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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婚礼通过烦琐的仪式，为建构和谐的家庭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家庭环境包括家庭居住环境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环境。按照白族传统婚俗，新婚第二天，新婚夫妇就要早起清扫庭院、挑满水缸。这一仪式传递给新婚夫妇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劳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二人要合理分工，共同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以营造舒适清洁、和谐幸福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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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大理白族城乡生活基础设施改善，自来水管进入家庭，不再需要挑水。而清洁卫生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不高，于是这一仪式中男子的家务活——担水只是象征性地进行，而女子清洁卫生的家务却随着白族家居庭院的扩大、房屋的增多有增无减。仪式中男女双方实际承担的家务劳动发生了苦乐不均的变迁，这也是当代白族现实家庭生活中家务分工义务承担不均的表现。在白族乡村，年轻男性外出打工，要么早出晚归，要么远离家人。女性由于怀孕、生育、赡养老人等原因，常年留守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在白族家庭里占据着主要位置。在白族乡村，女性生育的经济成本包括孕育期间不能从事生产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减少、生育费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养育及家务等，仍然由女性负担，社会关注度不足。如个案17，由于白族乡村女性滞留于以家庭为中心的狭窄交往圈，所获得的发展机会和资源相对于男性少，客观上拉开了男女的发展差距，反过来又影响女性机会和资源的获得，这样就形成了女性发展的劣势积累，因循固化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女性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而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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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男性基本都表示“家务劳动谁有时间谁就干”，但实际生活中对妻子传统角色的期望，与传统家庭相比，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女性则用“凭什么”来表示对现状的不满，但感觉要改变很难。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白族男性拥有家庭财产继承权的同时，也是老人的主要经济承担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又习惯性地把女性——儿媳而非儿子作为家庭照顾者。而女婿在家庭中，基本没有被寄予家庭照顾者的期望，表现出家庭照顾角色的性别差异也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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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理白族婚俗的最大变迁就是社会主导的婚姻价值观占据主要地位。结婚目的从生存的需要逐渐转移到了生活和爱的需要，择偶标准不断地从阶层相当、重门第的物质层面向打破门第观念、重人内在素养的层面过渡，恋爱方式也逐渐从父母包办、亲友介绍向自由恋爱转变，有了更大的自主性，白族婚龄随着国家法定婚龄的提高而逐渐后移，晚婚优育成为新时尚，婚事去繁就简的观念对白族婚俗的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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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程序文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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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白族缔结婚约要按照说媒、订婚、置办彩礼、嫁妆、举办婚礼的顺序进行，目的在于使婚姻的缔结合乎社会规范，以维护当事人权益。当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性变迁后，社会规范也有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白族传统婚俗的大多数程序在延续中都有所变化，新增程序也逐渐得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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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延续中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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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道德要求下，传统白族婚姻的缔结中，媒人是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议婚、订婚到完婚的全过程，都由媒人全权操持，缺少了媒人的参与，婚姻的达成就“名不正，言不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否定，包办婚姻从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减少，白族订婚习俗中，媒人的地位和意义也随之改变。无论当事人双方事前是否已经认识，媒婆提亲只是男方及家人向女方及家人传递其恋爱意向，创造一个双方进一步认识和相处的条件。媒婆提亲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道德意义，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作为双方进一步交往的手段”[16]，媒婆虽然仍是婚姻的介绍人，却仅是两亲家关于婚事操办具体事宜的中间协调人。其意义在于可以避免双方当面沟通发生不愉快或不必要的尴尬，影响以后亲家之间的关系。如个案6，这个案例当事人双方都是白族，但因不同地方的白族婚俗在礼金的多少、来客的规矩等方面有差异，险些因媒人的缘故而使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平添几分疑窦。由此不难看出今天媒人的协调功能远远大于伦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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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婚礼举行的过程中，一些仪式的删减主要也在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一般父母等长辈不在场时，许多程序就会被年轻人酌情简化，“怕麻烦”、“轻松些”是年轻人的共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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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旧婚仪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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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制度确立，除旧布新是一个日渐积累、沉淀的过程。传统习俗往往与新习俗并驾齐驱、共同发生作用，其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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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订婚与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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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传统的礼仪婚是聘娶婚，它以男方父母交付女方父母一定数量的聘礼、聘金为成婚的必要条件。“聘则为妻”、“无币不相见”是大理白族传统婚姻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传统婚姻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仪式。所以直到国民党时期的政府旧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聘礼才合法有效。