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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要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性质的制约，也受一定社会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程度的影响。历史上尽管统治阶级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创造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间友好交往的社会环境，如采取“和亲”政策，客观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间的往来，加强了民族间的各种交流，有利于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受阶级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和民族差别的客观存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关系中仍然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因此，在阶级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虽然表现特征各异，但是民族间的摩擦、冲突时有发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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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经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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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直接的目的就是确保财产让亲生的继承人享有。“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以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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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婚姻交换与财产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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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最基本单位，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两性结合形成的相应社会关系，如家庭、家族、村落等，是保障、促进人生息繁衍的根本所在，协调、规制人类社会中的两性个体行为及关系是一定社会组织得以运行的基石。通过婚姻关系，血缘、地缘与亲缘关系的叠加，加强各种层次的亲缘联合、发展，使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更加稳固。这种安全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的小农社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初期都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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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区到近代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商业因素，但白族始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大理地区是一个农业社会，白族以农耕为主，传统的白族社会婚姻的产生首先是满足经济利益的需要。生产是传统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要改善生存条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结婚求偶和繁衍后代，以提高生育率来增加家庭可支配劳力，从而不断增加个体家庭生产劳动和积蓄财富的可能性。在农业社会，劳动力状况对家庭经济影响十分直接，对人口再生产的强烈渴求，促使白族民间挑选女婿、儿媳的标准一定要健壮，这一方面是劳动力的象征，同时也是生育力的象征。妇女生育力强并且能生男孩，可以提高在家中的地位。因此生育在传统婚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双方家庭来说，以结亲的方式确立并加强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从而起到增加家庭劳动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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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存续的意义与家庭的生产功能紧密相连，人口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的继续与扩大，传宗接代是“孝”的首要要求，而婚姻的目的主要就在于实现人口的增殖。要实现永续香火、劳动力增加的目的，缔结婚姻的谈婚论嫁过程实际也是“谈婚论价”过程，实质是讲究交换的等价，因此白族缔结婚姻普遍存在婚姻论财、门当户对的习俗。一是聘礼钱，实际是对女方娘家劳动力损失的补偿，是劳动力与财产的等价交换。只有门当户对，才能有相应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大理一带流传：“穷人嫁穷人，彼此可商量，穷人若嫁富人家，姑娘命不长，好似把女儿推下塘。”二是财产交换。在民间俗语中，女子被称为“赔钱货”，为了不赔钱当然就要找还相当的身价。在这种财产交换的原则之下，出现了各种传统婚姻形式。大理洱海东西两岸的白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盛行买卖婚姻，从订婚、交礼、求媒到结婚要花费一大笔钱财。有些人家姑娘长得漂亮，价位自然就高些。为了掩盖这种冰冷的交换关系所带来的利害冲突，要借用媒人说亲避免双方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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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婚姻的交换，建立和加强家族间的联系，在这个原则之下，通行着人的互惠与财产的交换。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被交换的通常是女性。交换有双向交换和单向交换。双向交换是指一个家族嫁出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到别的家族（夫家）生的女儿还要嫁回母亲的血缘家族（舅家），这就是白族传统婚俗普遍通行的姑舅表婚。这种通婚习俗就是俗话说的“表姊表妹表上床”，其目的也是使财产不外流，亲上加亲。由于女子是家庭用来交换的财产和人质，所以丈夫死了妻子就须转给丈夫的兄弟，妻子死了由妻子的妹妹来顶替。此外，还有嫡子继承父妾，弟妇转给兄长，伯、叔母转嫁侄儿等。它既保证了家族财产的继承，又保证了原来的家族系统和姻亲关系的不变。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结合，只是父权血缘与财产延续的必要形式。白族普遍存在婚姻论财、门当户对的习俗，也是缘于父系家长制社会视子女为私有财产的私有观念，个人依附于家庭，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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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大家族和财团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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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民间，婚姻关系一经缔结，两个家庭、家族就从此紧密联系，以姻亲为纽带的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互助及生产协作日益加深。生产协作是姻亲之间临时的、零星的人力互换或牛力互换，如在建盖房屋、农忙时节、与外人纷争等大小事务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这种经济互助及生产协作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出力相助的成员，会受到族人的谴责和孤立。经济互助是姻亲家族成员内部的赈济，当遇有红白喜事，须根据家庭经济、亲疏关系，按常规礼节来往；如遇到老病残疾孤寡等特殊事故发生困难时，在经济上进行互助。所以对于双方家庭来说，父母早早为儿女定下一门“娃娃亲”，目的是尽快与另一个经济条件较好或条件相当的家庭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这样就可以明确确立、加强两个家庭之间的稳定联系，人多势众，起到提高自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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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界，喜洲商帮“四大家”即“董、严、杨、尹”四姓，与“八中家”之间不仅有经济来往，而且有紧密的亲族、亲属关系。从喜洲商帮的四大家来看，严家与杨家的主要号主严子珍与杨鸿春之间不仅是永昌祥早期的合伙人，而且还是儿女亲家；董家与尹家是甥舅关系，董澄农曾给予尹家资金援助。在主要商号的高级雇员中，普遍存在着血缘地缘关系的重叠。曾先后担任“四大家”之一严家永昌祥、“八中家”之一杨家“成昌号”的信账先生，杨一泉是杨家的女婿。“八中家”之一“成昌号”的杨显成，曾任“永昌祥”下关经理，与四大家杨克成是族兄弟，杨炽东之女是他的侄媳。“复顺和”的尹卓廷娶杨达成（地主）妹为妻，“永昌祥”严宝成之女系其媳妇，与尹辅成是族兄弟；尹佑廷娶杨炽东妹为妻。“光明号”杨品相任“鸿兴源”丽江、上海经理，“鸿兴源”杨鸿春之妹是其母。“源慎昌”杨用勋是“锡庆祥”昆明号经理，他的姐姐嫁给董澄农为妻子，与“鸿兴源”是家族关系，“鸿兴源”通过他与“锡庆祥”存有联系。赵应庚是“四大家”之一“鸿兴源”的老股东，他的妻子是“鸿兴源”杨鸿春的姐姐。从喜洲商帮大商号提携、扶持小商号起家的众多例子不难看出，这种帮扶往往发生在同姓同宗内部，或是有姻亲关系的商号号主之间。