妻发展家庭经济的义务，同时创建家业。但男子不能享受妻子的财产继承权，更不能享受所生子女的孝敬义务，赡养父母还是要靠配妻所生的子女来担负。[50]对此，白语称为“都板活”，汉译为“采百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白族智慧的增长，“采百花”这种具有主夫主妻性质的对偶家庭制度，在大多数地区也被一夫一妻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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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考古发掘表明，距今2350年前的春秋末至战国初期，云南洱海地区的原始社会已经解体，过渡到奴隶社会初期。中原文化早在战国末期就开始影响云南地区的土著文化。明朝李浩《三迤随笔》中的《洱河说源》记载，公元前279年庄蹻入滇，因道阻难返。历六载，知滇池温和，诸蛮无恶意，娶土人为妻，散居于云南。定居下来之后，变服从俗，也把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了这里，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此后，迁入云南各地的汉族移民，为了生存也逐渐“变服从俗”，走上了“夷化”的道路。战国末期以后，迁来云南的汉族人口主要融合于居住在内地坝区的白族先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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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开始经略西南夷地区。下令开凿了一条由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使云南与内地开始了频繁的货物交易，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代加强了对西南的开拓和控制，使大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开始在云南设置郡县，包括洱海西边的叶榆县，有力地促进了大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由海门口到石寨山的滇文化基本上是云南土著民族的文化，其中既吸收了中原的氐、羌、巴蜀、荆楚和百越文化成分，又吸收了东南亚和南亚文化成分。汉晋时期入滇的汉人，大多融合于爨氏，即后来的“西爨白蛮”之中，同时也促进了“西爨白蛮”的汉化。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前后的宁州战乱，引起滇东包括叟人在内的编户屯民大量迁往滇西，西爨势力也随之向洱海地区发展。在秦汉至隋时期，有关云南大理的史料，对婚俗的记载很少。目前仅能从这些间接材料分析出白族在这一时期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元素，以滋养本民族婚俗文化的孕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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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被誉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从大理往北经丽江、迪庆、中甸到达印度，往南经临沧、思茅到达老挝、越南、泰国，往西经保山、德宏到达缅甸，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史称“蜀身毒道”，是我国对外交往最早的国际通道，成为中央王朝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门户。另外，具有悠久历史的“茶马古道”也在大理交汇，大理一直是这两条古老商道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由于天高皇帝远，民间商贸往来，商人和百姓都从中受惠，所以受到当地统治阶级的保护而绵延不断。正史以外的《西京杂记》记载：“宣帝被收系郡邸狱……系身毒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这一记载表明，可能在两汉三国时期印度的镜子就传入大理，并因其神话色彩而被运用到白族婚俗中。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传来的佛教已经在民间得到普及，佛教的一些观念也渗透到白族民间的婚姻礼俗中。最突出的就是因缘说，即男女双方的婚姻是否合适，要看双方是否有缘。而且今生因缘前世定的观点，为宿命论婚姻观提供了宗教理论上的支持，对白族民间婚姻的稳定有明显的作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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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诏大理国的白族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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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南诏省（大理省）由现在云南省大理州、保山市、临沧地区、德宏州、怒江州组成，省会在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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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天宝年间南诏崛起，势力向东发展，西爨统治区域相对缩小。公元746年南诏兼并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后，又迁徙二十万户白蛮到滇西，充实其直接统治的十赕，使云南政治经济中心西移，大理进入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奴隶社会。南诏以武力在短期内征服了六诏，并实现了对其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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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思想上、心理上取得其他部落的认同，就需要消除宗教观念上的离心力，用一套新的神系来取代各部落原有的祖先神灵崇拜。[52]南诏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学习外部先进文化，摆脱自身的原始文化习性，从内容到形式逐渐孕育出一种雍容温雅的文化范式，在行为上追求从容闲定的道德境界，在仪式上构筑一套浑厚庄重的人生礼仪，昭示着之后白族礼仪文化的形成。据《民家源说》记载：“民家善歌，每年夏初而结集，起点古本主圣源寺，即天女降世地，止于叶榆城东海神庙。日夜作歌，无老少之忌。多男女间事，父母知而不管，曰神赐天婚，亦曰‘三灵神会’。入夜，巫者裸身舞火塘，踩刀而足不伤。据曰，此俗一传数千年，先主示意人源如此，方能延续万世。此行本婚嫁之始，古人本无六证三媒。古今男人皆好战，蒙氏建国多争战。天宝之战，民家子十五以上皆为丁，十人七死三生，故有此俗。那时四女共一夫，而靠‘三灵’之俗延之。洪武平滇，民家男丁减三停，古任之，渐以礼义人伦教之，而婚娶渐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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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时期，贵族统治集团实行等级内婚和王室婚盟。如王室与河蛮一直有婚盟关系，磨些蛮与南诏世为婚姻，乌蛮与南诏亦是婚姻世家。而普通百姓中未婚处女和寡妇为选择恋人，在性关系上仍不受约束，结婚之后则禁止男女再犯。所谓“俗法处子孀妇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葫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杀勿论，妇人亦死”。这个时期，白族婚俗仍然留有民族原始的特性，还属于“形华而心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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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文化在汉族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下逐渐发生深刻变化。据考证，一夫一妻制在南诏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比对偶婚稳定，双方不能随意解除婚姻关系。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是统治阶级的一夫多妻。《云南志·蛮夷风俗第八》记载：“南诏有妻妾数百人，总谓之诏佐，清平官大军将有妻妾数十人。”也就是说南诏时期王室、高官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权，而且不容别人染指，否则就死到临头。