订婚、彩礼从最初的礼仪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礼法并用，订婚、彩礼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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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婚姻法》没有就婚约问题做出规定。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及解答》中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任何包办强迫的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1953年3月19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再次指出：“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但别人不得强迫包办。”1980年《婚姻法》包括2001年修正案遵循了1950年《婚姻法》的立法体例，也未对婚约的效力问题做出规定。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订立婚约并无法律强制力约束，不是婚姻的必经程序，仅具有道德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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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彻底否定了买卖婚姻。彩礼在白族婚俗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不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尽管如此，白族民间依然延续这种习惯。赠送彩礼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礼物交换形式。在彩礼运作的过程中，彩礼在什么时间交付女方以及分几次交付，都有具体的安排。彩礼的减免或延期交付，彩礼的折算与增加，彩礼与嫁妆的关系以及彩礼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中的差异等，仍是白族谈婚论嫁的主要内容。彩礼运作规则的松动折射出了当代大理白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分层的状况都有所变迁（参见个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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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的社会认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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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可的婚姻成立和生效是一种对当事人亲密关系的认可和保护。领取结婚证就是获得法律的认可，说明由婚姻缔结而带来的一切义务、责任和权利也相应地得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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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法》实施以前，大理白族结婚的社会认可形式就是举行婚礼。只要举行婚礼，婚姻就能够得到传统社会的认可、家族势力的强制力和舆论道德的维护。随着新中国成立，传统的家族势力受到遏制，这种传统的认可方式对婚姻当事人的实际权利维护，局限性就开始显现。随着《婚姻法》的颁布实行，大理白族接受这一新仪式是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传统的力量和影响是巨大的。调查中改革开放前结婚者大多数认同“领取结婚证书”的选项的同时也选择“举办婚宴”（附录表3.11所列选择“举办婚宴”仅是单选此项的）。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明显好转。由此不难发现，婚姻关系的缔结，白族在心理上对长期传统社会形成的仪式婚俗的认同度，高于对法律的认同。直到21世纪的今天，白族对合法婚姻的认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仪式”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依据一纸结婚证书来确定。白族婚姻行为同时受到礼俗和法律这两种规范的调整和约束。如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到大理市民政局登记结婚的人有167对，其中农村白族54对，白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46人。[17]而笔者在下庄村的访谈中问这一天是否有人成亲，结果都是摇头，回答都是：“（选择在奥运会开幕日结婚）那是城里人的事。”由此可见大理白族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对结婚形式双重认同的民族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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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增程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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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办法》规定对申请结婚的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婚前检查的，应到医院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并提交医院检查证明。婚前检查是为即将步入结婚圣殿的情侣提供的一种健康检查，通过婚检可以了解结婚前男女双方的健康状况，并且可以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或疾病，包括：有无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发育异常、慢性病、传染病、性病、遗传病等。这对维护婚姻双方的知情权、对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帮助。1994年10月27日颁布的《母婴保健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2003年8月8日颁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在结婚登记时，不再查验婚前体检证明，取消强制婚检。但按照法理，《母婴保健法》是法律，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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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认为结婚前有必要做婚检吗？”的选项中，改革开放前结婚的人群中，选择“完全有必要”的比重，占被调查人群的10％—41％，选择“有必要”的占35.29％—72.73％，选择“没必要”、“无所谓”、“根本没必要”的分别为11％—15％、9％—11.76％、0％—9.09％。改革开放后选择“完全有必要”的比重稳定在32％—41％，选择“有必要”的占36.36％—50.39％，呈逐渐上升趋势。选择“没必要”、“无所谓”、“根本没必要”的呈明显下降趋势，分别占被调查人群的1.47％—11.36％、5.88％—11.36％、0％—3.88％（见附录表3.12）。这表明随着社会进步，白族对生殖健康的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也有一些白族依然认为“我们过去未做体检，生下来的孩子还不是健健康康的”，而青年人则往往嫌做全套检查麻烦，心存侥幸，生殖健康风险意识还不太强，说明新婚俗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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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白族传统婚俗程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与继承，只是在一些仪式的内容、组成上有所改变，隐藏在其后的传统婚姻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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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礼仪文化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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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容。婚礼的主题就是创造隆重、热闹、喜庆、吉祥的气氛，为此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时有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新的社会环境下，民族的经济状况、需求层次、价值取向等的变化。为了较为客观地反映和探究当代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本书试图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探寻当代大理白族婚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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