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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大家族和财团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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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族民间，婚姻关系一经缔结，两个家庭、家族就从此紧密联系，以姻亲为纽带的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互助及生产协作日益加深。生产协作是姻亲之间临时的、零星的人力互换或牛力互换，如在建盖房屋、农忙时节、与外人纷争等大小事务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这种经济互助及生产协作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出力相助的成员，会受到族人的谴责和孤立。经济互助是姻亲家族成员内部的赈济，当遇有红白喜事，须根据家庭经济、亲疏关系，按常规礼节来往；如遇到老病残疾孤寡等特殊事故发生困难时，在经济上进行互助。所以对于双方家庭来说，父母早早为儿女定下一门“娃娃亲”，目的是尽快与另一个经济条件较好或条件相当的家庭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这样就可以明确确立、加强两个家庭之间的稳定联系，人多势众，起到提高自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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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界，喜洲商帮“四大家”即“董、严、杨、尹”四姓，与“八中家”之间不仅有经济来往，而且有紧密的亲族、亲属关系。从喜洲商帮的四大家来看，严家与杨家的主要号主严子珍与杨鸿春之间不仅是永昌祥早期的合伙人，而且还是儿女亲家；董家与尹家是甥舅关系，董澄农曾给予尹家资金援助。在主要商号的高级雇员中，普遍存在着血缘地缘关系的重叠。曾先后担任“四大家”之一严家永昌祥、“八中家”之一杨家“成昌号”的信账先生，杨一泉是杨家的女婿。“八中家”之一“成昌号”的杨显成，曾任“永昌祥”下关经理，与四大家杨克成是族兄弟，杨炽东之女是他的侄媳。“复顺和”的尹卓廷娶杨达成（地主）妹为妻，“永昌祥”严宝成之女系其媳妇，与尹辅成是族兄弟；尹佑廷娶杨炽东妹为妻。“光明号”杨品相任“鸿兴源”丽江、上海经理，“鸿兴源”杨鸿春之妹是其母。“源慎昌”杨用勋是“锡庆祥”昆明号经理，他的姐姐嫁给董澄农为妻子，与“鸿兴源”是家族关系，“鸿兴源”通过他与“锡庆祥”存有联系。赵应庚是“四大家”之一“鸿兴源”的老股东，他的妻子是“鸿兴源”杨鸿春的姐姐。从喜洲商帮大商号提携、扶持小商号起家的众多例子不难看出，这种帮扶往往发生在同姓同宗内部，或是有姻亲关系的商号号主之间。喜洲商帮借助宗族势力经商，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喜洲商帮的商号中也不乏通过熟人、亲戚关系建立的雇佣关系，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人际关系与宗族血缘结合，既使家族、宗族内部关系更加紧密，也是大理商号发展的坚实保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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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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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共同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运用象征符号，创造了本民族独特而相对稳定的文化，同时塑造了民族自身，表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团体的性格特征。对本民族共有身份、形象及风俗习惯等在内的文化持有强烈认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白族人民在婚俗活动中通过本民族民间文化的集中展演强化民族文化认知，生成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强化了民族认同，并有效地填补了代际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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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品格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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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品格是民族发展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财富，是人的良好意愿和人的尊严方面的财富。爱默生说过，品格是通过个性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秩序。它极尽所能地展现出人类最美好的天性。高尚的品格能够为民族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也是民族屹立不倒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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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品格通常与时推移，荀子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12]强调人的品质由各种具体环境所塑造，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即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会经过人们理解、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古代礼学家认为，“礼义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禽兽、脱离自然状态的根本标志”。“为了使人成其为人，就要借助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和克制人性中野蛮、卑劣的成分，通过教化使人具有文明、高尚的品行。”通过礼仪教育使民众由恶向善，[13]民族、国家发展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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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德行善的礼仪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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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白族先民是北方氐羌游牧民族，既剽悍又尚武。据史料记载，南诏军队每攻占一地，都会肆意掳掠。《新唐书·南蛮传》也称白族“喜相仇怨”。唐贞观末年，唐将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记载，当时洱海地区的白蛮十分剽悍好斗，如果有家人被杀，“其家即报复，力不能敌，则招其部落举兵相攻，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14]而自元朝开始，对白族的表述则多用“人皆善良”、“杀心差少”之类词汇，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民族性格是如何改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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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诏大理国历史上，白族曾全民信佛，这极大地影响了白族人的文化观念、民族心理及行为。南诏晚期，统治者要求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掂素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口。从此，佛教礼仪逐渐成为白族生活习俗的一部分。从唐代到明代的500多年间，大理的佛教信仰一天盛似一天，“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年手不释珠。一岁之中，斋戒几斗”。道教思想也广泛渗透在白族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情感之中。“其剽悍之俗开始发生变化”，从尚武逐渐转向尚文的社会风气。[15]点滴行为、想法和感觉的改变，新的秉性、习惯的积淀，对白族日常生活行为举止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民族性格、行为习惯。在白族人民之间即使有纷争冲突，也很少使用武力。所以在西南少数民族之中，白族比较温和的性格非常突出，白族男子也逐渐改变了佩带刀或剑的习惯。有钱的乡绅可以不建住房，要把钱财施舍给穷人或捐建佛寺，即使是凶恶的土司官也“遇佛无不顶礼，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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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云南大力推行汉文化，使儒家的重德修身、道家的修道积德、佛家的去恶从善，逐渐成为白族人民生活的法则。