喜洲商帮借助宗族势力经商，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喜洲商帮的商号中也不乏通过熟人、亲戚关系建立的雇佣关系，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人际关系与宗族血缘结合，既使家族、宗族内部关系更加紧密，也是大理商号发展的坚实保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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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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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共同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运用象征符号，创造了本民族独特而相对稳定的文化，同时塑造了民族自身，表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团体的性格特征。对本民族共有身份、形象及风俗习惯等在内的文化持有强烈认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白族人民在婚俗活动中通过本民族民间文化的集中展演强化民族文化认知，生成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强化了民族认同，并有效地填补了代际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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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品格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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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品格是民族发展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财富，是人的良好意愿和人的尊严方面的财富。爱默生说过，品格是通过个性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秩序。它极尽所能地展现出人类最美好的天性。高尚的品格能够为民族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也是民族屹立不倒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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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品格通常与时推移，荀子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12]强调人的品质由各种具体环境所塑造，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即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会经过人们理解、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古代礼学家认为，“礼义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禽兽、脱离自然状态的根本标志”。“为了使人成其为人，就要借助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和克制人性中野蛮、卑劣的成分，通过教化使人具有文明、高尚的品行。”通过礼仪教育使民众由恶向善，[13]民族、国家发展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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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德行善的礼仪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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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白族先民是北方氐羌游牧民族，既剽悍又尚武。据史料记载，南诏军队每攻占一地，都会肆意掳掠。《新唐书·南蛮传》也称白族“喜相仇怨”。唐贞观末年，唐将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记载，当时洱海地区的白蛮十分剽悍好斗，如果有家人被杀，“其家即报复，力不能敌，则招其部落举兵相攻，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14]而自元朝开始，对白族的表述则多用“人皆善良”、“杀心差少”之类词汇，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民族性格是如何改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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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大理国历史上，白族曾全民信佛，这极大地影响了白族人的文化观念、民族心理及行为。南诏晚期，统治者要求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掂素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从此，佛教礼仪逐渐成为白族生活习俗的一部分。从唐代到明代的500多年间，大理的佛教信仰一天盛似一天，“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年手不释珠。一岁之中，斋戒几斗”。道教思想也广泛渗透在白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情感之中。“其剽悍之俗开始发生变化”，从尚武逐渐转向尚文的社会风气。[15]点滴行为、想法和感觉的改变，新的秉性、习惯的积淀，对白族日常生活行为举止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民族性格、行为习惯。在白族人民之间即使有纷争冲突，也很少使用武力。所以在西南少数民族之中，白族比较温和的性格非常突出，白族男子也逐渐改变了佩带刀或剑的习惯。有钱的乡绅可以不建住房，要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或捐建佛寺，即使是凶恶的土司官也“遇佛无不顶礼，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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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云南大力推行汉文化，使儒家的重德修身、道家的修道积德、佛家的去恶从善，逐渐成为白族人民生活的法则。虔诚的信仰，逐渐形成了白族尊重高远目标、高尚动机、纯洁思想的民族特征，真善美的信念成为白族精神而世代相传，成为个人、家庭乃至民族福祉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反对暴力、崇尚和平的思想本质，使原来桀骜成性的白族，被安定和谐的精神生活所感化，逐渐趋向明事理、树道德、施德化，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达到社会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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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还较低下时，无法解释和改变各种自然、生理、社会问题，人们自身的防御和抗病能力较弱，人生社会角色的调适与转换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于是为了保障种的繁衍和人生的顺利，规避自然的灾厄和社会的打击，白族先民通过各式仪礼敬天避鬼，祈求子嗣，去病消灾，逐渐形成了包括结婚仪礼在内的各种祭拜习俗。在传统社会由于制度和科技的落后，所以非常注意各种人生仪礼的特有祭拜传统。白族致力于投资民族品格的培养，在生活中尊重美德和善行这些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其他民族的尊敬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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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容感恩的民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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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本主的崇拜成为白族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作为白族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和公共秩序的象征，神圣的活动使白族社会生活秩序化、固定化并绵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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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崇拜虽然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教义教规，但已经形成全民族统一的信仰和系列的祭祀活动。本主意为“本境福主”，是每个村社的保护神。白族本主祭祀仪式作为一种象征体系，体现着白族文化的多元特征，具体体现在：一是本主神多。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本主，不尽相同。也有一个本主庙供奉几个本主神的情况。二是白族本主神系非常复杂，有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王崇拜和外来神佛崇拜等内容，构成了“儒、道、佛、巫、本”多教合一的信仰体系。三是本主既有本民族英雄，也有其他民族的历史人物。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信仰，其开放性铸造了白族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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