南诏王阁罗凤就因妻子被唐剑南节度使张虔陀欺辱，发兵将其杀死，攻陷了姚州及所属的三十二夷，成为唐朝“天宝之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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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发展，才会有讲究享受生活品位的白族民间艺术的扎实根基。如果是食不果腹，就没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白族婚宴“八大碗”的饮食传统产生。同时南诏重视和鼓励手工业发展，有手工艺的平民也可以享受授田，“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55]就是说有手艺的人，获得田地有两次收益后，才需向南诏纳税。这一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大理地区手工艺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使白族民居日益讲求精雕细琢，新娘的手镯、耳坠、头饰日益讲究华美，衣服讲究做工、面料讲究质地，提供了技术条件。白族妇女结婚都喜欢佩戴玉饰、珐琅、银饰。南诏大理国的纺织业源远流长，毛纺织以羊毛毡工艺尤为突出，这种羊毛毡具有防风、隔潮、保暖等特点。据《云南志》附录记载，南诏曾把毛纺织品作为贡品进献唐王朝。在白族传统婚俗中就有订婚送羊毡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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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晚期，统治者要求“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掂素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从此，佛教礼仪逐渐成为白族生活习俗的一部分。道教思想也广泛渗透在白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情感之中。从民间婚俗信仰来看，大理白族人家的堂屋或正楼，供奉的多为“三教并列”，有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像。白族婚俗中通过事佛、拜本主、祭先人、新房点“七星灯”等仪式和行为，不断强化对神灵、祖先、天地的敬意，去除心中各种恶念，潜移默化地进行民族性格、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到南诏末期，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在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白族婚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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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02年南诏覆亡。公元937年白蛮段思平讨灭大义宁国主杨干贞，建立大理国，基本承袭南诏版图，辖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大理国历经22世，共318年，实行阶梯式层层分封的“世官世禄”的封建等级制度，农业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手工制作的专业村，如喜洲以纺织为主，周城以染布为主，上鸡邑、下鸡邑以裁缝为主，五官庄、波傍邑以皮革为主，金圭寺以制羊毛毡为主，太和村以编草帽为主，三文笔以石匠为主，大理县城以制革、制靴鞋、制帽、金银饰为主，为白族服饰、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大理与缅甸、波斯、昆仑等国都有贸易往来，大理城已成为重要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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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的文化艺术也很发达。民歌和传说故事是这一时期白族文学的主流形式，对口山歌也很流行，《白族调》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本子曲》等文艺形式，不断充实、丰富到白族婚俗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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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时期，白族与内地人员的往来已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学者、官员等上层人物，也有商人、农民等平民阶级，也有迫于无奈的阶下囚。这些移民来到大理，通过不同方式给大理都带来了新鲜文化的气息，这种影响广泛而深刻，使包括婚俗在内的民俗逐渐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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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明清时期白族的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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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以来，儒学渐传，至元代规模空前。源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元朝至元六年（1269年），在中央设立“国子学”，在地方分别设立“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并在中央及地方分别设立“国子监”及“儒学提举司”，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事业。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首先在云南开展尊孔读经和创建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庆路（昆明）、大理等地首建文庙，使白族“习礼让”、“知风化”，从不知孔孟发展到“出入孝悌”。如《元史·赛典赤传》记载：“十三年，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葬。无粳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56]元朝行省的建立及相应的措施，中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白族化”的进程，汉文化在云南得以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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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滇人张道宗《纪古滇说》记载：“邓川东十里，邓赕诏之妻名慈善者，因诏夫被杀，筑城负固之。神武王（南诏王皮逻阁）亲率兵欲妻之，慈善坚执不从，誓曰：一女不更二夫。乃据城以自守，王领兵攻之不克。慈善卒，王嘉其节，赐号德源城。”这个民间传说源于南诏王皮逻阁统一五诏这段历史，与历史并不吻合，有明显的艺术加工成分，属于后人杜撰，因为贞洁观念是宋代理学兴起后才出现的。[57]从这个民间传说的流传可见，大理白族受汉文化婚姻贞洁观念的影响已经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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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后，大理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原文化之中。元初郭松年在所著《大理行记》中记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唐宋）之遗风焉。”也就是说，元朝初期，大理无论是建筑、器用、服饰饮食、语言文字，还是婚丧嫁娶、军事阵法，其模式、规则、行为规范等都有唐宋的影子。汉文化的整合力与大理白族的兼收并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作用力使白族民风民俗日益汉族化，进一步促进了白族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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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全国政令统一和汉文化大量传入，儒家学说在云南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加之元王朝也大力宣扬佛教，大理国时期传入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白族情歌已经很发达，叙事长诗和民间故事流行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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