虔诚的信仰，逐渐形成了白族尊重高远目标、高尚动机、纯洁思想的民族特征，真善美的信念成为白族精神而世代相传，成为个人、家庭乃至民族福祉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反对暴力、崇尚和平的思想本质，使原来桀骜成性的白族，被安定和谐的精神生活所感化，逐渐趋向明事理、树道德、施德化，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达到社会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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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还较低下时，无法解释和改变各种自然、生理、社会问题，人们自身的防御和抗病能力较弱，人生社会角色的调适与转换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于是为了保障种的繁衍和人生的顺利，规避自然的灾厄和社会的打击，白族先民通过各式仪礼敬天避鬼，祈求子嗣，去病消灾，逐渐形成了包括结婚仪礼在内的各种祭拜习俗。在传统社会由于制度和科技的落后，所以非常注意各种人生仪礼的特有祭拜传统。白族致力于投资民族品格的培养，在生活中尊重美德和善行这些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其他民族的尊敬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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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容感恩的民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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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本主的崇拜成为白族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作为白族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和公共秩序的象征，神圣的活动使白族社会生活秩序化、固定化并绵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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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崇拜虽然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的教义教规，但已经形成全民族统一的信仰和系列的祭祀活动。本主意为“本境福主”，是每个村社的保护神。白族本主祭祀仪式作为一种象征体系，体现着白族文化的多元特征，具体体现在：一是本主神多。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本主，不尽相同。也有一个本主庙供奉几个本主神的情况。二是白族本主神系非常复杂，有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王崇拜和外来神佛崇拜等内容，构成了“儒、道、佛、巫、本”多教合一的信仰体系。三是本主既有本民族英雄，也有其他民族的历史人物。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信仰，其开放性铸造了白族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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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对本主的信仰，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对幸福和欢乐的信念、对世间真善美的赞美。这种信仰不仅塑造着白族人民勇敢、自信、勤劳、开放的民族性格，也通过婚嫁时的各种口头传承、文化表演形式和实物相融，展现出白族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用生活中最高尚的传统和天性充实着人们的心灵，使生物学意义上的男女结合富有了神性，使祭拜者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并增强精神动力。在白族民间婚俗文化的熔炉里，白族青年天然的可塑性，使他们经过白族先辈有意识地调教，通过模仿、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不仅提升了年轻人的生活目标与道德追求，也为后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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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白族传统社会基本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意识。尽管各村落祭拜的本主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是有恩于民、降福于民的人、神、物。正如徐嘉瑞所说：“本主庙之神，祀有功德于民者，正《祭法》所云：‘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以能太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6]白族本主都有传说故事。故事中的本主既有神的智慧和力量，也有人的喜怒哀乐，是白族人民的道德和理想楷模。本主故事都曲折生动，富含劝人行善、正直大义的道德意义。白族人民都相信本主能保佑子民逢凶化吉，实现美好愿望。所以在人生重要的婚礼仪式上，男女当事人都要按规定对本主进行跪拜，祈祷婚姻幸福和生活美满。白族注重对身边人的感恩，也贯穿在婚俗活动中，如对媒人非常尊重，有“先拜媒人，后拜母舅”、“三代不忘媒”之说。在婚宴中媒人始终都是吃独席，分量与其他客人餐桌的一致，有的甚至是双份，以表谢意。在凤羽，新娘迎出门外后，新姑爷还要专门返回给丈母娘磕头拜别，意为“回马谢亲”。拜堂完毕，新郎在陪郎的带领下向厨房、饭房、茶房、账房及所有帮忙者作揖答谢。客人送礼表示祝贺，主人家要“回礼”。礼尚往来是白族“不能还人空碗”的感恩思想的表现。这种代代相传的婚俗仪式，不断熏陶、感染人们的内心，培养民族道德情感，确立对道德价值的自觉判断，并积淀、内化为自身素质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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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婚俗以各种外显的仪式活动体现和延续白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成为一种有形的教育载体，潜移默化地启迪着人们对自然、生命、物质、生活的思考，打造了包容、感恩、善良的民族情怀，牵引出白族社会生活的和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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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道德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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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在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而又潜隐不露的一种文化规范，与婚姻道德和婚姻法一样，具有规范人类婚姻行为的社会功能。不同的是婚俗文化通过隆重的仪式宣示民族价值意识，以庄严的典礼彰显道德标准，以肃穆权威的礼仪途径，靠舆论群体压力、宗教势力、民族心理等社会因素来约束人们的婚姻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公认的社会模式，它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规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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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俭平安多子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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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看法，集中反映人的价值观。幸福作为人的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白族传统婚俗通过各种仪式，将勤劳致富、平安是福、长寿之福、多子多福的观念，融入群体的价值追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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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较早从事稻作生产的民族之一，白族先民在长期艰苦的劳作过程中，养成了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道德风尚，总结出了无数的家法族规，强调治家要以勤俭为先，“诫虚荣奢侈”。白族谚语：“虎骨酒是泡出来的，好日子是苦出来的”，“最粗壮的菜粪最多，最幸福的人工作最忙”，反映了白族人的幸福观。白族不以酒醉饭饱为满足，所以在白族婚庆上，无论兴致多高，或有多大的冲突，很少有酗酒、斗殴事件发生。同时讲求居处的舒适整洁，白族新婚夫妇要早起清扫庭院、挑水做饭或上街买鱼做饭等带有象征性的劳动，就是教育新婚夫妇需勤劳、脚踏实地才能使家业兴旺，让新人懂得天道酬勤，不能游手好闲、懒散怠惰的道理。只有勤劳节俭、积极上进的人，才对他人、社会有用，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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