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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族移民人口众多，白、汉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文化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整合。在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汉族移民与白族大量通婚或联姻后，加速了白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认可与整合，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较为普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虽然自明代开始，汉文化对白族文化形成新的挑战。但由于白族文化是本土文化，且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和积淀，所以汉文化也不可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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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大理地区的商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中心。大理城成为与昆明、永昌、腾越齐名的重要商业城镇，此外，宾川、祥云也成为货物的集散地和当时较大的商业城市。类似“三月街”、邓川“鱼塘会”之类的农村集市也大量兴起。随着同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大量新兴集市、城镇的出现，大批内地商人“近之则川、黔、桂、粤，远之则楚、赣、苏杭，皆梯航而至”。他们携带着大批商品货物，来到这些集市、城镇贩卖他们的商品，不知不觉地传播了汉文化。这种繁荣发展的商贸往来，源源不断的新奇商品强烈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白族婚嫁不断翻新、升级。南来北往的货物贸易，为白族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和活力，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变了消费观念，使白族婚俗的形成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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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把开道设驿作为镇戍云南及其边塞的重要举措，大理地区的交通状况因此得到极大改善，形成了以大理为中心、以七条主要驿道为主干的便利的交通网络。明清时期，大理地区为克服交通障碍还修建了大小42座桥梁。交通状况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自然环境对文化传播的限制，有利于这一时期汉文化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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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9年（顺治十六年），清廷镇压了支持大西军的元江土司反抗，随即改土归流。原来内地坝区的土著白、彝等族先民与明代迁入的汉族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还有所差别，从这个时候开始，民族进一步融合，《蒙化志稿》记载“十之八九从汉俗，婚丧悉遵《家礼》”[61]。《滇南志略》载：“俗习朴厚，鄙浮薄，恶游荡。居山谷中者有罗罗、僰人数种，亦知伦理，婚姻、丧葬与汉礼相去不远。其子弟之俊秀者皆知业儒，有古风焉。”[62]白族逐渐从行为规范改变到逐渐养成习惯，从而影响着白族婚俗文化的发展、进步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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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绝大部分白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取得了统治地位，商业、手工业发展水平位居西南少数民族前列。白族经济的发展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白族吃、穿、住等物质生活习俗的演变。康熙时地方志中记载大理地区：“家无靡费，市无惰民，族多白人，俗与汉人等。”[63]虽然白族有勤俭、淳朴的习性，在云南大多数民族“屋室器用衣服多朴素”、妇女也“不尚泽饰”，[64]有优越经济条件的大理白族人家却不惜重金置办嫁妆、办喜事。《雍正宾川州志》风俗记载：“自平贼以来，居多汉人，俗渐向化。海东鲁川俗皆白人，今亦多汉，文乐耕读，士风称盛，民俗谨朴，宾居、牛井类皆汉人，婚丧奢靡多至荡产，今亦渐崇节俭，醇厚可观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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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光绪年间，邓川渔潭会已经是“每岁中秋日，洱滨游人为彩舟至此玩月，商贾并集，近则滇西州县士人，远则川广估客亦多至者。凡五日而后散。会中凡百货物皆备，而以婚姻娶之装饰品为大宗；其次则木石，木则中、维、丽、剑所产，石则太和所产，彼此交易。始而木石山积，卒则雪消，亦滇中极大贸易场也”。[66]渔潭会既有茶马古道经过，又有水运码头，是水陆交通要冲。渔潭会除了邓川奶牛以及各种农具、渔具等物资交易外，主要是出售嫁妆用品，故渔潭会又被称为白族嫁妆会。准备在秋后嫁娶的人家，都要来这里备办嫁妆，采购剑川的木雕家具、腾冲的玉器、金银首饰以及白族民间的剪纸、刺绣，等等。在渔潭会还进行各种民间文艺体育活动，如赛马、游泳竞赛、对歌等，[67]这也正是年轻人恋爱的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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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通婚没有太多的族别限制，或许起初并非自觉自愿。明人李浩《三迤随笔》的《叶榆城三变》记载：“至晟丰祜，掠成都工匠三千，入叶榆城，并强与当地民女婚配。时因征战，蒙氏将士多战殁，叶榆城中多寡妇，故妻之而定其心。”[68]另据《民家源说》记载，“民家喜客，性善。徐总兵宽厚，怜充军囚犯多因触犯新律，京都世宦富豪良家子，故而许军犯娶妻，子女不入囚籍，为屯田庶民，成人后有战事为夫役。”[69]由此可见，既有当政者为稳定工匠、军心，强迫命令汉族与白族通婚，也有因恻隐之心而让充军囚犯与当地民女结婚。这类政策促使汉族与白族之间通婚，由此带来日常生活、习俗方面的相互交流与融合，白族民众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与异族的通婚也由被迫转变为自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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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泓《滇南新语》记载，剑川白族有赶夜市的习惯，他认为夜市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于是“首禁之，立为条教，示以男女有别，出作入息之义，及违禁之罚”。结果“民初不以为便，逾月而夜市绝……城市妇女之迹遂鲜”。由于诸如此类政令的发布和执行，逐渐影响了白族的婚姻观念和习惯。明代以后，白族因受汉族封建礼教和封建官府强制改革“蛮风夷俗”的影响，虽然男女青年还可以在“绕三灵”、“石宝山歌会”等传统节日里自由交往、恋爱，但是，这种交往一旦发展为结婚，便受到伦理与习俗诸方面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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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后，大理白族受汉文化影响更大，形成子女婚姻由父母包办，重视仪礼，须经过求亲、合八字、送聘礼、迎亲、成婚一整套手续。[70]白族民间还盛行姑表、舅表、姨表间优先的近亲通婚习俗，如碧江的白族则堂兄弟的子女也可婚媾。海东地区姑表婚有优先权。[71]白族在婚姻问题上也深深打上了封建思想的烙印。男女青年无婚姻权，一切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被看成是伤风败俗，为控诉封建婚姻给白族青年造成的不幸，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剑川地区的长诗《青姑娘》，大理、洱源地区的《望夫云》、《辘角庄》，都是对封建等级婚姻的抗议、对自由婚姻的歌颂。随之而来的是买卖婚姻，妇女地位下降。大理洱海东西两岸的白族在新中国成立前盛行买卖婚姻，从订婚、交礼、求媒到结婚要花费一大笔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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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政权一方面以改土归流废除白族土官，实行汉族“流官”的政策，打破了元代以来云南军政相对独立的格局，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促成云南政治的大转型。另外，白族各大姓大部分被迫从城市迁往农村，从坝区迁往山区，从内地迁往边疆，使得从南诏大理国以来一直持续到元代的主体统治民族——白族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话语权被急剧削弱。一元文化传播格局的形成，为汉文化在大理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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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理白族婚俗也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正如马曜先生所言“明代以前汉族白族化，明代以后白族汉族化”，这是白族发展变化的基本状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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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代白族的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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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云南社会经济也和全国一样，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同时各民族内部又存在着脱胎于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制生产关系的多种社会经济形态。19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的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也逐渐投资于工矿业，发展了一些民族资本的工业。大理地区出现“鹤庆帮”、“喜洲帮”等民族资本组织的大商号，有些是白族资本家，主要经营进出口业。1903年英国在腾冲设立海关后，大批洋货涌入大理、下关一带，刺激了当地产品和技术的改进，尤其是缝纫机、纺织机等的输入，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大提升，促进了当地缝纫业、纺织业的发展。白族人民由此可分享更多质地更好、花样更多、色泽更艳的服饰，为服饰的推陈出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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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的发展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原来崇尚勤俭的消费观受到冲击，生活奢靡之风逐渐出现。这方面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商人们致富后的大兴土木。据杨卓然先生的回忆，在喜洲经商发展的，第一件事是起房盖屋，建造祖坟；第二件事就是“婚丧嫁娶，大摆排场，极尽阔绰的能事，认为这样就可以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此外，喜洲大商人日常生活也特别讲究享受，这种习惯迅速向普通商人、民众扩展，“成为地方的一种风气，形成不如此则为人所不齿的恶习”。[73]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商品经济社会价值观开始逐步深入白族社会生活，传统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变迁，婚俗也发生了变迁。在当时一般“民家手头现金不多，民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债。每逢婚丧嫁娶，必有各种开销，这只有通过借贷或抵押土地来实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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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婚俗自此从原来总体崇尚节俭逐渐趋向崇尚奢华，讲究排场，表现出从众趋新、喜奢弃俭的社会心理，出现了百姓虽然生计艰难，但婚嫁活动却竞相豪奢、聘礼厚重的情况。在当时既有热衷富贵而招外地人为婿，之后又撕毁婚约而诉之公堂的；也有人家因贪图钱财，不惜让自家女子做富人之妾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民风变迁十分明显。到了清末民初，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丝绸、金银成为白族地区一些人争豪比富的器物。如有的女子看见别人结婚簪珥钏环由银改用镀金，也非镀金的饰品不戴；看见别人用金玉或珠宝，也非玉石珠宝不戴了。又看见别人结婚时兴绸绉而不是棉布，也非绸绉不穿了；他人改用缎绢，又非缎绢不穿了。这种对聘礼不断翻新、求荣求贵的心理日渐浓厚，致使有的人家婚约因此而破裂。如有的“婿家而素封小康也，尚可黾勉从事，全此局面，否则必欲强为，力有未逮，而良好之婚姻率因弊俗而迫于停顿与破坏者”。这在大理白族婚俗史上，可以说是旷古未有之新变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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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大理地区外出求学、经商的进步人士增多，这些人通过家信或回家探亲访友、奔丧完婚，以文章和口述的方式，不断向家乡人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鼓动当地人反对封建礼教，破除陈规陋习，使大理地区婚俗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1928年底鹤庆人黄洛峰因从小外出昆明求学，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坚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提出退婚。不料女方认为有损体面，危及门风，于是邀约族人到黄府去闹，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一时街谈巷议。青年人受到鼓舞，从此千古不变的包办婚姻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演变为一连串的抗婚事件。自由恋爱、男女私奔、逃婚离婚之事，层出不穷，“男人带女人出逃至自己家中。如果他幸运的话，经过双方父母和双方定亲父母的一段争执后，这段婚姻才被认可，两家按规矩互换礼物，这场争吵才算平息。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诱拐激怒了要脸面的女方父亲，一场追逐的闹剧就上演了。女方父亲会召集男性亲戚，挥舞着刀剑和火枪，向前猛追，沿路不断打听两人的去向，而被追的设法避开主街和要道”，出于面子等因素，民家逃婚者基本不会被抓住。[76]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此类情况还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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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文化传播和新思潮的影响，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白族青年开始倡导文明结婚，并开始出现“新式婚礼”。首先是婚礼服饰改变。把结婚时男子穿长衫马褂、女子顶红盖头、改为男子穿西装，女子穿旗袍、戴花冠披婚纱；其次是婚礼仪式改变：由传统的行跪拜礼改为宣读证书、交换饰约、行鞠躬礼、奏乐等。[77]为了适应这一新潮流，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理城内就有几家专门出租婚礼时新郎新娘穿戴的礼服、礼帽、花环、披纱等全部行头的店铺，这也为办喜事的家庭节省了开支。[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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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旅居上海的喜洲人在沪成立了喜洲旅沪同乡会。1936年，旅沪的喜洲人创办了刊物《新喜洲》，并将每期刊物寄送回喜洲，传播近代文明。受到当时国民政府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潮流的影响，喜洲兴起了一阵改良的热潮。以严子珍、尹立廷等为首的地方商绅，在喜洲成立了“改良风俗会”，提倡“集团婚礼”等新风气。喜洲等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白族地区，部分人开始接受集团婚礼的思想和形式，并于1936年5 月26日在喜洲第一次举行了集团婚礼，共有12对白族新人参加了婚礼。后来喜洲、大理、下关、凤仪等白族地区共举行了十几次这样的集团婚礼（见附录个案1）。1936年喜洲白族赵子厉在《新喜洲》第2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当时进步思潮在大理涌动。一篇是《由中国家庭改造问题说到家乡》，提出了婚姻改良的问题，强调应废除家长为年幼子女包办婚姻的制度和风俗，应征求子女的意见，或由子女自己选择，征求家长意见，然后订婚。另外是有上海生活经历的白族赵淑南女士，把上海较开化的妇女问题与当时闭塞的、封建意识浓厚的大理妇女问题相联系，写了《我所看到的妇女问题》，对当时喜洲社会包办婚姻的严重性作了分析，提倡自由婚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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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三月街”商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集市上，商品的选择很多，不论是来自沿海的商品还是来自海外的洋货，应有尽有。“鱼潭会”主要是本地商品交换，农民可以较方便地选购城里的商品，并销售手工业制品，如：刺绣、针线活、雕花家具、建筑用基石、皮货以及木制品。因为半数以上来赶会的是女性，因此商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供女性需要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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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大理白族商人本着一切从简的精神，极力提倡移风易俗，婚俗从简，倡行集体婚礼，费用由严家承担。[81]这场“新生活运动”由城市推及农村，在风俗习惯上兴利除弊，革陋习，倡新风，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这些改进国民性的主张，由于并未触及封建包办婚姻的实质和深层矛盾，治标不治本，自然半途而废。虽然这种仪式未能长久持续下去，但也体现了白族商人改良旧的社会习俗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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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理白族社会当时有大量的人口外流，受到自由婚恋观的影响，加上当时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82]民国时期的白族婚俗受到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从传统的封建、愚昧、泯灭人性，向近代自由民主、文明节俭的婚俗转变，这是近代中国思想观念转变的体现。民国时期白族婚俗虽有一些仪式上的变迁，但包办婚姻的习俗并未根本改变。这时虽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婚，但在大理白族地区的问卷中未见付诸实施。新中国成立前，大理白族主要是以举办婚礼作为结婚的正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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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白族的婚俗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之一。由于所处的地理条件及社会环境的差异，在形成过程中，白族婚俗文化又有多样性的表现。白族传统婚俗的形成，一是由生产发展决定，出于生存繁衍的需要、农工商经济的支撑，特别是农业社会特征明显；二是统治阶级强迫同化政策一以贯之地推进，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大批移民的先后融入，促进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汉文化传播，使汉白文化日益融合；三是南诏统一的需要与自信包容的民族心理，使白族先民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同时大理地处要塞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白族婚俗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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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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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包含着优秀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白族民众的集体记忆和血脉渊源。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和谐为目标，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民间文化为基础，以仪式为载体，对民众进行民族价值观、荣辱观、伦理观、善恶观的教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需要以客观、礼敬的态度，汲取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古为今用，有鉴别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建设良风美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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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勤俭进取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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